墨家是中国极具特色的一家，墨子是历史上唯一一位农民出身的哲学家、思想家和科学家，“天下之学，不归杨，则归墨”，可见墨学在那个时代影响之大。奥秘就在于墨家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
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子理想的社会境界，也是墨子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他以为同为人类，皆宜兼而爱之，不应有亲疏远近之差别。主张自食其力、各尽所能、机会均等、互利互爱。为此墨子还自称兼士，称儒家的爱人为别士。
墨子说：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诸侯相爱，就不战争；大夫相爱，就不掠夺；人与人相爱，就不残害。君臣相爱，就君惠臣忠；父子相爱，就父慈子孝；兄弟相爱，就融洽协调。如果“天下之人皆相爱”呢？那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
为了实现这样一个理想社会，墨子提出了尚贤、禁欲和非攻三个基本措施。他的“非攻”思想，体现了当时人们反对侵略战争的意向。“非乐”、“节用”、“节葬”等主张，是对当时权贵“繁饰礼乐”和奢侈享乐生活的抗议。提出“尚贤”、“尚同”的政治主张，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反对贵族的世袭制和儒家的亲亲尊尊，试图用上说下教的方法，“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老者得息，乱则得治”。
“墨子悲丝染，杨朱泣歧路”，墨子看见人家染丝而悲泣，因为蚕丝可任意染成各种颜色，比喻人的品性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而改变。杨朱某次外出，遇上一条岔路，或许是一时不能决定走哪条路，或许是联想起人生的歧路，竟哭了起来。
墨子是“天下为公”的人，更有着“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实践精神。一是广收弟子，积极宣传自己的学说；二是不遗余力地反对兼并战争。墨子出身贫寒，成了名人后，也没有住豪宅，没有当大官，没有为自己捞好处。他始终都和学生们混在一起，过几十年如一日的穷日子，并自称“贱人”。
在他的带领和影响下，墨者成为一群特立独行的侠客，平时自食其力，急时行侠仗义。《淮南子》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墨家军大多来自社会下层，平日里短衣草鞋，参加劳动，以吃苦为高尚事。
孟子对杨朱和墨子作了比较：“杨子主张的是‘为我’，即使拔他身上一根汗毛，能使天下人得利，他也是不干的，而墨子主张‘兼爱’，只要对天下人有利，即使自己磨光了头顶，走破了脚板，他也是甘心情愿的。” 《淮南子》评价说：“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非以贪禄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万民之害”。
“墨子真算千古的大实行家，不惟在中国无人能比，求诸全世界也是少见。古今中外哲人中，同情心之厚，义务观念之强，牺牲精神之富，基督而外，墨子而已。”梁启超先生给予墨子如此高度的评价。
“墨子是中国的科学圣人”（任继愈语），是历史上唯一一位农民出身的哲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和社会活动家，在数学、物理学、光学及制造舟、车等方面均有重大发现和贡献，代表了中国文明史的一个高度。
毛泽东高度评价“墨子是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是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陈伯达在1939年写成《墨子哲学思想》一书，毛泽东以略见欣喜和肯定的语气对陈说：“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
墨子这位哲学家很像上两个世纪西方和中国同时重新发现的某种东西，一方面，墨子鼓吹尚同、兼爱，让西方一些学者包括传教士非常震惊，因为它产生在公元前四世纪；另一方面，中国将这种对人类的爱认作是西方类型的社会主义之清晰的早期形式。同时，他们也很惊讶地在墨子的著作中，找到正是带给西方权力和进步的那种科学—逻辑和技术—之萌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儒教在墨家身上的胜利，似乎就导致中国放弃了那条也许会带她比西方早许多时候走入现代世界的道路。（鲍吾刚《中国人的幸福观》）
墨子及墨家思想在当代中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大上主张不易为普通百姓所接受，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则成为现代许多人的共识，互惠互利其实就是墨子两千多年前提出的“交相利”啊！同样，现代人认可的互爱互助，也与墨子的“兼相爱”相似相通。而“尚贤”“尚同”“非攻”的主张，对于现在的领导们有一定的参考意义，“节用”“节葬”的主张则对人们的生活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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