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注定是这个民族耻辱的日子。
没落的八旗军抵挡不住联军进攻的步伐，他们自恃有先进的武器，气势汹汹，一直打算要给这个骄傲的民族一个狠狠的教训。于是，从海上登陆，野蛮的八国联军一直从天津打到了京城，紫禁城的大门枪炮轰开。
帝国的君臣心里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虽然类似的事件不是第一次，但是统治中心的沦陷倒也是首次。很清楚，议和赔款割地在所难免，可是派谁去谈判呢？
只能派权臣李鸿章去，他是最有经验的议和大臣，清廷之前这样的事情几乎都是他出面的，所以他也是最能代表朝廷的合适人选。晚节已经不保，更为千夫所指，即使万般无奈，晚年的李鸿章也只能顶着压力前往敌军的驻地。他想到了之后的耻辱，想到了日后可能臭名昭著，可又能怎么样呢？反正也是黄土埋到脖子的人，只是他恐怕没想到自己的生命会这么快终结。
谈判中，他据理力争，坚决反对八国把慈禧作为首恶惩处，他明白慈禧如果死了，这意味着什么，他厉声告诉所有联军首领处死慈禧，义和团会反抗到底，他们最终也不会得到多大的实惠。虽然是把老骨头，他也用尽了最后的力气 ，争的面红耳赤，最终签订了《辛丑条约》，那一刻他被所有人都视为“国贼”，而他不久之后也终于结束了疲倦的一生。
他或许不会想到，后人会如此评价他，更想不到人们对他最深的印象是三个字：卖国贼。历史何其的相似，从古至今替罪羔羊永远是奴才，统治者的无能也最先会被投射到臣子身上，君臣关系中臣子始终处于弱势的一方，“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观念深入官场人心。无论是赵高还是秦桧，大奸大恶之人，臭名到现在，但统治者的无能又会有多少人去追究。说到这里，我是觉得赵高、秦桧之辈是远不能和李鸿章相比的。前者是自恶大于他恶，后者则是他恶大于自恶，李鸿章是有才能的晚清权臣，他的悲哀多是被时代所误。这些都是中国封建帝制社会的局限，单凭一人之力又怎能力挽狂澜，况且这样的人不止他一人。
从早年被曾国藩提拔入仕到创建淮军剿灭太平天国，从开办洋务运动再到创立北洋水师，一路似乎在官场顺风顺水，开挂到爆 ，但实则不是。身在官场，宦海沉浮的道理很多人都懂，为官前期，他创建淮军镇压太平军，开始经营自己的政治、军事力量，后来清廷忌惮李的淮军势力，想尽办法压制，但李凭借自己的政治权谋，最终还是保留了一些力量。他通权达变、审时度势的能力一流，使他在晚晴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既能做事，又能自保。在洋务运动开展中，面对保守派的重重阻挠，他既做到了不过分触及顽固派的利益，又做到了开展近代民族工商业、改革军事，实为不易。
曾国藩对于李鸿章就有高度评价：“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资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其能力不一般，只是身处一个腐朽的时代，他能做的只是尽力去维护现有的统治不崩塌，面对五千年未有的变故，他在其中即使想有一番做为，也无力改变走向没落的王朝，最多也只能帮其多苟延残喘一些时日。
李鸿章被声名所累，被指责卖国贼也是在他当官的后期。从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到创立北洋水师，他光辉的政治生涯恐怕是后者，北洋水师是洋务运动的产物，也在当时被视为亚洲第一海军。不过随着1895年甲午海战的失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对他确是极大的打击。面对种种指责，他痛心疾首，但是北洋水师失败的主要责任不在于他，在朝廷。
面对列强的侵略，国家面临覆灭的危险，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认识不到其中问题的严重性，她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和新建三海工程，是晚晴腐朽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这就使得北洋水师的现代化发展受到巨大制约，所以无论其人员训练还是武器配备，军费上是明显不够的。李鸿章就算想大力发展海军，也会由于种种原因受到掣肘。而后赴日谈判，签订《马关条约》，更是被国人所指责，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是在执行统治者的意志，这个时候李只能充当炮灰而已。
维新变法失败后，慈禧大肆搜捕维新派领袖，李鸿章同情维新变法，暗中保护个别“新党”人士，从中不难看出其的开明之处。身处一个巨变的时代，他对时局具有敏锐的判断力，所以面对维新变法，他没有公开支持，但也没有极力反对。
维新变法的失败使清帝国失去了最后一次挽救自我的机会，富国强兵的梦想终成泡影，也使清廷的帝国命运走到了世纪的拐点。八国联军侵华让清廷的腐朽暴露无遗，结果是《辛丑条约》的签订，这次让国人对李鸿章的行径更是悲愤欲绝，也似乎坐实了他卖国的嘴脸，但其中的是非曲直只有自己清楚。作为传统的一个士大夫官僚，他心中是把维护朝廷的统治放在首位的，而后才能顾及自己的声誉。
就像是明朝的崇祯皇帝，即使自己勤政爱民，除掉了魏忠贤，但还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也难以挽救处于末路的明朝廷。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迅速崛起，愚蠢的统治者看不到其中的政治危机，依旧以天朝上国自居，甚至在后来兵临城下也不吸取教训，所以王朝覆灭的危险在所难免。而李鸿章在其中所扮演的只是一个开明的卫道士而已，即使再厉害，也难以扭转时局。而且和其他人一样，深受儒家“忠君爱国”的观念影响，他只能尽力而为，绝不会因为统治者的腐败而叛君叛国。这是时代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再先进的挂念也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
所以李鸿章不是卖国贼，最多是一个巨变时代的王朝陪葬品，不能一味否定他本人，只有身处那个时代的人最能理解他当时的处境，理解他的所做所为。
宽以待人，更要宽以待史，客观全面的评价分析历史人物和事件，绝不能以己之私去固化、标榜他人，这样才能真正了解其中的是非曲直，达到“以史为镜”的效果。
2017/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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