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又一则的网络舆情趋势惊人一致的爆点事件发生，其一致性，不仅在网络上民众的态度、观点大体相似，处于网络舆情对立面的主体处境和处理方式都是如出一辙，或许在大学看来是相当平常的处理程序，却引发了民众乃至党中央媒体的不断质疑和关注。
一方面是超出我们日常理解范畴、价值认同观念的恶性事件，一方面则是无形却有效的保护机制，两者产生的碰撞引发一层接一层的负面联想，极为严重的破坏着社会公信力的构建和执政行政的环境氛围。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当下的矛盾？是什么推动了我们与大学之间不可调和的分歧？是什么让千夫所指之人在大学如鱼得水，逍遥自在？凡事有怪必为妖，而即便是妖怪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我们必要的用知识的“火眼金睛”扫出其存在的合理性，才能必然的将躲在后面的妖怪打出原型。
事件回顾
一：武汉理工事件
2018年3月26日，武汉理工大学在读研究生陶崇园坠楼身亡。随后其家人在网上控诉其导师王攀占用陶崇园大量个人时间给他做私人家务：上门洗衣、买饭送户，甚至要求陶崇园称呼他为“爸爸”。
随即网络上出现大量嘲讽、痛斥王攀私人压迫行径及疑似逼迫学生自杀的罪状，而后多家权威媒体跟踪报道，引发广泛的社会性关注和指责。
2018年3月31日，在一份署名为王攀的声明中，他将要求陶崇园称呼“爸爸”等的行为解释为“我们之间的独特语言系统”。王攀自称这是借鉴了“我国古代的入室弟子模式和英国剑桥的本科生导师制”。
两人“长期采取晚上面对面30分钟以上的交流制”。之所以最后会变成“做家务”，王攀称这是为了方便陶崇园向家人解释
2018年4月8日，武汉理工大学相关工作人员证实，3月26日，该校一在读研究生陶某在校内坠楼身亡。公安机关调查结论为高坠死亡，排除他杀。事件发生后，学校已停止王攀的研究生招生资格，下一步将根据调查事实、按照相关程序、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二：北大、南大、上海师大“沈阳事件”
2018年4月5日，豆瓣上一篇题为《现南京大学文学语言学系主任、长江学者沈阳教授，女生高岩的死真的与你无关吗？》的文章刷爆网络。文章作者李悠悠实名举报前北大中文系教授、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沈阳在20年前曾经性侵北大中文系95级本科生高岩，并污蔑高岩患有精神病，致使其自杀身亡。
同日下午，沈阳就被举报曾性侵女生，并导致后者自杀一事，回应称，举报文章中指责均为“恶意诽谤”，“保留控告的权利”。
2018年4月6日，北京大学官方回应，称立即复核情况，依法依规开展工作。同日，南京大学校方回应称，南京大学有关部门对此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门工作组对此事件进行研判，密切关注该事件的进展。
三：中（0）大“张（）鹏骚扰”事件
7月8日，《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一文热传。
该网文中，五名女性举报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青年长江学者张（）鹏从2011年至2017年持续骚扰女学生及女教师。根据报道，五名女性已于两个月前向学校实名举报。引起广泛热议。
大学的封闭
上述事件所暴露出的问题其实不过是冰山一角，就所闻而言，身边亦有类似的处于灰色地带的风传，就所不闻而言，一些在网上没有引起大规模关注的揭露也比比皆是，如关于河南大学教授、诗人肖开愚性骚扰、性侵女学生的说明一文。
而上述三起事件则充分体现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的体制不可避免的要暴露出三大问题，即剥削、性侵与熟人引荐制。
什么是独立的体制，简单的讲就是具有三级组织的分工体制，什么是封闭的体制，即内部具有独立体系的职能体制，以大学来讲，首先有学生——学生会——团委——党委——校领导这样的垂直分工体制，其次则有各院系、各部门、各研究所等功能明确的横向职能体制，这两种体制的组合效应就是使得每个大学构成一个足以独立运行、内部活动的社群交往、监督、组织、生产（学习和科研）、产出（考核）、配偶、情感支持和价值认同等一系列人类基础性活动的满足体系。
所以我们常听到的是“某大人”，校友也成为极为紧密的一种侧身与地缘、亲缘之间的亲近要素。而封闭的负面影响则是体制包庇的利益共同体和体制腐败的攻守同盟。
这种利益共同体与攻守同盟的背后逻辑是什么，我们不妨以部落比喻，假如每个大学是一个独立的部落，校徽是他们的图腾，学生自然是流水的过客，大一到大三的学生是婴儿和未满七岁的儿童，大四的学生则是将要踏入坟墓的尸体，所以这一类是被认为没什么资格参与部落治理的，而真正的主人则是以讲师为群体的部落男女和资深教授为群体的老人以及以校领导为群体的祭祀者、酋长等，日常的学术会议是他们的篝火晚会，是部落之间的联谊手段，大型的学术会议则是图腾崇拜的祭祀仪式，每个部落派出自己的代表。
所以这是一个紧密而互动频繁的小圈子，有些部落青年或部落长者或许自小（大学时代）就相互熟悉，这样，一种建立于独特的内部文明和通行规则的部落联盟及利益共同体就建立起来，而挑战他们利益的是什么呢？自然是来自网络丛林的“野人”，尽管野人数量众多，却无一定的组织和聚集所，主要是以家庭为小规模单位，他们狩猎特点是随意散漫，且经常发生冲突，很少一致的对某一固定据点发起攻击。
但如果野人的孩子无意中误入部落并遭到了部落人的羞辱和压迫，最终丧失了生命，野人从而出于天然的同情与愤慨团结起来围攻某个部落，这时，这个部落面临一种抉择，是将部落肇事者交出去任野人宰割还是由自己内部的规则办事？如果完全按照野人的要求来做，酋长和祭祀等群体就面临着向异类文明屈服的指控，如果不理会野人的围攻，就面临着使部落遭受重大打击的危险。
但酋长和祭祀非常聪明，他们决定派出一支调查组来进行详查，一方面可以拖延事件可能恶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使自身由直接的决策者成为间接的依托于调查结果的决策者，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摆脱了第一责任人的重担当然也继续享受着第一管理者的权力，但似乎没人可以指责他们，因为他们正是按照独立体制的正当程序进行决策的。
接受任务的是部落的精英群体，他们出身较其他部落青年通常要好一些，能力认可度也要高一些，所以有着很强的部落荣誉感，这份荣誉感正是建立在对于野人文明的强烈反感的基础之上，所以他们虽然处于良心的安慰决定对野人孩子的遭遇给予内在的同情，但在理性上则决定利用部落内部规则的权威性来做出一个在他们看来极为正当而在野人看来极为不合人情的调查结果。为什么呢？
首先，这类精英群体年轻有抱负，有着很强的内部晋升期待和渠道，而这一切首先取决于他们对于部落文明的维护和认可，所以野人的要求是被置于部落文明理念之下的，所以无论他们是否认识被指责的部落成员，对其个人是否赞同或批判，总是要先投鼠忌器的，毕竟人们的逻辑总是一锅粥里不能有一颗老鼠屎，所以调查组的天然任务是要表明这个部落成员绝不是老鼠屎，这里面就存在了一种天然的辩护关系的利益共同体逻辑。
其次，这类调查群体，承担了由酋长和祭祀传来的第一责任承担者的风险，因此任何由他们调查所带来的后果都要由他们作为第一责任人承担，而这是他们不敢担当的，且即便他们做出了任何较为强烈的倾向性调查，也会被部落的老人们一直否决。
所以他们采取了最为明智的做法，做出一份原则上不承认部落肇事者为老鼠屎，而内容上则肯定确有疑似行为的报告书，这样他们巧妙地又将第一责任人的重担献给了酋长和祭祀，但我们前面提到这第一责任人的重担酋长和祭祀已经放心的交给这群精英群体了，所以他们绝无义务再行收回，而这“第一责任人”就在这谦虚和和平的推让中尴尬的消失了。
为了避免两者的“苦心”被野人指责为推诿打太极，部落上下就必须建立一种攻守同盟，即全力捍卫这一来之不易的调查结果和最终决策，由此，反倒形成了一张对于肇事者无形保护的包庇罩，尽管他们可能完全不熟悉这个部落里的肇事人员。
知识分子的高傲
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教士、官员三者曾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以儒生的身份活跃在社会上。在近现代的剧烈变革中，随着儒家信仰的价值坍塌，官员的神圣性和儒学的宗教性都被分解抛弃，留下的则是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可以说，在中国有史以来的三千多年里，一直享有尊崇地位的不是首脑、官员或者教士，而只是知识分子。
但知识分子作为一独立的职业群体出现则是现代文明的产品，活跃在部落内部的知识分子称为学者，活跃在社会丛林里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公知。尽管中国的新旧文明史似乎是出现了某种断裂，但知识分子的荣耀却得以持续的保持，尽管在六七十年代有些坎坷，这一共识也是每个知识分子的痛处。
所以，一支如此安逸尊贵的群体没有任何理由不以高傲来装饰。
其积极的一面就是知识分子的狂与谦，无论是狂的风骨还是谦的淡泊，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遍，其背后的逻辑是知识分子天生的的与众不同导致他们厌恶平凡、普通，但他们的学识和功底又注定他们必然是平凡和普通的，所以他们一定要在强调自己安于无名、无权、无财的同时尽情炫耀自己的才知，或者通过狂来表现自己的超凡脱俗，或通过谦来表现自己的深藏不露。
在消极的一面，则是知识分子的对自身充分的谅解，这种谅解包括阴暗面乃至罪行的自我慰藉，或者通过自我主动的解析西方各种形式的忏悔录，或者通过内心的自我安慰。
就此次一系列高校事件而言，我们看到王攀首先指出自己是按照古代的入室传统和英国的学院传统进行教学活动，为自己寻找历史的知识权威，同时将自身的变态情感在语言上改造为亲缘情感，这无疑也是他自身所能够自我安慰的一剂麻醉药，而沈阳事件中当事者的态度则是以自身的人文魅力为荣，毕竟当有人为我而死时，这是我的才知到了怎样的境界啊！
正是这种似知非知、恃才背德的心理扭曲中，知识分子的虚伪性得以充分暴露。因为他们并非极端的例子，正如他们的同事所言，他们平常的表现绝无异类，这不是说他们善于隐藏，而只是这是他们的常态，是他们最为普遍而必然的表现，是知识分子一体两面的阶层价值观的延伸，如同农工的朴实和狡黠的性格，小资产阶级的热爱规则和破坏体制的本能。
所以微博有人感叹，在王攀事件发生时，同事大骂其人，而在同事的朋友沈阳事件发生时，则大骂网友，这不是什么精神分裂，而只是基于圈子关系的利益共同体之上的知识分子本然属性。
所以正是在此大背景下，不仅大学体制弊端一再出现，大学机制一再包庇，至于肇事者本人及其周围皆是一副无所谓、无所感的表现，如沈阳在入职南京大学时报道上讲同事们早就风闻却只是当作茶余饭后的一种谈资罢了。
而若此种行为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任何一个村落，若其人无恶势力存在，他就很难在村中立足，因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道德评判相当于大大小小的审判，所以村落里极少发生此类事件，而大学则能够堂而皇之的发生并成为某种“趣闻”，这与知识分子的自我解脱的深层逻辑脱离不开。
也就是说，官员在有权力时，他就足够有能力为自己的罪行开脱；当歹徒有凶器时，他就有足够的胆量为自己的罪行开脱；而知识分子则最不一般，当他有语言时，即便是让他闭上了嘴，他依然能够在心里为自己开脱。
正是对于语言的技术性修饰和扭曲，使得他们敢于穿着语言的“皇帝的新衣“赤裸的走在被民众嘲讽唏嘘的大街上。
这不仅让我想起了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那会写出几种茴字的孔乙己啊，当他落魄的时候，他只是”拿而不窃“的孔乙己，野人可以嘲笑他，部落成员也会去嘲笑他，但当他是得意的“孔乙己”时，他就成为了学者和公知，而每位合格的“孔乙己”又总要有些阿Q精神才算完满的。
经济基础造就天上王国
如果我们进一步问，是什么造就了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我们就要回到最基本的经验、最简明的事实，他们的经济基础是什么。
凡是生命力的存在和持续都需要相适应的能量，人如此，善如此，恶如此，阶层群体也是如此。大学作为一种公共性的社会组织，并非由于自身的力量而存在，或者说并非由于主体的劳动而存在，尽管我们看到大学中持续的产出被诟病为抄袭和废话的学术垃圾，但这产出也并非大学得以存在的前提保证。
农民依靠耕田的劳动保持田地的良好，且以每年的收成为标准；工人的检验时间更为短暂，每个具体工程、工厂生产等都有具体的标准和可靠的测量，商业稍微偏离劳动一些，更注重市场的行情和企业的决策，而非员工的日常工作。
而知识分子所在的大学更为离谱，他们工作与否并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为不像是农民一样，他们的经济长于地下，也不像是工人一样，他们的经济从地上建立，连商业也不像大学一样，毕竟商业的经济还是存在于各种社会分工的沟通和联系之中，大学的经济则是直接从天上掉下来的，即政府的财政拨款。当然这只是一部分“馅饼”，另一部分则是申请的拨款（科研项目）、校友的捐款、流水客（学生）的缴费等，这些依然毫无基础可言。
这种经济基础的构成必然造成心理、态度、价值观、情感观与真正的大众劳动者迥异的现实状态，如果说社会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我们可以讲经济是流通的血液，农工是社会运行的细胞组织，政府是社会的神经网络和五官，执政党是身体的心脏和内功能组织，而军事则是身体的骨骼和肌肉，外交则是身体的肌肤。
那么知识分子所在的大学是什么呢？显然身体上已经没有它的地位，而身体外则存在着一种与之匹配的身份，即寄生组织，这里讲寄生组织并非贬义，而是说我们的身体本身就不是纯粹的，而是复杂的多层次的构造，寄生组织同样担负着重要的身体机能，如清理身体本身不能有效抑制的病菌或传递身体不能有效保留的信息。
但之所以是寄生性质，则在于它们的劳动并不基于任何经济基础的制约，因为他们的经济基础是预设的拨款。当然，知识分子本身不会默认这一事实，而只会将自身群体做一无限的升华，其结果就是大学成为“天上王国”，这也是为什么面对网络舆情的泛滥时校方反应的迟钝和当事者周围的不屑，因为一方面，知识分子自诩为长城内的城邦人民，而将网络民众的观点围攻作为长城外野人的侵犯，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又将自身视为脱离世俗的“上仙”，不屑于凡间的伦理道德。
更严重的是，知识分子的寄生组织性，即依赖于熟人引荐制度，形成学术资源和学术话语上的“师徒山头”，这在研究生界已经是公开的默契，去任何一个大学考研的群里，都会看到一些学生吹嘘自己认得某某圈内大佬，且这些大佬已经公开许诺数年后推荐他到某一名牌学校读研读博，这立马引得众人欢呼雀跃，一霎时羡慕与吹捧齐飞，追逐与耸动共舞，颇有绍兴小酒馆里，大家围着中举的“孔乙己“连连称贺，大声叫嚷”读书人的事自然是拿的“，一下子充满了和谐欢快的气氛。
大学的理发师悖论
在某个城市中有一位理发师，他的广告词是这样写的：“本人的理发技艺十分高超，誉满全城。我将为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我也只给这些人刮脸。我对各位表示热诚欢迎！”来找他刮脸的人络绎不绝，自然都是那些不给自己刮脸的人。
可是，有一天，这位理发师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胡子长了，他本能地抓起了剃刀，你们看他能不能给他自己刮脸呢？如果他不给自己刮脸，他就属于“不给自己刮脸的人”，他就要给自己刮脸，而如果他给自己刮脸呢？他又属于“给自己刮脸的人”，他就不该给自己刮脸。
这就是罗素的理发师悖论，“理发师悖论”是很容易解决的，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修正理发师的规矩，将他自己排除在规矩的决策者之外。
大学作为一个封闭的独立的体制同样面对这一悖论，如果知识分子是文明逻辑的制定者和道德行为的宣扬者，谁来为自己的文明和道德制定规范；如果知识分子为自身制定规范，谁来为社会的公共秩序及其道德逻辑的客观性与一贯性负责。
作为这一悖论的解决方式依然是简单的，即将大学的师德、师范、招生等考核标准纳入国家检察体系的大框架下，建立从中央到省市的垂直监察体系，并凌驾于学校内部的自查自纠的横向检察体制之上。
但最难处理的则是金山观念之下的理发师悖论，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是容易被治理的，但知识分子内心的悖论是永远无法消除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人的自由意志不受外来干涉的绝对性影响，尤其是在西化文明的普遍覆盖下，以思辨的合理替代道德的自律，知识分子最容易滑向的无疑是在社会的丛林里犯罪，在语言的教堂里忏悔，而后在无知者的鲜花和悼念中从天国升入天堂，毕竟戳穿他们把戏的圣贤都已被埋葬在历史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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