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李牧大破十万匈奴（2）

二、骑兵、长城与边郡：

1.燕、赵、秦与东胡，匈奴的接壤情况：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史记*索隐》则补充说：“三国，燕、赵、秦”

依据这两则记载可知，东胡与匈奴与秦、赵、燕，三国在领土上是有接壤的，其中燕、赵所接壤区域占了约四分之三，秦国占了约四分之一，秦、赵、燕三国统治者的施政纲要，又都是要建立自给自足的稳固政权，严格限制商业发展和对外贸易，这些施政纲要是以小农经济为核心的农耕经济带来的必然选择，但是这种政策恰恰与东胡、匈奴这种游牧经济有着根本矛盾的，游牧经济由于自身经济结构的I限制，对基本生活物资有着刚性需求，通过贸易无法得到，那么只能通过暴力手段来满足这种刚性需求，所以东胡与匈奴就会时不时地进入中原抢掠一番！

2.长城：

我国最早修筑长城的是春秋时期的齐国，随后中原各国纷纷予以效仿修筑各自的长城。

时间来到战国时期，为了应对来自东胡、匈奴的直接威胁，秦、赵、燕三国均修筑了各自的长城。

先说赵国，赵国有南、北两条长城，南长城主要是为了防备韩、魏两国，北长城则主要是为了防备东胡，大约在赵武灵王二十至二十六年（公元前306-前300年）修筑。赵国北长城起止《史记*匈奴列传》记述得很详细：“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即东起今河北省蔚县，西经今山西省燕北地区入内蒙古，傍阴山山脉的东段大青山南麓而西，再西北折至阴山西段的狼山内，至乌拉特中旗石兰计乡的两狼山口（高阙）止。

其次是燕国长城，燕国修筑长城就一个目的“拒胡”，经景爱先生考证，燕国长城修筑于燕昭王时期，公元前300年左右，具体地点在今河北省怀来县到辽宁省辽阳县，全长一千多里。

最后是秦长城，修筑在秦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87年），起止地点是从今临洮新添乡杀王坡开始，经陇西、通渭、隆昌，进入宁夏回族自治区，过西吉、马莲一带，折向东北，绕固原县城，又走向东南，经甘肃城阳、孟原等地，最后到达今陕西东北的黄河西岸。秦修建长城完全是为了应对诸戎，防备义渠的反扑，保住开疆拓土的成果。

3.边郡：

秦国在秦昭襄王时期（公元前325年－公元前251年），灭义渠而尽得其地，秦在义渠故地设置陇西、北地两郡。

赵国在赵武灵王时期（约公元前340年—前295年），将林胡、楼烦驱逐出了赵国边境地区，设置了云中、雁门、代郡三郡。

燕国在燕昭王时期（前335年－前279年），在北逐东胡千里后，一口气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

秦、赵、燕三国设置的这些郡，均位于国家边境线左近，承担有重要的国防军事任务，所以我们称这些郡为边郡，是纯粹以军事为中心的郡治。

三个国家几乎在同一时间段内，先后设置了边郡，这就绝对不是用巧合可以解释的了，而是有着深刻内在原因在里面。

4.骑兵、长城与边郡构成的战略防御体系：

不论是秦、赵、燕三国修筑长城还是三国设置边郡，大体上都处于相同的时间段内（秦昭襄王、赵武灵王、燕昭王三人大体上是战国时期同一时间段内的国君）,这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首先，中原国家因为深受农耕文明的影响，对于土地是有着与生俱来地执念的！即便是现在，高楼林立，中国人骨子里还是在憧憬着，什么时候能够在小区内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菜地！更别说在那个生产力低下，提高产量只有扩大种植区这一种方法的战国时期，能够开疆拓土，让更多的生地变成可以种植的熟地，是一种政治正确，是深得全国上下一致拥护的事情！打败蛮夷而获得的土地，是无论如何都要守住的，这既是统治阶级彰显政绩的武功，也是促进民生的文治。所以修建长城，设置边郡是必然的，每一个君主都会如此选择！

其次，农耕文明下的小农经济因为农时的原因，特别需要有稳定的耕作环境。这一特点倒逼统治阶级采取积极的军事措施，从而打造出一个相对稳定的耕作环境。面对来去如风的游牧民族骑兵的骚扰，最直接的就是构筑军事工事，修建新的城池，利用军事工事与城池带来的防御优势，进行积极防御。如果没有长城和城池的依托，那就是消极的防御了，会极大破坏农耕区的稳定环境（消极防御与积极防御的区别：敌人来了，再防御这是消极防御。先把工事修好，时刻防备敌人的袭击这是积极防御）长城与边郡便是这种思想的直接产物。长城为军事防御提供了最好的屏障，城池为居民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安全保障（因为游牧民族骑兵不具备攻城能力，所以躲进城池很大程度上就是代表着安全），有城池，有居民就需要一种组织形式替统治阶级管理这片区域——边郡便应运而生了。

最后，秦、赵、燕三国在大量的实践中发现，能够快速对付袭扰的游牧民族骑兵的，只有骑兵！而中原骑兵与游牧民族骑兵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对于后勤补给的依赖程度上。游牧民族（东胡或者匈奴）骑兵几乎没有后勤补给压力，即便是作战的武器都是捡到什么用什么，唯一依赖后勤的就是羽箭，需要定期补给。马匹喂养上，游牧民族战马都是直接在草原上放养，几乎没有马政这一说。而中原骑兵就不一样了，因为农耕文明下的社会结构不一样，中原骑兵的武器需要补给，马匹需要有专门的力量来负责管理和运转，你指望不上这些中原骑兵可以在没有补给的情况下进行连续作战的！而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修建前进补给基地——显然长城与边郡二者都可以作为补给基地使用！

综上所述，秦、赵、燕三国是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骑兵作为积极防御的主力部队，然后依托长城的军事防备工事和边郡的行政权力保障，共同构建了中原农耕文明下的战略防御体系。

三、赵国与匈奴：

此地图能够清晰的反映林胡、楼烦、匈奴与赵国长城、边郡之间的形势，在李牧破匈奴之前，林胡楼烦都已经被驱逐出去了！

1.没事走一走：

赵国与匈奴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开始就剑拔弩张的！一是因为在赵武灵王时期，匈奴深处内蒙古草原深处，与赵国并不直接接壤。二是当时赵国有两个更为直接的威胁林胡与楼烦。三是赵国当时实际上也是没有多余的精力去经营与匈奴之间的关系。说白了就是散养状态，既不敌对也不亲密。

但是伴随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后，赵武灵王先后破林胡，逼降楼烦，将赵国边境直接扩张到了匈奴势力的边缘地带，于是矛盾便开始了。

匈奴作为游牧民族对中原文明诸多农副产品是有刚性需求的，比如盐、铜（战国时期匈奴尚没有出现对铁的强烈需求）、粮食、生产工具等等，这些都是匈奴一族自己生产不出或者没有的。得到这些东西可以通过贸易或者以物换物，但是贸易的前提是赵国同意。恰恰赵国对待与匈奴通商这件事上是很抵触的！原因也非常简单，在收获林胡、楼烦等地后，赵国已经有了天然的产马区，赵国本身经济结构中就有一部分的畜牧经济带，所以对于牛羊马及相关的畜牧产品是能够做到自给自足的，对于匈奴出产的物品需求量很低，自然赵国就不愿意与匈奴通商。

不通商，贸易交易物品的路子就被堵死了，匈奴人又急需要这些物品来维持生产生活，那么就只能够抢了！匈奴的物资用完了——抢；遭遇雪灾了——抢；遭遇兵祸了(匈奴作为游牧民族，内部是有诸多不同部落的，这些不同部落之间也时常爆发冲突)——抢，总之赵国成为了匈奴的提款机，匈奴部族日子过得稍有不如意，第一个念头就是去赵国边境走一走。

2.有事就失联：

赵国之所以能够成功驱逐林胡与楼烦，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将林胡与楼烦的生产结构破坏了，占其地，毁其牧场，之后伴随赵国军力的进驻，才将林胡与楼烦彻底征服。而对匈奴，赵国就是因为始终没有破坏掉匈奴一族的生产结构，所以即便在边境上偶有斩获，几年时间，匈奴人又可以恢复元气，继续袭扰边境。这个问题不仅仅困扰着赵国，同样困扰着秦国、燕国，不得已秦、赵、燕才一致采取构建长城、设置边郡这样积极防御的策略，来应对匈奴和“北狄”后裔（胡）的袭扰。

而一旦赵国准备集中兵力，整肃边境时，匈奴就会乖乖向草原深处退去。“没事走一走，有事就失联。”这种邻居在侧，导致赵国不得不防，赵国因为匈奴势力的牵扯，在秦国东进的整个过程中，都是双线作战的！一面边防军严防匈奴等游牧民族袭扰，一面以抵抗秦军东进为主，这种双线作战对于国力的消耗是空前的！

后文我们会讲到，即便李牧神勇无敌，大破匈奴十万人，仍然没有解决掉匈奴为祸边境的问题，只是让匈奴一族对于赵国边境忌惮了十几年，随后又继续开始为祸秦、汉两朝的边境。深层的原因便是匈奴一族整个生产结构没有被破坏，稍加修养便可恢复元气。

四、李牧与反间计：

1.李牧其人：

李牧生年不详，据推算当出生于赵武灵王后期（公元前310年—公元前295年之间），他的生平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赵国边境抗击匈奴，第二阶段是参与到赵国政治军事核心中，独立抗秦。最后秦国用反间计，重金贿赂郭开，诬陷李牧佣兵谋反，赵王迁乘其不备，秘密将李牧残杀。

2.反间计与赵国：

不论长平之战，还是后期李牧独自抗秦。赵国总是被秦国的反间计困扰，赵国决策层屡屡出现昏招。长平之战以赵括代替廉颇，末期更是直接将赵国守护神李牧杀害。这些表象下，是有深刻原因的：

一是赵国政变频发。赵国是有政变历史传统的，并且是政变中最为统治者所忌惮的兵变。《史记*赵世家》记载，从赵襄自元年赵氏部族立国，到秦破邯郸赵王迁被虏，赵国十二代中竟然足足有9次兵变。这个数量是非常震撼的，这十二代人中，每一位国君都与兵变有着直接利益关系，强如赵武灵王最后竟然也饿死沙丘，可见赵国兵变之烈。每一位国君都是在兵变中上位的，每一位国君又都最忌惮下属通过兵变上位，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国君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根本不会按下停止键，这种惯性直接导致了赵国国君与统兵大将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统兵大将能力越高，国君反而越为忌惮！

二是赵国在军事制度上是不健全的。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赵国与同时期的秦国相比在军事制度建设上，那是远远落后的。赵国统兵大将权力极大（李牧任职边郡时，郡内军事、人事、财务权力于一身），却没有相应的制度措施，予以限制将军的权力，这是制度上的根本原因。一旦主将撤换，军事实力立马大打折扣，秦国焉有不用计之理！而反观秦国，也有杀害商鞅、白起、吕不韦的事件，可是对于军队的损害非常低，就是因为秦国先进的制度，将个人能力对于军队作战的作用大为削减。秦国武安君白起死后，秦军仍然勇猛如虎，赵国武安君李牧死后，赵军立马一溃千里。

三是秦、赵两国统治者的格局不一样。秦国历代国君以一统天下为己任，心中装的是天下。赵国国君自赵武灵王之后，再无开疆拓土之辈，均是守成之君，甚至是败业之君，格局上仅仅局限于赵国一国，战略上也都是以一切围绕把持住自己国君的权力为中心。二者之间不同的格局，直接导致了秦国需要冲锋陷阵之将，赵国需要稳如泰山之将，并且国土可以丢弃，王权不能旁落。

这三点硬伤，最终导致赵国屡屡被秦国的反间计得逞，与其说是秦国的反间计高明，不如说是赵国国家内部的先天不足，中计是必然！

参考资料：沈长云《赵国史稿》中华书局，2000年11月；

                   景爱《中国长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

                   论文《战国及秦汉长城修建原因浅析》罗庆康；

                  论文《战国、秦汉时期中原防御体系论述》张晋；

                  论文《赵国名将李牧及其军事思想》侯英梅、谢清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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