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词，很容易让人浮想到“宋词”其实词在唐和五代就兴起了，然而，万紫千红一片春则是宋代。宋后也偶有名家，但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气象，主要还是宋代。
五代时的南唐李后主，应是第一个以词成为大家的。李后主的一生可谓阴差阳错。文人气重的李煜，不幸被推为，一个乱世割据的小政权南唐的国主。当时的中原大地已渐露一统之象，而南唐没落势头日趋明显。到李后主时，基本就只能苟延时日了。或许李煜本身也感觉到时日不多，因而得过且过，自放于词酒人生。李后主亡国之前的词大抵是写柔靡的宫廷生活。词风浓艳而消颓，颇有靡靡之音之感。等做了北宋的“臣虏”，忍受着亡国，囚禁和屈辱之痛。词风就显得哀沉刻骨了。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作为亡国之君，有着常人无法体悟的苦痛。那种“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的沉雄哀壮；那种“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恍如隔世；那种“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的眷顾流连；还有那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万愁千恨。这些有着与“望帝春心托杜鹃”异曲同工般的旷世哀音。即使再鄙薄他，不好好治国的铁血之人，也未必不生些哀悯之情。千古亡国之君，不可胜数，然能以哀情美文，感动后人肺腑的，实在不多。更多看到的是一种“乐不思蜀”的滑稽。亡国不亡音，李后主是也！
如果说李后主的词有些浓艳和哀沉。那么晏殊的词风就有点闲淡雅致了。晏殊的词风很容易让我畅想到，王维的那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风格。作为一个太平之世的宰相词人晏殊，可谓仕途惬意。每日家的酒筵歌席，自然是富贵风流。因而，晏殊不是那种牢骚太盛的词人。他既没有李后主的那种哀沉之音，也没有柳永的那种失意的轻狂之言，更不会有辛弃疾的那种忧国伤时的长啸。除了时异势殊之外，更多的是晏殊的个人心境。晏殊的词应该说是士大夫词的典型。词哀而不伤，雅而不俗。晏殊词中，常常流露出“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消魂”，“夕阳西下几时回”的流年易逝之感。也常常带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和“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的风雅情致。同样也能感受到他的“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的刻骨深情。也许有人会说，晏殊的词内容不够深刻。这话也许对，也许不对。作为一个太平之时的高级士大夫，自然没有必要无病呻吟，去学衰世的杜甫，白居易的那样的腔调。可况，诗词风格应多样为好。忧国忧民固然好，伤春悲秋未必不佳。总之，所忌者，为赋新词强说愁而已。
如果晏殊是高级士大夫闲淡雅致的代表，那么柳永就是底层失意文人牢骚满腹的代表。柳永可不像晏殊那样轻裘肥马的做着高官。这位狂傲的失意文人，科场一直不顺。他流连在柳巷花丛，写着淫词艳曲，轻浮浪子之名举世皆知。以至于柳永去见时为宰相的晏殊，晏殊就嘲笑了柳浪子的一句“针线闲拈伴伊坐”，打发他走了。宋仁宗更为火大，直接让这位柳相公:且填词去罢！可见当时柳永的词，在俚俗间虽有“凡有饮水处，皆歌柳词”的盛况，但的确不为当时主流士大夫阶层所待见。这种情况，直待苏轼出现才略有好转。苏轼有个习惯，自家每有好词总喜欢写信问亲朋:吾词，与刘七比如何？那个柳词宜红牙板女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和苏词宜铁绰板汉唱“大江东去，浪淘尽”的典故，就是如此传出来的。柳永应是婉约词派的集大成者，柳让婉约词的内容有所扩大。此前词大概是士大夫的闲吟之物，流传不广，很少下沉到市民社会底层。而柳词既有写自家的际遇，也有为歌女妇女写心声，因而家喻户晓。此外，词的形式在柳之前多以短平快的小令为主，很少有篇幅较长，情感表达更为丰腻的慢词。应该说，柳永对词的创新，发扬，传播功莫大焉。词到此时，方显现出和唐诗争锋斗艳的曙光。
如果说柳永是婉约词派的一代宗师，而李清照则是另一位宗师。两人都属于婉约派。但二者还是有所区别的。一是男，一是女，婉约词本就多拟女或描摹女子内心和生活为主题。柳永再柔腻和才华盖世，比起身为女子的李清照，天然有所不及的。此外，柳永生活在繁华之世，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经历，而李清照是饱经盛衰巨变，乱离动荡的。山河有异，则心境有异，作品则更深刻。还有，柳永的词俚俗风颇浓，而李清照词基本还是士大夫雅致的风格。二者可谓是对婉约词的互补。我一直觉得李清照的际遇和风格和杜甫有些许类似之处。此二人都经过国家由盛到衰的历程。都在国家危难时刻，主动跟着皇帝跑。作品都有忧国伤时流露。李清照虽是一介女子，但她的思想里更多的是，传统儒家士大夫的元素。如国家危难时忧君忧国。如忧君的“南渡犹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如忧国的“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这位女词人早年过着“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的闲雅丰足生活。南渡后，则常常“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伤时感身。若杜甫的诗有记载家国变异的“诗史”之功，李清照的词何尝没有呢？有时我在想，我们那些正史能为李杜等男诗人立传，为何就不敢给女词人李易安立传呢？难道她的影响不比那些正史里的庸碌之徒强十百倍？
若说前面都是婉约派的人事。那么苏轼和辛弃疾就是豪放派的大家了。苏轼的文学成就，用王安石的话来说是:不知几百年，方出如此人物。苏轼在乌台诗案之前，仕途人生还算顺利。可一旦陷入“变法”的党争，就有如不系之舟。名声大，又反对变法，人家不整你又整谁呢？虽说当年，宋仁宗取士二苏之时，有过为后世取了两位宰相之才的赞誉。综观，苏轼一生，平心而论，言过其实了。以政治倒霉的大半生来说，他真只适合做一个文坛巨子。被流放到的黄州，那是苏轼于千古文坛大放异彩的涅槃地。在黄州的赤壁矶下，他高咏“大江东去”为后世词坛开创了一个豪放词派。苏轼对词的成就不仅是另开一派，还有扩大词的内容和手法之功。他把诸多社会内容都装到了词里面去，而且不再拘泥词的音律，用写诗文的手法写词。他让词在婉约派精致细腻之外，再添豪放开阔之风。苏轼的在词坛的地位就好比诗坛的李杜。如果苏轼是豪放派创派宗师，那么辛弃疾就是发扬光大门楣之人。辛弃疾的词大多忧国伤时，但又慷慨激昂，颇有点诗坛李杜糅合之感。沉郁时如杜子美，狂放处似李太白。辛弃疾是南宋中期才南渡的，此时的南宋君臣和民众，大多都安逸于“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再无心北返了。辛弃疾无疑是不甘心一生流寓江南的。故词多慷慨激昂，似有说不尽的家仇国恨。苏轼是生活在尚属承平之世，没有过多的家国牢骚，而辛弃疾则是苟合于屈辱之世，的悲一腔悲愤和苦痛。虽同为豪放派，但风景不殊，山河有异，心境词意，自然两异。
和唐诗一样，宋人把词写的差不多了。后世之人，不说超而过之，哪怕就是跻身与宋词家之列，也属蜀道之难了。当然也未必没有。如清初的纳兰性德当算一位。唐诗宋词的衰落，大抵和国运莫大相关。毕竟诗词得有钱有闲才能昌盛。若仅仅如此也是不够的，还需要治国者对思想文化的倡导和包容。而元，明两代，前者是缺乏关爱，后者则是多加钳制。因而元、明诗词，乏善可陈。清初，文字钳制之事，尚未大肆铺展。且纳兰性德是满州贵族，不用像汉人儒生那样受锢于八股取士之中。大凡受“八股”阉割后的士人，写的诗词大多刻板乏味。纳兰性德对汉文化兴趣浓厚，对词悟性也颇高，但他又不是纯粹的文人，还担当一定皇帝侍卫职责，因而还有些奇气。纳兰性德的词多为些情词，绮丽哀沉。平心而论，才三十岁的他，词的水平已可和秦观相当了，甚至过之。若纳兰性德再多活十年，二十年，词的成就应无可限量。“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和“当时只道是寻常”的情词绵语，何输宋人。“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岂曰不佳？
偶有佳词或佳句，皆算不上门派大家。故只闲话了李煜，晏殊，柳李苏辛，和有宋词余韵的纳兰性德。最后，以一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聊表心中不尽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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