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故乡已经三十多年了，那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偶然回去，站在熟悉的土地上，望着陌生的建筑，恍惚间，仿佛置身于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只是在记忆里，镇中校园里的一切，还是那么清晰，教学楼、宿舍、食堂，那口维系着大家日常生活的陈旧老井，曾经朝夕相处的同学们，仿佛还在那里。其实，当年的镇中，现在估计也找不到一丝往日的痕迹。至此，不由地感叹时光无情流逝，人随岁月苍老，一切的一切，也都成了永远的过往。
我的父亲，是一位资深的语文教师。当年我考进这所镇里重点中学，父亲寄予了厚望，希望我能学有所成。记忆中，父亲有些过于严厉，严厉得我看到他无所适从。这种感觉贯穿了整个初中阶段，让我小心翼翼，沉默寡言。也许，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父亲与子女的相处方式，平时生活上的关爱却永远在无声地进行。当学校大多数学生，集体就着咸菜，吃着食堂里用铝制饭盒蒸出的米饭时，父亲总是尽可能地让我从食堂打饭，吃点新鲜蔬菜，生活虽然清苦，但我至少没有为自己洗米、蒸饭这些琐事操过心。
父亲不苟言笑。因为畏惧父亲，我好像很少大声讲话，生怕又说错了什么，以致后来养成低了着头，急匆匆走路的习惯，上课的路上有时遇到住在宿舍隔壁的梅骑珍老师或黄红菊老师，他们会不由自主地扬扬头，对我说道：抬起头走路啊。尽管这样，我对父亲钟爱的语文学科，还是有着莫大的兴趣，喜欢阅读，什么杂书都看，可能初中阶段语文这一科比较突出，与广泛阅读和父亲的潜移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如今，父亲因病早早去世了，父亲的教导和训斥时常回响在耳畔，让我警醒，得做一个严于律己的人。
初二时的班主任是父亲的同事和老搭档刘开发老师。记忆中的刘老师清瘦矍铄，也许和我父亲一样，刘老师教学空闲之余还要帮家里做农活，总是晒得黑呦呦的，每次上课操着浓重的黄梅上乡口音，高高大大地站在讲台上。只要是上数学课，我就特别专注，生怕被点名。
刘老师对他所有的学生都一视同仁，尽可能地让每个学生都得到关爱。在我印象中，我们当时的座位是整组移动，从靠墙的一组整组地往教室中间挪移，左边往右边，最后，最右边的组移到最左边。有一次，又开始排位子了，我和死党邓佳喜坐在一排，是最右边的一组，再移又去了左边的旁边，我们就不高兴了，也不知道抽什么风，小声嘀咕着说：我们不动吧，走，下楼。两个人就这样不管不顾地走出教室，沿着最长教学楼走廊漫不经心走。没过多久，就听见教室方向传来喧哗声，我们回头一看，窗户边挤满小脑袋，都在看着我们。这时，刘老师声色俱厉地说道：“你们两个回教室来！”
我和邓佳喜只好折身回去。刘老师铁青着脸，非常生气地站在讲台上，说：“把你们两个人的桌椅板凳，搬到这个第一排中间来。”刘老师的女儿刘芳因眼睛高度近视，就坐在那里，我和邓佳喜没有办法，只好听从安排，在第一排如坐针毡。这件事过去了很多年，我每每想起来就觉得愧疚，刘老师当时肯定是非常的生气。
在毕业后离开的日子，也曾遇到过刘老师，他总是会关切地问我的近况。一次，刘芳从美国回乡探亲，刘老师来武汉接她，并安排我们在亚洲大酒店见上一面，让我们叙叙旧，聊了一些各自的情况，希望我们都不要失去联系。如今，跌跌撞撞经历过如许的繁华和落寞，步入中年，当初的一些多愁善感的个性也已变得坚强和成熟，感恩当年老师亦师亦如父的教诲。
初三毕业班时，是我们学校才华横溢的费水华老师教我们班语文。费老师当年可能五十多岁，步伐慢条斯理，不慌不忙，花白的头发被打理得整整齐齐。我们上语文课也是一种享受，因为费老师的板书非常的漂亮，龙飞凤舞，雄健洒脱，一笔一划间尽显功底，有好事的同学就在课堂上临摹。
印象深刻的一次是讲授古文《岳阳楼记》，费老师先抑扬顿挫地读了一遍原文，靠着黑板稍作停顿就开始讲意境。至今，我仍记得那讲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恢弘气势。当时，费老师声音洪亮，精神抖擞，少年的我们，完全被感染了。就是这样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在我们毕业后的不到一年时间，我再次见到他时，竟然是另外一个情景。
记得是在90年春节之后的几天，我和好友陈红英、花平她们，因为一件什么事情去费老师家里。因为是过年，我们几个每人准备了一点糕点，走进费老师的家里，看到费老师躺在一个离地面不太高的躺椅上，整个人窝在那里，面色灰暗。我连忙走过去跟费老师打招呼，费老师有气无力地说：“黄丹玉啊，唉……”然后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再也没有说话，师娘满脸悲戚地坐在旁边。
从费老师家里出来后，我一直被一种悲凉的感觉笼罩着，不想说话。听她们说，费老师患了很严重的病，现在怎么样，怎么样的。
我有时感叹人生就是一个或远或近的旅程，有些人，于时光中慢慢远离，不复再见；有些事，慢慢淡散，随风而逝。然而，当年镇中的求学经历，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少年人未老。愿大家在今后的岁月里，遇到最好的自己。
黄丹玉写于武汉
202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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