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种姓民众”这个一眼望去满是歧视似乎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词，在我印象中是只出现在历史课本上的奴隶制时代，是奴隶主的压迫和剥削，然而如今它却在新冠疫情的爆发中被再次以一个历史符号的形式被揭露。
第一时间去百度搜索，却发现原来自己低估了不同的文化，这个词与印度紧密程度远非局外人可以想象到的。印度人讲究职业与身份符合，代代相传。比如老爸当司机，儿子也当司机。高种姓人不屑于和低种姓人一起工作，吃饭和玩耍，也不会通婚。3000多年贵贱分明的历史在人们心中不能根除。在集体化的认同中接受着传统。
第一等级婆罗门主要是僧侣贵族，拥有解释宗教经典和祭神的特权以及享受奉献的权利，主教育。第二等级刹帝利是军事贵族和行政贵族，拥有征收各种赋税的特权，主政军，负责守护婆罗门阶层生生世世；第三等级吠舍是普通雅利安人，政治上没有特权，必须以布施和纳税的形式来供养前两个等级，主商业；第四等级首陀罗绝大多数是被征服的土著居民，属于非雅利安人，只能做奴隶，伺候以上等级，被认为低贱的职业。在种姓制度中，来自不同种姓的父母双方所生下的后代被称为杂种姓。如此缜密严格的等级秩序，不要单说一个逾越就可以打破，这种历史的浸润是每一个时代不加固的结果。想来中国与印度可以说是历史境遇十分相似的国家，文化的交流让佛教传统联系彼此，同样的被掠夺、革命、发展，在不同的历史古迹中各自艰难前进。
当个体集合为群体，生存的诉求在竞争中选择着优胜者，物竞天择的法则，在不同地区有着相同的目的，温饱解决的是物理层面的生存欲望，而权力面临的是精神的欲望，是在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螺旋模式中原地打转。
“低种姓民众”不是不存在，相反在印度这是一种常态，文明的不同让底层被掩盖，别人的自然，我们也不愿揭开。当病毒席卷而来，即使首相总统也不能幸免的“相当公平”中，这种夹杂人道主义缺失的体系是否合适当代的发展？是否是对人基本权力的漠视？是否是一种历史的悲哀？
不论是之前的差异化就诊，还是以预期寿命为标准的治疗方式，争议的聚焦点在于人，面对疾病的无助，医疗物资的短缺，空间不足和感染性危机等多重压力，人，真的要分层，按照年龄？等级？还是血统？
不能说人没有差别，出生的时间地点注定了起点的不同，身份的标志是差异分层的基础，因为不同，固化的结构便难以打破，但不是绝对化的存在。西方有原罪说，东方有性恶论，这种原始化的想象是个体在传承中自主的构建的叠加，可是当归于原生本质，单细胞生物的演化，谁又是强者。
选择无私奉献是个人大义，但是被动的迫使则是底线的位移。不论是谁，不论他的身份如何，他的存在自有其理由，价值的大小是物质化的表达，并不是人性化的表现，一个和五个那个重要，可是为什么要剥夺那一个。面对疾病，差异化对待也许是缓解压力，保证最大存活率的最好的办法，无能为力中的决定。但是，我只想说，人无差别，人道主义不该被延伸为价值存活率，任何时候，人都是个体化的独立体，不能危害他人，也不该被危害。
我们尊重文化多样性，但是有些是不是该反思和改变，这种看似常态化的病结需要当事人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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