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中世纪占星术及其历史发展（1）——Robert Zolle

此文为Robert Zoller先生的中世纪占星DMA课程的课程介绍。

什么是中世纪占星术

中世纪占星术是从大约公元750年至大概公元1500年文艺复兴时期的这段时间内首先由阿拉伯和波斯占星师所运用的占星术；其后（公元1100年前后）西欧和（东）拜占庭帝国的占星师也开始使用这种占星术。

在罗马帝国时期所运用的占星术是公元六世纪初希腊哲学的产物。这些“希腊东西”的基础可以追溯至公元前那些从埃及、巴比伦以及波斯继承而来的占星预言知识。大约在公元四世纪的罗马帝国，占星术被看做是一种科学，并且对大多数的宗教都产生影响。

大约到公元500年，在西罗马帝国衰落和西欧蛮族王国（即意大利，伊比利亚半岛区域中对应现代的西班牙、葡萄牙，高卢/法国，德国的范围，低地国家中现在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大不列颠爱尔兰这些区域）崛起之后，西部和中部欧洲的占星术传统被中断了。

同时，在延续了西方帝国传承的东罗马帝国（被称为拜占庭），占星术的发展也不顺利。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那里的宗教和政治环境几乎彻底终结了占星术的运用。拉丁语在西方仍旧被使用，而希腊语则是东部拜占庭帝国的语言。

在七世纪时，阿拉伯的穆斯林征服了中东，到了公元711年，他们已经将帝国扩张到西起伊比利亚半岛东至印度。在这个新政权中所说的是阿拉伯语。然而，到了八世纪末，穆斯林世界的阿拉伯统治者们开始鼓励他们的学者学习希腊语，并且去吸收希腊、波斯和印度的科学知识。通过这种方式，希腊占星与其他希腊的学科一起成为了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别提示：当讨论阿拉伯、希腊或拉丁占星时，我们必须清楚其含义。阿拉伯、希腊和拉丁这些词并不是根据占星文献的作者的种族或信仰来划分的，仅仅是根据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在穆斯林地区，主要的语言是阿拉伯语，所以我们称之为阿拉伯占星。在拜占庭帝国的希腊语地区，我们就称为希腊占星，拉丁占星则来自西方（注：使用拉丁语）。
在这个课程中，我们会专注于承袭自拉丁文献的技巧。其中一些是在8世纪时从阿拉伯文本翻译为拉丁译本的，然后我和其他学者再将之译为英语。其他一些是中世纪英语文本，还有一些我们将要沿用的文献是源于基督纪元最初世纪的希腊作品的英语译本。其中的一些作品，尤其是那些Firmicus Maternus^[1]的著作，包括《the Liber hermetis》^[2]等文献，最早可以追溯至公元前200年。
所有这些文集的集合使我们对所需要接受和完全理解的预测占星术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在这个课程中所用到的材料展示了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700年间的占星传统。我们以他们用来与我们沟通的语言来区分不同，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须了解他们承袭的源头通常都是有内在联系的。

在大约600年的时间内（公元500年至公元1100年），占星术在西方拉丁语地区的运用受到了诸多限制。导致这个局面的原有很多因，但其中总为重要的一个是：随着公元500年西罗马帝国统治的衰落，在西方基督教统治区域的数学教育是严重缺失的。直到1100年前后，西方才开始意识到科学的重要性，就如穆斯林世界在8世纪时那样。西方学者发现东方的穆斯林世界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促进了占星学和相关学科的发展，而在那段时间里，西方世界丢掉了他们的科学，所以他们开始将阿拉伯的科学文献翻译成拉丁语。此时拜占庭也重新开始对占星术产生了兴趣。其结果就是对于占星术的兴趣在西方拉丁世界重新复苏了。这种兴趣在接下来三个世纪里一直强烈地持续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15-16世纪）希腊语研究的再次复苏引发了对希腊占星文献和技巧的重新评价。

在文艺复兴时期，这种致力于学习托勒密和其他希腊占星学的关注的增长是与一系列来自于穆斯林土耳其的政治和军事扩张主义的威胁以及拒绝一切“东方”——即阿拉伯、土耳其或是穆斯林——的东西同步发生的。土耳其扩张主义对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存在产生了巨大威胁。到1500年，土耳其人已经在中欧地区控制了巴尔干、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瓦拉吉亚、摩尔达维亚和保加利亚以及现在的马其顿、罗马尼亚和比萨拉比亚地区。他们实际上统治了亚德里亚海东岸以北的所有地区（除了威尼斯所保留的狭长海岸），包括叙利亚、伊拉克、埃及和北非，西至阿尔及利亚，还有俄罗斯的部分区域。西欧实际上从文化到经济都与东方隔绝了。这个时代的希腊崇拜/反东方思潮使得西方占星师开始寻求托勒密和希腊占星术资源的帮助来摆脱阿拉伯的影响，他们相信古希腊占星术是更为优秀的。

通过重返占星术的希腊起源以及对当时的占星理论和实践的批评来改良占星术的努力始于十五世纪（例如Pico della Mirandola的《Disputatio contra astrologiam divinatricem》^[3]）。这使得从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开始将托勒密的《四书》从原来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例如，Quadripartium iudiciorum opus Claudii Ptolemei Pheludiensis ab Joane Sieurro…Paris 1519）以及Philip Melancthonde的 1553版本^[4]也使用了拉丁文的标题，Quadripartium。在15世纪之前，托勒密的《四书》只有从原来希腊资料^[5]翻译成阿拉伯语之后再译成拉丁语的版本。阿拉伯语译本被认为添写了很多原始希腊语版本中不存在的内容而存在很多讹误。逐渐的，那些不再跟随其希腊前身的中世纪占星的实践方式被质疑为据称是更纯净和从某种角度来说更好的希腊占星的阿拉伯变形或是干脆被抛弃了。

十七世纪被视作西欧的科学革命，伴随着数学、物理以及现代化学的发展，使得很多西方知识分子觉得在不久的将来，所有自然界的奥秘都可以通过实证科学来破解。在天文学领域，哥白尼（1473-1543）的日心说，在1543年（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第一次发表就受到了广泛的认可，随之而来的是人们认为从托勒密开始发展的中世纪地心宇宙学被基本推翻了。

这使得传统上仰赖于托勒密地心天文学的裁断占星术（Judicial astrology）（画出个人或者国家的星图来达到预测他们命运的目的）受到了大量怀疑。现在，看上去它的天文学部分从原本居于占星术之下的地位中独立出来了。在1650年到1700年间，本命占星在欧洲大陆西部逐渐衰落到几近消亡。

在英格兰，占星术以一种简化的形式得到了延续。这种在英国延续的原因并不能够完全确定，但是能够明确的是，在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时，当欧洲和英国的哲学家宣布理性时代到来之际，占星师们被这些新理性主义者要求以科学的方式来表述他们的技艺原理。这是一条被之后几代占星师所追随的道路，直至今日。^[6]

这种强迫对于宗教信徒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基督教建立在对信仰和信念的表达之上，而非理性。信徒们（尤其是新教徒）试图尽可能地坚持他们的信仰合理性。他们通过将科学家们发现的自然规律视作上帝法则的一部分，以及将哲学/神学结合起来构建了“自然宗教”和唯心主义哲学。

同样，面对伴随理性和科学信仰崛起而产生的压力，绝大部分占星师分成了两个阵营：科学派和神秘学派。前者尽可能多的将非天文学内容（例如阿拉伯点和星座）从占星学中剥离出去；并将自然占星学（对于气候，地震，疫病，火山喷发的预测）与本命占星学（他们驳斥为比“算命”好不了多少）^[7]区分开来。然而，无论他们如何严苛的去重建占星学使之满足科学化的要求，他们仍然在达成让主流科学家接受占星术是科学的这个目标上失败了。同时，神秘学派的占星师们企图继续实践占星护符、预测、通灵、魔法以及炼金术。这种神秘主义占星随后在十九世纪中后期融入了神秘学复兴中，并且对占星学被当作一种“迷信”功不可没。

对于神秘学派占星师来说非常不幸，世界极快的变化着。同时在十八世纪发生的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及其后果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欧洲社会。作为这种改变的直接结果就是占星师在社会中的角色发生了变化。

在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很多占星师是医师，语言学家和数学家。他们受过很高程度的教育^[8]并且在神学，哲学以及观测天文学上知识渊博。他们同时为教会和贵族，那个时代的统治阶级工作。Guido Bonatti，构成这门课程核心的这个人，他本身就是一个贵族并且为牧师们预测他们是否能够成为主教、枢机主教甚至教皇。他还在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为国王和贵族成员提出建议。

在中世纪，社会的基础是农业和重商主义经济。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人们在田间劳作并住在乡下。Bonatti称他们为农村的、民众、平民。^[9]
在当时有一个正在成长的中间阶层开始兴起，尤其是在城市里，他们开始控制内陆地区并且成为主要的财富中心。这个中间阶层的成员变得相当富有和有权势（Bonatti称他们为magnates，即大人物），并且他们也需要占星师的服务。

从1804年开始，权力逐渐转移到了中产阶级的手中，因为他们变成了新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同时，不断增长的城市工人阶层的文化素养也不断提高，使得流行占星术开始兴起，这反映出新兴社会结构的兴趣。作为军事顾问、神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中世纪占星师消失不见了。越来越多的占星师开始满足中产阶级和工人阶层的兴趣。

在这个新时代的教育是人本主义、理性主义的，并且由工程师、工人、商人、劳工、经理人以及银行家的需求所主导。古典学习（包括对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以及古风的学习）以及博雅教育变成了有钱人的兴趣爱好。在这个新兴社会中，一个哲学方面的学位不再是赚取财富的途径。他所能做的就是教授哲学，进入神学院和传教或是可能可以进入出版业。社会中心是在工业和货币经济上。

在十九世纪占优势的那些教育在几代人之前就已经形成趋势了。人们一直在放弃对那些有助于理解希腊占星和阿拉伯-拉丁中世纪占星的主要文献的学习。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在十九世纪中期到末期的占星复兴运动中，很少有占星师具有语言能力和数学能力去阅读那些重要的文献。

在1825年前后，随着对使用“理性能力”来解决人们所有问题和自然界所有奥秘的疑虑的不断增加，对于占星术和其他神秘学的兴趣在法国和德国开始盛行起来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1781）提出了理性其本身能否被理解为纯粹（唯心主义者对上帝的代称）。随着这一理念的发表，欧洲的学者分裂成了两个阵营。我们可以称他们为理性的唯物主义者和先验论者（不要与同名的美国灵修运动搞混了）。德国斯瓦比亚的诗人就是后者的代表（尤其是乌兰德、里希特和克内）。马克思与恩格斯与一些资本主义卫道士一起成为了前者的代表。

理性唯物主义者接受并支持康德的观点，因为人类的理性无法发现超验^[10]，它（超验）可以被完全忽视。人类的天命是通过其自身的才能来实现自己的未来，即对于理性和唯物主义科学的运用。

先验论者否认超体验是超越了人类知识的这一说法。他们坚持人身上有着超理性能力的存在（直觉），这种存在通过诗歌、艺术、梦、精神性体验以及魔法来展现它是如何运作的。简单来说，通过理性推理寻求真理的启蒙哲学都忽视了这些东西。先验论者试图去研究心理现象、梦、神秘体验、通灵、催眠以及其他的“非理性”体验。刚刚兴起的对于心理学的兴趣受到这些思想家推动。但是，这受到了人类头脑的创造力和对于“心理学”精准定义的不明确的限制。于是，十九世纪时这一情况反映在占星师对于“心理学”兴趣的日渐增加上，尽管这种兴趣与我们现在所知的临床心理学并没有什么关系。不如说，这是一种在跨越催眠、梦、神秘学和魔法之间界限的实践活动。稍后^[11]一些先验论者试图将占星术构建成一种数学性（因而也更精确）的秘密艺术^[12]。

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占星师基本上被看做是我们今天所称的“非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很多人成为顺势疗法、草药医疗的从业者，以及其他一些激进观念的拥护者。在十九世纪的其他西方国家也是以这样的模式进行发展的。占星师以这种方式变成了非主流社会、理疗理念和激进政治的传播媒介。这种趋势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持续到今日绝大多数占星师和占星爱好者仍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他们认识到在当代占星术中的“天王星”或者“海王星”就像任何千禧年、乌托邦或者激进政治空想家一样被不屑一顾，并且其留有的无意识因素影响了他们的判断和事实。

十九世纪的另一重大发展是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和《人类演化》（1871）的发表。这两本书在十九世纪的后半个世纪引发了一场争论风暴。它们提出的理论是植物界与动物界的物种多样性是经过漫长时间对于物理环境条件的适应后而产生的结果，人类是起源自灵长类的动物。

演化论是由达尔文（1809-1882）提出用来解释植物和动物物种的生理区别的。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将演化的概念延伸^[13]到了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范畴；因此，一些人^[14]在当今会提及“社会演化”和“意识演化”。演化论对于理性唯物主义者来说非常有吸引力，他们认为生物体（区别于神）内有一个有机化的原则，这个原则能说明从不确定的同质性到确定的差异性的发展（比如，从单细胞生物到像人类一样的复杂的分化的生物）。

达尔文-斯宾塞的演化论对神秘学家和占星师来说相当有吸引力和变革性，在1875年秘学和神秘哲学的支持者如Madame Blavatsky（1831俄国-1891伦敦）发现在他们的教学中需要给予这个观念以核心地位。19世纪90年代的时候，根据东方三贤的法则，Chicago告诫说到1940年美国将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化，原因是演化、占星术和数学的共同作用。一个世纪之后，美国依然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对于很多美国占星师^[15]来说“演化”这个概念毫无疑问是占星术必不可少的内容。

在二十世纪，从最好的角度来看西方占星学也不过是变成了空想理论家手中的世俗人本主义工具，而最坏的情况则是其仅仅就是娱乐而已。在脱离了描述是什么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以及试图去掩盖将会发生什么的预测，占星术日渐成为了传播应当是什么的一种练习。

心理占星的拥护者（尤其是“荣格学派”）使得很多占星师远离了客观的现实，转向了以共时性和社会及政治的原型以及“灵性”这类次要教义所修饰的内在的、主观的心理性领域。

在这个迷局里，一个符号被用来说明另一个，然后无限重复，然而很少能够触及到实际的存在。在这种思潮下，西方（心理）占星术彻底失去了描述现实存在或者预测未来^[16]的能力。

到了二十世纪末，主流的西方占星学已经彻底步入了个体融合（idiosyncretism）以及心理学的死胡同里，并且由于后现代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占星术也不再作为传播激进社会观念的媒介而对社会有益了。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多年开始的中世纪和古典占星的复苏对重新认识实体存在是如何形成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做了铺垫。这种重新认识包括了对于新柏拉图主义，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和卡巴拉等哲学的重新审视，还有对于神秘学以及毕达哥拉斯理论的证据的调查。这种复兴还将充满好奇心的人们指引向数个世纪之前研究这些事情的早期杰出占星师们的著作^[17]。

中世纪和古典占星学的复兴受到了一些来自于西方学术界的帮助，尤其是科学哲学和历史^[18]学科方面。再次说明，我们发现占星术，炼金术和魔法正在被正式的学术，历史和社会研究^[19]所接受。与之相关的还有在主要学术体系之外的“编外”学者的活动。一些占星术从业者（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在寻求那些让理论能够被实际应用的真实占星技法。其他一些非传统的\半无政府主义的哲学家试图推翻既定的哲学偏见从而为“范式转移”之路做好准备。

外部的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对占星术的灌输以及嫁接到占星术上的心理学理论对占星术来说是有害的。问题是不论这些理论是否有价值，他们都不是占星术，并且这种参杂了它们各自先决条件的占星研究妨碍了学习占星术的核心：占星的解读与预测。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位非常出色的社会主义者或者资本家，并且非常有力的运用占星术，但是这在学习占星术时只是次要角色。换句话说，越简单反而越好。在这件事情上，更好的是占星术，它可以被用来理解封闭意识形态或者经济结构的作用，但是反过来则不行。

占星术是一种独立的学习，并且需要单独从事的事情。其原因在于它是永恒的而不是暂时的。那些在过去的时代重要而令人信服的事情由于并没有永恒的联系而到了当代总是被忽视。举一个例子就是，中世纪奎尔夫派与吉伯林派^[20]之间的斗争，在那个时代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斗争，但是现在已经被遗忘了，因此，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当代的政治问题也会如此。然而，由于占星术面对的是宇宙以及永恒，使得它会一直留存和延续。

心理学只不过是一个较新的可用视角。作为一门学科，它也许可以帮到人们，但是它对于占星术来说依旧是不相关的内容，将其嫁接到占星术上，让它和占星术合二为一成为一种信念，这对两者来说都是一种伤害。这延迟和妨碍了对两者的彻底理解。因此，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当你开始接触这套课程中的材料时，你需要首先学习占星术，并且尽量远离其他内容的干扰。

当我们考虑占星与哲学或灵性之间相互影响时，情况是有所不同的。最好还是先学占星；其次才是哲学/灵修教义或者至少要分开学。不过，为了使你能够更清楚地运用中世纪占星术，某些灵性体系对于占星术的运用是有益的。这是因为占星术自身缺乏一套灵性教义，对于占星术的使用使得我们最终意识到需要一套灵性教义。虽然从历史上来看，中世纪占星术有其自身在神秘学、新柏拉图主义和卡巴拉方面的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基础，但是我不认为指定或者背书一种灵性法则或是信仰凌驾于其他法则之上是明智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决定哪种哲学思想是适合自己的。比如学习与占星相关的新柏拉图主义内容并不意味着你需要接受新柏拉图主义作为你的灵性或哲学思想。每个人从一种灵性/哲学思想找到指引我们学到那些能够使自己意识到美德和发现真我的知识的永恒和普世的真理和理论才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些试图将占星术纳入一种灵性或哲学之道的人最终选择了一种不排斥占星术的以免发生困惑，这才是审慎之举。当一个人被教导或被先入为主的告知预测是不可能的时候也会产生困惑。如果你相信那些无视自己的本命星图，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要成为的等等，疑惑就会产生。对于后一种情况来说，其明显的内在矛盾在于一个人不可能坚持以下观点：本命星图一方面是一个人“命运”的钥匙，同时又具有同等力量的相反看法，也就是说不论你的星图状况如何，你都有力量去推翻它。

在如上所述的占星术简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占星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其变化之大以至于我们这些被尊为业内领袖的占星师都认不出那些当今主流运用的占星术了。因此，研究占星术是如何发展的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因为它可以告诉我们身在何处。只有在知道我们身处何地之后我们才能决定向哪里出发以及为什么。我们作为占星师以及西方占星术的未来方向是仰赖于回归其本源以及复兴预测实践。这门课程就是带领你以此为目标的。

那些狂热于自己的信仰或者只是想表现前卫的人，需要抛弃那些虚假的占星术和伪造的“非主流”灵性法则，因为这些东西制造了阻碍，用陈词滥调和未经证实的理论让你头脑混乱。这意味着需要采取一个新的视角并且重新审视老问题。这需要你具有非常大的勇气、毅力以及记忆（即注意力）来做到这些，你会被再三地要求记住星盘中所预示的是什么和什么是如何在此时此处的发挥作用的。只有这样做你才会发现命运。

与绝大多数流行的信仰相反，命运不是那些总是包含在一定的理论框架内的东西，而是可以被验证的并且找到证据的东西。占星术在展现如何找到这些证据方面也许超过所有其他神秘学科，并且这种追求也是这门课程教学中的精华部分之一。只有认识到我们处于天堂法则之下，我们才能够从我们的星空牢笼中解脱出来，并且真正的开始接近智慧。

智慧具有三个先决条件：对神灵的敬畏，对自我的觉察以及对近人的爱。

敬畏神明是承认我们受限于我们的星体星座囚笼。
自我觉察是直接、持续地觉察到我们超越星体星座的部分，未知的，宇宙的，慈悲和自由。
对近人的爱会在通过以他人来认识自我进而达成自我觉察之后立刻必然，毫不费力的就会发生了。

智慧可以建立起正确的关系、正义、相互支持以及所有美好事物的知识，长寿和自由。

Hermetic教诲我们人类以两个层面的形式存在。他的物质部分由命运所掌控。他的神性部分是自由的。想要获得自由的人必须培育后者。这是Hermetic智慧的核心。

智慧是打开我们所处的命运牢笼的钥匙。通过智慧，智者可以摆脱星盘以及命运的支配。

他们依然必须面对他们肉身存在这样一个现实。身体仍然受到星体的控制。它们依然必须面对星盘的预示。但是一旦获得了智慧，它们也能够获得自由。它们知道它们不再是他们的肉身，它们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并且不再受命运的控制。

所以，我们回到中世纪占星术是什么这个中心问题上。中世纪占星术是Masah’ allan（约740-约815），Abu Ma’shar ^[21]（公元787-886）和Guido Bonatti ^[22]（约1223-1295），Marsilio Ficino（1433-1499），Nostradamus（1503-1566），John Dee（1527-1608）以及其他一些你会学到的人的占星术。这是一种在被以“改良”的名义胡乱修改和摧毁之前的作为高等学科的占星术。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神秘艺术。神秘是那些保持隐藏的东西。占星的作用力（使其发挥作用的东西）的源头依然隐秘而未被我们发现。

它的哲学基础可以从赫耳墨斯神智学和新柏拉图主义中找到；尤其是在阿拉伯和犹太人的新柏拉图主义传统中。稍后我们会在Avicenna （980-1037）^[23]所著的《Corpus hermeticum》^[24]和Avicebron（1021？-1058？）^[25]的《Fons vitae》中详细阅读。此外，这些基础都依赖于卡巴拉 ^[26]。

这种个人的“星座”以某种方式在我们内部，从内向外的发挥作用。这是一种独特的无形网络或者说是个体出生时本命星图里的行星、恒星、光体（太阳和月亮）在黄道星座上的配置之间的联系。在那个时刻，它和外部的天界、天空互相影响，因此我们每个人的内在与外部世界产生了联系。从Paracelsus（1493？-1541）所说的“微观宇宙的天堂”和“宏观宇宙的天堂”^[27]来看似乎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对中世纪占星的解读应用和深入的预测技巧运用能够彻底消除对这个问题的疑惑。这澄清了诺斯替主义和神秘主义是正确的。我们的星座是我们灵性的牢笼，而本命占星仅仅是那个牢笼的平面图。灵性能从那张平面图上所获得的希望是那些从哪里能找到出口和逃脱之路的知识。

占星术本身无法使你离开这个牢笼。这是宗教、哲学和灵修的事儿，或者，如果你想的话，可以学习灵性科学。诚然，占星术可以带领我们领悟到比我们更高阶智性的必然存在，但是它本身并不能带领我们穿过天堂的大门进入其中。搞清楚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期待占星术能让我们从世俗生活中解脱出来的话，我们只是将自己的生命浪费在寻找那些并不存在的东西上。

占星术所能做的是预先描述我们世俗生活的特性。对于本命星盘的精确解读描绘了我们的客观现实。它所回答的问题诸如：“我会结婚吗？”“我会有孩子吗？”或者“我会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我今年的财运如何？”“我会进监狱吗？”或者“我的健康状况如何？”

传统上本命占星被用在三个方面：预先描述我们生活中会发生什么，尝试去调控我们生活中相关的事以及去解释隐藏在我们生命现象背后的灵性根源。这种调控的企图相当于魔法，其本质是对于困难和潜在危险的担忧。很多占星师在这些陷阱上摔了跟头。相比针对一个独特的“我”来运用，他们最好避免将占星术当做引领我们通往宇宙真理的哲学之道，

因为占星术可以用来描绘客观事实，它被长期运用在炼金术中，这是像魔法一样重要的占星术的姊妹艺术。这三门艺术共同构成的三位一体的神秘学揭示了神性的运作。中世纪魔法-星体魔法传统的神秘主义者认为：“魔法是对于精神进行的精神操作。占星是对物质进行的精神操作。炼金术是对物质进行的物质操作。”^[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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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thesis （数学） 》共八册。Firmicus当时所用的非洲拉丁语是西西里的语言（也许来自锡拉库扎）并且盛行于希腊。不过像之前所指出的，其被称为拉丁文献的主要原因是它是用拉丁文书写的，而不是因为作者的种族和他所承接的主要起源（希腊）。 ↩

2. Liber hermetis trismegisti in Abhandlungen der Bays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Neue Folge) 12,1936. ”Neue astrologisches texte des Hermes Trismegisto”’ von Wihelm Gundel ↩

3. Pico della Mirandola, Opera, Basel 1572 ↩

4. 如果对Melancthon的占星学有兴趣，可以看 Thorndike的《His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 Columbia U. Press, NY, 1941, vol. V. pp. 378-405 ↩

5. 托勒密的《四书》的第一个拉丁语译本应该是Trivoli的Plato大概在1138年左右完成的，一个世纪后的Haly以注解方式进行le 进一步的翻译。 ↩

6. 见www.new-library.com/zoller 上Zoller的The Occult Sciences ↩

7. 在19世纪新英格兰，自然占星术持续兴盛了大约30年。 ↩

8. 在中世纪，占星师通常是牧师或者至少接受过教会教育的。这是因为在教会之外很少有机会接受教育。如果一个人没有接受过教育，那么就没办法成为一个占星师（在今时今日依然如此）。首先教育主要是阅读和书写基础数学。从十二世纪开始到十三世纪，数学教育逐渐将强，我们发现占星师和方济各会修士，Roger Bacon，向教皇进谏强调将数学教育作为基督徒教育的一部分。我们还要记住John Dee在英格兰对于数学所提出的类似倡议大约在1600年开始教授。 ↩

9. Guidonis Bonatti Liber Astronomiae Basel 1550, passim but especially in Pars IIII columns 491-625 ↩

10. 超验是康德用来表示那些超越他自己的范畴表的东西的名词。这不是一种体验的实际能力。 ↩

11. 大约从1840年开始 ↩

12. 在美国和英国，这项运动似乎与斯韦登伯格派的教会有关联；可能是那些“未入教的”斯韦登伯格派信徒（即那些支持斯韦登伯格派教义但是没有参加教会的人）。Ebeneezer Sibly（1752-99）以及他的兄弟Manoah都是斯维登伯格派信徒和占星师。见网站上的《Astrology in the USA Pre-1870》 ↩

13. 《心理学原理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1855）；《社会学原理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3卷：1876、1882、1896 ↩

14. 这是一种在心理占星学校的学生之间惯用的作为对于现代占星师由于这种“意识演化”而造成的预测能力缺失的借口，比如Liz Greene在《天命占星 The Astrology of Fate》（伦敦，1984）中所阐述的那样。通常马克埃德蒙琼斯（Marc Edmund Jones）的追随者经常会发表这种意见，他宣称占星术与预测无关，而是和潜力有关的。见《Astrology How and Why It Works》， p. 248-249。参见Dane Rudhyar的《The Astrology of Personality》，1936年初版 ， Aurora Press 1991年版，Santa Fe, New Mexico, p. 401 et seq. 以及Marc Edmund Jones and New Age Astrology in America ↩

15. 参见Marc Edmund Jones的《神秘哲学》1947年初版，Shambala Publications 1977年版，Boulder Colorado，p.264;282ff., 282ff., 346-7. 另参见Jeff Green的Pluto, The Evolutionary Journey of the soul, Llwellyn, 1994。以及Marc Edmund Jones and New Age Astrology in America 和 Astr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rior to 1870 ↩

16. 见Astrology and Wisdom ↩

17. 米兰的Cardan（16世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

18. 我们甚至可以发现已经到了占星学的学生通过牵头机构出版书籍的阶段。Anthony Grafton（普林斯顿大学的Henry Putnam校级历史教授）的《Cardano’s Cosmos》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

19. Sophia Trust （英国）最近已经安排了英国的不同学术机构的学者协助研究有关占星的项目。 ↩

20. 奎尔夫派与吉伯林派是中世纪两大对立的政治集团。奎尔夫派支持教皇，而吉伯林派则支持神圣罗马皇帝。 ↩

21. 见www.new-library.com/zoller上Zoller的《Abu-Mashar Prince of Astrologers》 ↩

22. 见www.new-library.com/zoller/book以及详细分类里的，《146 Considerations》 、《Bonatti on Parts》、 《Bonatti on War》。 ↩

23. 见Avicenna的《Metaphysica sive Prima Philosophia》（1495 威尼斯） ↩

24. 见网站上Zoller的文章《The Hermetic Tradition》和《Hermeticism as Science & Liber Hermetis Book I》 ↩

25. 见网站上Zoller 的《Avicebron and the Fountain of Life》 ↩

26. 卡巴拉是犹太人的秘密传统。它的原始记录受到质疑。犹太人的记录提供了很多历史证据。在文艺复兴时期，一些基督徒相信犹太人掌握了一门基督秘法，这是一种渊博智慧的传授体系，他们积极地寻找它，并且向犹太老师学习。卡巴拉著作在神秘学、神学、哲学和“前科学”方面的丰富知识隐含在寓言和模糊的寓言背后。 ↩

27. 关于这种Paracelsus的学说，参见 《The Hermetic and Alchemical Writings of Paracelsus》, A.E. Waite编辑，University Books出版，NY，1967，第二卷，第289页起。 ↩

28. 我对于《Picatrix》（约公元1200年）的改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