荟思
应试之风盛行，奥数热不断升温，艺术考级长盛不衰，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有教育体制的身影。家长要在学校体系内为自己的孩子争取更好的资源，就不得不迎合学校对学生的评价模式。即使不考虑争夺资源的因素，在传统型学校的“大一统”氛围里，跟评价模式不一致的孩子也很容易被边缘化和歧视。
培训机构在国内的畸形繁荣，是教育体制和家长共同纵容的结果。机构这个“瓶子”，现在装的之所以是“培训”而不是“教育”，是因为市场选择了前者。如果哪一天市场爱上了“教育”而厌恶了“培训”，机构一定会义无反顾地倒掉“培训”，换上“教育”。
期待教育机构成为市场主流、培训机构被边缘化的那一天！
“培训” v.s. “教育”春节长假终于结束了，大街上的人流也密集了不少，跟长假期间的冷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掐指算来，我做数学课程有五年多了。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对教育机构的认识在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深入。
如果把时钟往回拨十年，我对教育机构的认识可以说几乎为零。在我的意识中，只有一个很出名的做出国英语培训的公司；而当时的街头巷尾，也不像现在这样挂满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机构招牌。
在处于近乎零认识的状态下时，我对机构先入为主的印象是很有好感的。然而每多一分了解，负面的印象就更多一分。当我对机构的各种表现进行批判时，又招致很多反对意见。在这样的纷纷扰扰中耗费了大量精力，身心疲惫之余，我也越来越怀疑这样的争论是否还有意义。
有两个明显的现实是无可否认的。第一，近几年，新的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尽管关门倒闭也是家常便饭，但总体上还是在迅速增长。第二，家长在各种机构的消费不断增加以及常态化，而机构提供的服务也越来越像基本的衣食住行，逐渐融入到有孩子的家庭的日常生活中。
一个现象能够达到相当的普及程度，说明大众对它有强烈的需求，即使认识到其弊端也不会立即停止对它的追捧。在这样的情况下，揭露和批判往往难以扭转局面。譬如电子游戏，其负面影响以及引发的恶性事件是毋庸置疑的。但即使有如此强有力的论据，也难以改变大众对电子游戏的痴迷状态。
另一个例子也许更容易理解。多年来，“吸烟有害健康”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而且这几个字也被强制印在每一个烟盒上，可是烟民的队伍却依然庞大，也没有表现出减少的迹象。为什么这些烟民没有选择戒烟呢？我不是烟民，对这个问题我只能做一些揣测。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形成了吸烟的习惯后难以抵御烟瘾的诱惑。其次，吸烟的危害性没有一个明确的量化结论。尽管我们都明白吸烟会导致很多疾病以及减少寿命，但这些疾病即使不吸烟也可能因为各种其他原因而产生，并且每个人的寿命以及因为吸烟会减少几年也无法提前预测。不妨假设，如果有可靠的研究以及数据表明，达到一定的吸烟量就会在几个月或者一两年内致死，这一定会促使不少烟民下决心戒烟。可惜（或许也不可惜），现实情况是这样的结论并不存在，反倒可以找到一些案例说明吸烟也同样可以达到足够长的寿命。这无疑极大地增强了烟民们的侥幸心理。
回到教育机构的问题上来。我最开始的对教育机构的先入为主的好感，现在看来是被称谓中的“教育”这个词误导了。我总以为，教育机构自然应该提供跟教育相关的服务，即便有各种不尽如人意之处，正如学校也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问题，但根子终究得落在“教育”上。带着这样的误解和莫名的好感，当我直面各种机构乱象时，所受的刺激也就更强了几分。
现在重新梳理一下认知，我认为有两个观点是非常关键，必须时刻牢记的。
第一，不能因为机构们是给孩子开设课程，就为其冠名“教育”。确切地说，目前绝大多数机构课程都只是做技能培训，其中包含的教育养分很少。因此，“教育”应当换成“培训”更为恰当。
顺带说一下，培训机构开设的跟语文、数学等科目有关联的课程，几乎都是技能培训——因为它们关注的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快提高分数，实际上是在提供“应试技能”的培训。再延伸出去，当前学校的教学也有技能化的趋势，技能训练的比重比过去增加了不少。
第二，培训机构是自负盈亏的私人企业。在这样的前提下，无论谁来领导一个培训机构，他首先要考虑的是生存问题。再美好的愿景，如果解决不了生存问题，都只会变成美好的泡影。
如何生存呢？就是课程必须得到市场的认可。“市场”是什么？具体而言就是家长群体。培训机构毕竟不能去偷去抢，他们只能想方设法说服家长掏钱。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机构作了恶，这些恶也是被家长所纵容的——如果家长立场坚定地（用拒绝掏钱的方式）反对，机构们难道还能一意孤行地作恶吗？它们连饭都吃不饱，还哪来的力气作恶？如果作恶不能换来荣华富贵，它们哪来的心思作恶？
也许有人会说，家长愿意掏钱，很多时候也是受了培训机构花言巧语的蛊惑。的确，机构为了赚钱自然是无所不用其极。但这些手段之所以最终成功，其根本在于钻了客户“无知”的漏洞。在本质上，这跟推销美容产品、保健品是一样的套路。假如家长多一些教育认知，少一点虚荣和攀比心理，机构的忽悠难度必将直线上升。
虽然机构之恶要追溯到家长身上，但如果让家长独自承担这个恶名也不完全公平。每个家长在社会的大环境中也是处在弱势的地位，有很多事情都是身不由己。在具体涉及到孩子的问题上，教育体制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教育体制掌控着跟孩子的成长密切相关的大部分资源，其中还有不少是难以替代的。
应试之风盛行，奥数热不断升温，艺术考级长盛不衰，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有教育体制的身影。事实上，学校的应试之心并不亚于家长，而奥数热的始作俑者也是升学路径上的保送政策。家长要在学校体系内为自己的孩子争取更好的资源，就不得不迎合学校对学生的评价模式。即使不考虑争夺资源的因素，在传统型学校的“大一统”氛围里，跟评价模式不一致的孩子也很容易被边缘化和歧视。在个体和组织的对抗中，结果必定是大多数个体选择屈服。
另一方面，家长的表现也并不完全是源于对体制的屈从。一个明显的例证是中国家长在美国的行为表现。近十几年留学潮非常汹涌，使得美国的中国家长群体急剧膨胀。他们尽管跟美国家长处在同样的教育体制下（严格来说不能算完全一样的体制，但对我们判断中国家长的行为模式没有根本影响），但许多表现跟国内的家长很相似，却与美国家长形成很大的反差。
培训机构在国内的畸形繁荣，是教育体制和家长共同纵容的结果。至于两者的比例，我认为按客观影响来看，大概是七三开，体制占的比重大。但孩子不是国家的孩子，而是父母的孩子，因此父母应当担负起自己的孩子成长的大部分责任。如果把这个“权重因素”考虑进来，家长在纵容机构作恶的问题上应当承担七成的责任。
如果对上面说的“权重因素”不太明白，不妨通过下面这个例子来理解一下。一个仓库着火了，大家都围在仓库外面犹豫着要不要冒险去救火。如果仓库里存放的东西是公共财产，因为没有人去救火而遭受了损失，这个损失是所有人共同承受的。但如果仓库里的东西属于私人，损失就全部由个人承担了，而这些人在救火的态度上也肯定比其他人更积极。
尽管我一直以来对培训机构批判颇多，但我从未想过彻底取缔它们，理由有二。
其一，培训机构虽然是很多恶行的具体实施者，但却不是恶之根源。它和其他私人企业一样，都是期望通过提供服务来获取收入。就牟利的欲望而言，所有企业都没有区别。只不过因为中国的教育体制给了培训机构获取暴利的绝佳机会，同时又几乎没有有效的监管（事实上，近两年已经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只是方式比较简单粗暴，还需要一个曲折的摸索过程才能制订出合理的监管措施），才导致了当下的乱局。如果其他行业也出现“暴利机会+监管缺失”的状态，我相信很多企业同样会毫不犹豫地猛扑上去。
其二，私人机构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一个新的可能性。在私人机构出现以前，家长可以给孩子做的教育选择都局限在“体制内”。“体制内”的各种弊端相信国人都是深有体会的。而私人机构作为“体制外”的新生事物，则拥有更多的自由度和灵活性。事实上，前面提到的我对培训机构的先入为主的好感，正是基于这个角度的考虑，而且对它有很高的期许——只可惜，现实无情地击碎了这个美丽的肥皂泡。
私人机构的组织形式就像是一只瓶子。虽然瓶子里现在装的酒很难喝甚至变质了，但我们不必因为酒难喝就打烂这个瓶子。只要我们愿意，在合适的条件下，这个瓶子同样可以用来盛放甘醇的美酒。
培训机构的很多行为虽然是“反教育”的，却与教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难以截然分开，而且对缺乏专业眼光的人有很大迷惑性。譬如一道数学题，给学生分析清楚其中的数量关系，进而引申出恰当的解题过程，这是正常的数学教育。而培训机构讲同样的题目，直接让学生背公式用套路得到答案；或是提前半年甚至更长时间给学生讲这道题（用的自然还是背公式的办法）。家长看到孩子听课后能做出一些题目，就认为学费花得值。而当孩子遇到一些题目不知道该用什么公式，或是用错了公式，家长通常也不会跟学习模式的弊病联系起来（即使有所怀疑也没有能力深入分析），反而要求孩子刷更多的题——美其名曰“把公式用得更熟练一些”。
培训机构的另一个常用套路是提早教学生用方程解题，“机智地”绕开了分析题目中复杂关系的困难。这种“唯方程论”在家长群体中颇有市场，得到不少家长的认可——因为孩子拿着不会做的题目请家长帮忙，大多数家长也只会用方程来解题。不知有多少人能从中品出一点讽刺意味？
私人机构并非和教育有前世之怨——它们原本就只是瓶子和酒的关系。机构这个“瓶子”，现在装的之所以是“培训”而不是“教育”，是因为市场选择了前者。如果哪一天市场爱上了“教育”而厌恶了“培训”，机构一定会义无反顾地倒掉“培训”，换上“教育”。
我们孜孜念叨的“教育”，要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确实是很美好的理想。就像我们知道健康的生活应当是每天都有规律的作息和营养餐食，业余时间去逛逛图书馆和博物馆，或是去音乐厅接受音乐的熏陶。然而在现实中，我们总是忍不住吃垃圾食品，抽烟喝酒，泡酒吧和舞厅，以及无节制地刷手机和上网。
如果把理想的教育成长比作博物馆和音乐厅，那么培训机构就像酒吧和舞厅。这些都是现实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不同特色的生活内容。有的人选择博物馆和音乐厅，也有人更愿意在酒吧和舞厅打发时间。所以培训机构的存在不仅不是问题，而且很合理。真正的问题是，现在的教育体制把人们都往酒吧和舞厅赶，连原本不喜欢酒吧和舞厅的人都被裹挟进来。酒吧和舞厅的生意突然火爆起来，于是疯狂地扩建，而且为了抢生意而发明了很多新的花样，甚至不惜在场地贩卖毒品。
原本平衡和谐的社会生态就这样被打破了。那些整日流连于酒吧和舞厅的人自然是精神萎靡，今朝有酒今朝醉；而其他人也不堪其扰。在浮躁的教育和学术风气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极易变成北大教授钱理群所描述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用封铺抓人的方式来打击酒吧和舞厅，看似效果显著，却做不到长治久安，而且也缺乏坚实的法理基础。只要需求仍然旺盛，它们总会寻找合适的机会死灰复燃，或者干脆转入地下，监管起来更加困难。反之，如果能够想办法让需求萎缩，酒吧舞厅们无需号令，自己就乖乖地关门歇业了。
影响需求的关键在于教育体制。事实上，近年来教育部门越来越强调“素质教育”的方向，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到了不得不管的程度了。只可惜到了具体执行的层面却阻力重重，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实施路径。个中原因错综复杂，几句话难以概括。我仅根据自己的理解说两点。
其一，教育体制的转变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会引发其他领域的很多变化。例如上世纪末的那一轮高校大扩招，既有扩大学历教育的目的，也有延缓就业压力的考虑。
其二，在原有的体制下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利益格局。如果要对体制动“大手术”，必然同时牵动很多利益链条。必须压制住相关利益集团的反对力量，才有可能推动体制的转变。
在体制发生根本性转变以前，有觉醒意识的家长们能做些什么呢？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用钱投票——多支持那些教育养分高的课程，同时抵制纯应试刷题考级的课程。这样做也许会使孩子损失一些表面的利益，换来的却是使孩子受益一生的好处——在当前的体制下，两者实际上很难兼得。社会的进步，需要少数勇于担当的人首先主动放弃一些利益来推动；如果所有人都死死地抱着自己能抓住的任何一点利益不放，结果也只能是所有人的利益同时受损。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一部分人少计较一些利益得失，做“教育机构”的开荒牛，为觉醒的家长提供优秀的教育课程。只有用养分丰富的课程培养出真正的精英孩子而不是只擅长应试的“（伪）学霸”，才能实实在在地起到正面引导作用，而不是让“素质教育”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
希望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教育机构能够成为市场中的主流，而培训机构只是偶尔消遣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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