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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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弟打来电话,他说母亲又去医院看眼睛了。我心里一惊,连忙拨通了母亲的号码。 电话那头,母亲却不紧不慢地说:“也没什么,就是这个左眼一直流泪,医生给开了药,现在在住院——你好好上班,别操心!”听了这话,我的内心反而更加难受。
一直以来,母亲的眼睛就有问题,左眼已经完全失明,右眼高度近视,看东西只能看个轮廓。记得去年过年回家,我本想给她个惊喜,一到家门口,就“妈,妈”地大声喊着,可她看了半天,愣是没有认出来,直到我走到她的面前,她才高兴地说:“我大儿子回来了”。那个时候她的左眼就开始流泪,点着眼药水,只不过情况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好几次我都建议她再去医院看看,让医生详细检查一下,她说:“检查过了,医生说要根治就得挖眼珠子!”——这是母亲接受不了的事。作为子女,我们也接受不了母亲那张陪伴了我们三十多年,熟悉而慈祥的脸上出现一个巨大的陷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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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假如时间再往前推十几年,事情也许不会是这个样子。
那个时候,母亲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看东西很清楚,而我只有十四五岁,正在读高中,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在学习上也有点成绩,自然成为全家的希望。母亲很希望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不要再走自己的老路,很希望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将来能有点儿出息。作为一个农村妇女,她能做的就是把这种希望全部转化成对我的关心和照顾。
那时,我家和距学校比较远,走路需要一个多小时,每天都要很早的起来,再到学校,然后在学校呆一整天,直到下午放学才回家。而这期间中午饭一直是个问题。由于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学校的食堂饭吃不起,外面一块五的蒸面更是不敢想,通常都是早上早早的在家里吃完饭,然后再去学校,放学回家再吃下午饭。而做早饭这件事自然就落到母亲头上。为了不耽误我六点半的到校时间,四点左右她就得起床,那个时候即使是春夏两季,天也是灰蒙蒙的,只有皎白的月光。家里一直没有闹钟,所有的时间都靠自己去揣摩,去估计。“我一觉醒来就是两点左右,再眯一小会儿,就是四点左右;还可以看月亮,月亮不见,天发白,我就起床做饭。”母亲经常和我们分享她是如何确定时间起床的。这种确定方式经常会出现或早或晚的问题,尤其是天亮的比较晚时。记得有一次,在冬天,天很冷,母亲和往常一样看着月亮,瞅着星星起床给我做饭。不料,烧碳的炉子在半夜熄灭了,那是一种陕南农村常用的高台炉,很难在短时间内再次点燃,为了不耽误我上学,她就用土灶做饭。一夜的冰霜在木柴上结了厚厚一层,也不知道她用了多少根火柴才将火点着,将饭给我做好。我只记得吃饭时不小心碰了一下木柴,湿漉漉的,好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吃完饭后,我见天色尚早,也听不见路上行人的声音,于是就又躺回床上睡一觉,等我再次起来去学校上学,居然没有迟到。一年里的两百多天,每天她都这样给我做好饭,而后轻轻地走到我的床边,拍拍被子,叫着我的乳名:"龙儿,饭已经做好了,在锅里,待会儿起来吃,别睡过头了。"而后又去补觉。有时候怕我忘了时间,她在床上趟一会儿,又来看我起床了没有,吃饭了没有,出发了没有。奇怪的是在这数百天里,大多数时间都是我去得太早,当中有几次赶到学校,学校的大门都没有开;而有那么一两次,由于下雨母亲看错了时间,我迟到了,受到了老师的责罚,下午回到家,年少的我狠狠将她埋怨了一番。
而每年我最期望的是开学,最怕的也是开学。期望那是因为我可以去学校继续读书,继续和自己的同学在一块儿;怕是因为开学就意味着交学费,意味着父母又要做难。那一年,我十七岁,读高二,正是紧要关头,弟弟也在读初中二年级,妹妹在上小学,我们三个人的学费一共一千多块。为这,父亲提前在工地干了整整一个暑假,就希望能够在九月份之前凑够我们的学费。无奈,末了,包工头跑了,一分钱都没拿到。在开学的时候,全家人如临大敌,妹妹在一旁干哭,弟弟闹着要出去打工,那时我也一度想放弃读书。母亲却把我们叫在一起,说:
“你们不要着急,钱是我们大人的事,——你们放心,我和你爸就是砸锅卖铁也让你们去学校读书。”
完了,就向村里的左邻右舍去借。有人嘲笑,有人奚落,“上不起学,就不要去上嘛!”,“看把她们家急疯了!”这样的声音不绝于耳,钱却没有借到一分。
傍晚回到家,母亲沮丧地坐在椅子上,盯着我们发愁,不一会儿,她用手不断在眼前左右晃动,像是在赶苍蝇蚊子一般。 “妈,你怎么了?”我问。“老大,看我眼前是不有什么东西在飞?黑黑的,像蚊子一样。”她说。那时,全家人都在操心着我们兄妹三人如何交学费,如何入学,谁也没有顾及母亲的眼前飞舞的蚊子。
晚上母亲一夜未眠。第二天,天还没亮,就直奔外婆家,从外婆那里为我们借来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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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过去了,飞舞的蚊子已经变成一片漆黑。年上在家里,母亲见我们回来很高兴,很想下厨做几个菜,无奈,切菜看不准,好几次切到了手,最后还是我切菜做饭,她指挥。——从那天起,我突然意识到,也许今后再也尝不到母亲亲手为我做的饭菜了。
昨天和父亲在电话里说,我上学那会儿母亲的眼睛就出现问题了,当时如果及时的治疗,也许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电话那头,父亲沉默半晌,说:“那时候,咱们家经济条件不允许。”听了这话,我的内心一阵酸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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