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6点左右，吃完晚饭回到办公室。我正准备把写得差不多的分析报告给黄老师过目，向她请示我遇到的一个问题该如何处理。
就在这时，她开口讲话了：“不要一上来就讲个细节问题，先说整体思路。”
等我准备做汇报时，她接着说：“这个分析报告本来就说是小作业，预计一天就要完成的，但是今天是第二天了。你写的过程中没有找我沟通，现在完成了才来找我，万一不行，要打回重写怎么办？”
后面又说，她不强制大家加班，任务都已经分配好了，每周工作计划也都提前发给我们了，自己把握进度就好。然后说她自己今天没跟上进度，所以要加会儿班。
我在旁边站了半天，略感尴尬。
“我现在没有时间看，你先发群里吧。有什么问题明天再说。”
于是我回到自己的座位，如坐针毡。其实我下午5点左右把基本内容都写完了，然后对最后的一个问题进行了最后一番研究，最终还是觉得要她定夺个处理办法。因为看到她一直很忙，所以我就说等吃完饭再跟她汇报一下。
我似乎大略体会到H君所说的那种压抑的感觉了。虽然她说了不强制加班，但是前提是任务能够按进度完成。所以，也不便当即离开。于是，我开始看我下一阶段的任务。
可是她只用文字的形式说明了我要负责哪个模块，我看到的是“修订党委会议事规则和三重一大事项清单”，但她并没有告诉我在哪个文件的基础上改，以什么作为参照依据。
我在她整理转给我的项目资料里找到了一份文件，里面充斥着已经经过两三个人用修订模式修改后的痕迹，包括格式在内的修订多达500多处。无从下手，也不知道要改成什么样。
适应了浩哥那种给出明确清晰指令的方式，一下子对黄老师的工作方式有些水土不服。
过了一会儿，黄老师自己先走了，说想回去加班。
办公室里就剩我和LYT了。她早来一周，所以我就问问她那边工作安排如何。一问之下才发现，她也不太清楚自己要干嘛，要干到什么程度，只知道说修订岗位说明书，但是除了找错别字，其他的她也不知道怎么改。
看来，我们陷入了同样的困境。
回来之后，我的心情很是低落。也许是经过昨天的交流，对她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期望，所以才会产生如此巨大的落差。
我坐在桌前，想做点什么，却又什么都不想做。
于是，又开始刷B站了。无意间，刷到两个记录性质的剪辑短片，一个是讲2008年春运期间广州站旅客滞留事件，一个是讲张艺谋筹备北京奥约会开幕式的故事。
2008年，发生了多少大事啊。那么真切，却又那么遥远。看着这两个短片，很多共同回忆一下子就被唤醒了，看到在背后默默付出的人，泪水一下子就止不住了。
我突然意识到什么，于是放纵自己，不去忍着，既然情绪到了，流泪就流泪吧，一个人住就是自在，哭得梨花带雨也没人知道（好吧，现在你们都知道了）。
一直哭到脑子都有点晕乎，终于准备写日更了。这时才发现，心里莫名的压力和憋屈的情绪已经释放了大半。
我开始冷静地回想这件事。
其实，说到底这不过是工作习惯或者说工作方式的差异而已。黄老师习惯于让成员独立负责某模块的工作，但是在过程中有问题随时可以问她；而我从浩哥那里继承来的工作习惯是，由项目经理先确定工作方向，我再去沿着这个方向去做，当然，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也是可以随时找浩哥请教的。
突然意识到，浩哥的工作方式和黄老师的工作方式，是一脉相承的，只是阶段不一样而已。如果用小孩子学走路来类比的话，浩哥就像是用双手牵着小孩子往前走，走了一程，然后告诉小孩子，你从这条路走，我在前面等着你。而黄老师则是，只告诉小孩子要到哪个地方，但是并不指明方向，完全撒手不管，任由小孩子往前走，但是她会待在孩子旁边，如果孩子有疑惑，随时可以喊她一起商量。
如果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来看，在经过浩哥之后，遇到黄老师其实是非常好的，只是一下子转变太快，我还没适应她的方式。
我的旧模式是，在拿到任务后，自己埋头苦干，等到遇到问题实在走不通的时候，我还会把其他能完成的东西先尽量做好，最后才会把问题拿去向项目经理请教。但显然，这种做法风险很大，就像黄老师说的，万一框架都不对，那不是白干了？
在浩哥那里，经历了他前期的几次批评之后，以及眼见HW快速进入工作状态，在任务推进过程中随时跟浩哥沟通，我也慢慢有样学样，做成一点东西就去找他确认方向是否正确，一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就去找他沟通。这样一来，就跟浩哥合作得非常顺利了。
而在黄老师这里，这样的工作方式仍然是适用的，甚至，随时保持沟通更为重要。因为，既然是各人独立负责自己的模块，所以黄老师也可能不那么熟悉所有模块，而随时沟通，就能让她更好地把握我们的工作进度。
所以，明天上班后，我首先就要跟她澄清，接下来我要修订的党委会议事规则到底是达成什么效果，如何承接上一阶段项目成果，有哪些文件可资参考等等。
有了前期的心理准备，以及这次的深刻反思，接下来，工作的推进应该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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