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    士

隐士是天空中的明月，带给黑夜光明和美好。

古今中外，隐士很多，隐士文化也源远流长。中国最早的归隐文化可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以许由、巢父声名最甚。至东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归隐文化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其后归隐者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唐宋时期更是把归隐文化推到了一个顶峰，涌现了司空图、王维、林逋等一系列隐者，只是归隐目的迥异。

文人历来好名如好色。自归隐形成了文化，沽名钓誉因之也形成了文化。谢安归隐求的是修身养性，属自我沉淀一类；李白归隐求的是故作高雅，属生性狷狂一类；王安石归隐求的是待价而沽，属提高身价一类。这几类归隐实则不算真真归隐，难听点说只是挂羊头卖狗肉而已，各有目的，手段一致。于是，一大批身不修、德不育、道不通的人士也投身山林，自提身价，待君王请，如此求居庙堂的途径又多了一种，大抵多数所谓隐士属此类。

伯夷、叔齐、陶渊明、林逋等属于真隐士一类。他们真正领会了“伴君如伴虎”的真谛，他们远离血腥无情的政治，他们为这个世界带来了一股清流。很多人说，这些真隐士给社会带来了不良影响，事实真是如此么？纵观古今，真隐士的数量凤毛麟角，他们的清淡、雅致、高尚恰似浩瀚银河里的一弯月，给这个充满荒唐的时代吹来了一习清风，虽未起多大作用，但至少给渴望良知的人们留了一丝希望。那当今社会为何要批判隐士？因为他们远离了散发腐臭的沟渠，厌倦了整日烟熏火燎的炙烤，因为他们拒绝终日与蝇蚊为舞，拒绝以智慧吸食大众的血肉，因为他们憎恶同流合污、沆瀣一气。古人云：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大多数肉食者所能看到的仅仅是自身的利益，求的是肉体的享受，求的是地位的攀升，他们的眼光被利益局限在方寸之间，何谈为民？何谈为国？隐士面对的是真实的自己，他们面对的是人性的良知，他们拥有的独到眼光岂是肉食者们所能理解！

有人说隐士的境界分为“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三种。仔细想想，表达此类意思的人自身就是放不下、看不透、悟不通，或者其本身就是没有出色才智、一心只求得过且过的一类人，随而人云亦云，划分隐士等级，以表明自身比在野之士境界更高。历代所谓中隐者，多是上不成下不就，混迹于尘世，仅谋求一件衣、一瓢水、一碗食，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只能摆出一副高雅模样，以标榜自身的伟岸。所谓大隐者，几人又能称得上，几人又能看得透，几人又能决然如陶渊明一般“不为五斗米折腰”，如果真要算，张良、刘基几个勉强可列入此类，他们是真看透了功过是非，远离了庙堂，但他们站上庙堂本就是情非得已，因而也只能说是勉强。假若所谓隐士身居庙堂，处事消极，驭民懈怠，浑然便是昏官、庸官，甚至随着时间推移演化为恶官、贪官。儒家有云：在其位，谋其政。如王安石出山，他敢于行改革之事，敢于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就是严格贯彻的这一句；刘基出山，也是很好地履好了军师之职。在区分隐士境界的时候，不能简单地人云亦云，更应该有自己的理解。从我自身的理解看，张良功成身退后属隐士一类，刘基出山前属隐士一类，而如王安石仅是为自提身价、自我炒作一类，算不得隐士。真隐假隐，稍作试探，便一目了然，根本无需赘言。

古今中外的隐士，大多在某一方面有其特长，或治学，或治兵，或治国。鬼谷子隐匿在深山，在纵横、兵法一道本领非凡，弟子苏秦、张仪、孙膑、商鞅更是当世精英；林逋隐于西湖孤山时，王随、范仲淹、梅尧臣等多有拜访，诗名更是传承至今；刘基出山前，便声名斐然，后朱元璋采纳其意见建立明朝。德国赫尔曼•黑塞在归隐前，已然是当世文豪，名震一时。美国大卫•梭罗是超验主义哲学家爱默生的得力助手，他的声名在隐居瓦尔登湖后鹊起，实为经历了丰富的哲学沉淀。

真隐士不求声名，他们的才华却无法抑制他们的声名，而当代的文化圈则喜欢无中生有，各种头衔、奖项直冲云霄。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萨特，但萨特拒绝了，只留下“我拒绝荣誉称号，因为这会使人受到约束，而我一心只想做个自由人，一个作家应该真诚地做人”这句话盘旋在诺贝尔奖的舞台之上。这句话不只是抨击了以各种方式搏名的作家、诗人们，更给予了当代肮脏的文化环境沉重的一击。当今各种奖项层出不穷，各种头衔极具唬人价值，回看历史上诸如鬼谷子、陶渊明、林逋等人，不参加各种显名活动，不参与各种辩论，不刻意著作，更别说奖项、头衔了。

当今社会电视网络上那些诗人、作家、画家、音乐家、书法家、哲学家，各自在舞台上描红画蓝、手舞足蹈、自鸣得意，在真隐士面前，他们恰如跳梁小丑，给人们演绎着荒唐，贡献着笑料。观今人好名如好色，而无好德如好色者，时代之悲也。

此刻，读隐士们的作品，我恍若看到镌刻在历史石碑上的隐士之名熠熠发光，照亮了某一群人的内心，为他们的精神世界圈上了一块净土。

清隐书于2018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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