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昨晚什么时候开始看这章，看完把书合上，瞅一眼手机：凌晨二点零二分。我又二了，这是病？
昨天上午出门，晚上十点多才回，一有空就开简书，一有事就放手机，断断续续，读得不好发得草率。今天，可支配的时间应该多一点，这一章内容也不少，我想抄多点，只是，右手的酸痛感比较强，这是以前少有的，月底争取歇一天。
周志刚65岁生日没过成，他得流行性感冒住了三天医院。周家一家之主对过生日看起来不在乎，但内心是遗憾的。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是星期日，这一天是周志刚六十六岁生日。全家对他的生日格外重视，总想弥补一家之主的精神损失，善解人意的大儿媳妇郝冬梅提议两个生日要一并过。
（跨过了好几年，大抵是因为光字片的那些青年们的事没什么值得写了。周志刚两个生日一并过，周家年轻一代应该出场了，再不来就会被遗忘的）
周志刚这位一家之主早已徒有虚名，这几年儿女都没与他们老两口共同生活，他对儿女们各自生活的影响力已近于无。一家之主纯粹是他一厢情愿的想象，也是儿女们对他的安慰，他需要那种安慰，他们也都理解。
现在光字片的老窝里，只住着他和老伴。老伴的精神错乱已不可救药，好在周志刚的余威还在，只要他一呵斥，她的胡言乱语便会立即打住，缄口无言一阵子。他挺享受自己的余威在震慑老伴精神错乱方面的功效，使他的存在仍有无可取代的特殊价值。当然，他对老伴也很关心，必要的震慑之后，该怎么疼她还怎么疼她，从未嫌弃。毕竟是相濡以沫的老伴，对她的感情已成为他的宿命。
（这部分叙述我感觉很有必要留着，至于为什么，我想各有不同的看法吧，时间辗过哪有无痕的。假如没有女儿女婿当年在车站出那事，或者秉昆不说，可能秉昆妈不会这样，但不这样，那郑娟一家三口该怎么办？这也许也是她的宿命吧）
下午三点左右（这时间过于精准了，看到后面你就知道），蔡晓光带着另一个人用一辆中型卡车送来一车黄泥、沙子，还有一袋水泥和近百块新砖。
他们都穿着工作服，蔡晓光自称是周蓉的朋友，奉命送一车东西。
周志刚第一次见蔡晓光，不知道他与女儿是什么关系，把久未理发，头发老长，一圈络腮胡子的蔡晓光当是女儿所求的人。
看到那一车自己眼中的宝贝东西，周志刚高兴极了，连连道谢不止。蔡晓光也没和他多说什么，帮小伙子卸完东西匆匆驾车离去。
这些宝贝绝不能放在外边，隔夜肯定会无影无踪。他用足老劲儿一个人就把一整袋水泥扛进屋里，又和老伴把砖搬人小院，归拢好黄泥和沙子。
老两口坐屋里歇气儿时，老伴儿问：“你跟女儿要过？”
他说：“她是当老师的，我怎么会给她出这种难题？还是她这个女儿更懂我，在我生日这天，求人给我送来了经常梦想得到的好东西！”（老师还真被他看低了）
老伴撇嘴道：“不如给你买件衣服更实在，难道你要把咱这家拆了重盖不成？她来了我得数落她，没见过自己老父亲过生日女儿送这种东西的。”（还真不多见啊）
他板脸道：“坚决不许！咱们这家不好好修一番的话，再过几年还住得成吗？女儿给我送这些东西太对了。”（护家之心就是这么强）
其实，送这些东西是秉昆想到的，比起哥哥姐姐来，秉昆更了解父亲，但他只有主意，没有能力弄到那一车东西。
当时他和哥哥嫂子都在姐姐家，一起研究给父亲过生日的事。秉昆和秉义、嫂子都没能力搞到那些东西。在 A 市，水泥、砖和沙子仍是一般人花钱买不到的东西。
周蓉就问秉昆：“你能保证那些东西会给咱爸带来惊喜？”
秉昆说：“你们哪儿有我了解他？他跟你们发过火吗？没鼻子没脸地训过你们吗？举起巴掌要打过你们吗？没有吧？反正我不记得有过那样的事。他退休后，你们都在上大学，我几乎就成了他的出气筒。比起受青睐的儿女，受气那个往往更清楚父亲的喜怒哀乐。”（可怜一下这个老疙瘩）
他的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周蓉说：“包我身上了。”
下午四点多钟，秉义和冬梅两口子领着周蓉的女儿玥玥首先回到了父母家。他们走在光字片时，吸引了不少注视的目光。
一九八六年的光字片，更是 A 市有碍观瞻的一角。每座城市几乎都有几处那样的地方，在过来人的头脑中留下烙印。
很久不见精神气质好的人出现在光字片了。秉义和冬梅吸引人目光的首先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其次是衣着打扮。
玥玥虚岁十五，是初三女生，她的精神气质和衣着打扮也与光字片的少女们大为不同。生活在光字片的男女老少的精神气质很难好起来，这并不等于说他们的生活中就完全没有高兴的事。有还是有的，但总会被居住状况的低劣和周边环境的脏乱差快速彻底地破坏，如同在穷山恶水的乡间，迎娶之喜带来的兴奋注定短暂。（看到这里是不是有种沉默感）
出现在光字片的秉义两口子和玥玥穿的都是涤卡衣服，还是仔细熨过的，吸引光字片人们的目光很自然。
“是周志刚家大儿子，那女人是他媳妇，听说是一位副省长的女儿。”
“人家现在抖起来了，有靠山了，听说当上省文化厅的处长了。”
“那周志刚老两口还住咱们这破地方图什么呢？也沾儿子的光换个好地方住啊！”
“不是说咱们这破地方迟早会拆迁嘛，老两口守着老窝，等拆迁的好处呗。”
“等到猴年马月呀？也许死了还没等到呢！”
类似这样的话似乎永远都有，周家毕竟是光字片老住户，口碑不错，议论者们还是舌尖留情，没说出些更不中听的话来。
实际上，他们冤枉周秉义了。周秉义当上文化厅文艺处处长，与冬梅的父亲是不是当过副省长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秉义就考上大学。没有任何悬念，报名，考试，顺顺当当地考上了，而且是北京大学。
他如愿以偿地成了北大历史系的一名大龄学子，那一年他三十一岁，系里有些学弟学妹才十八九岁。他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大哥”。不久，同学们都看出他真像老大哥一样照顾大家。第二年，他被推选为系学生会主席。
周秉义依然故我地待人友善，助人为乐，行事低调，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一九七九年新学期开始不久，妹妹周蓉突然出现在秉义面前。
一九七八年年底“那事件”得到了彻底平反。周蓉次年也考上了北大。周家两个曾经学习拔尖的儿女，终于先后迎来了他们人生的大好春光。
秉义始终关心妹妹的命运，他料到妹妹和自己一样，肯定要圆大学梦。妹妹也成了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却给了他莫大的惊喜。他不无埋怨地说，“你看你，我已经在北大了，你何必也考到北大来呢？”
周蓉笑道：“北大是专为你们男人办的大学呀？许你考来，怎么就不许我考来？”
秉义说：“你这叫抬杠。我在最近一封信里问你打算考什么大学，你回信中明明写的是尚未决定！咱俩在同一所大学不好吧？”
周蓉喜滋滋地说：“给你的回信寄出没几天我就决定了呀！兄妹俩在同一所大学，我的感觉蛮好，我就是冲你在北大才考来的嘛！”
秉义沉下脸道：“谈话态度认真点儿行不？”
周蓉见哥哥不高兴了，这才郑重解释说，她那位诗人丈夫冯化成也平反了，已早她两个月回到北京。
“难道你不希望我俩都在北京吗？虽然考清华我也没问题，但我的兴趣在中文，所以就往北大考啰！哎，哥，我考到北大来你又凭什么不高兴呢？摆得出正当理由吗？”周蓉转守为攻了。
（我发现我对人物对话都下不了刀）
秉义听说妹夫已经平反，又回到北京，这才替妹妹高兴起来。接着，他想尽一番哥哥的义务，嘱咐妹妹怎样做一名优秀生。
周蓉起初还装出认真聆听的样子，接着就不耐烦了：“学生会干部终究也是学生。我是学生，你也是学生。你是结了婚为人天的学生，我是结了婚为人妇的学生，我们都是年龄大身份特殊的学生而已。我们周家人做人做事有原则，并且是好原则。你就说咱们兄妹俩都要继续按那原则做人做学生不就得了，何必三娘教子似的啰唆起来没完呢？”
秉义愣了会儿，才说：“做人和做学生的原则是不一样的，你的话恰恰证明你还根本不清楚这一点，也恰恰证明我对你的嘱咐不是啰唆多余，而是很有必要。”
周蓉也较起真来，反驳道：“哥，你的话奇怪了，大学生者，身在大学之人也。古今中外，做好人的原则基本就那么几条，大学生只能做得更自觉，不能反而差劲儿。难道大学生还有另外的做人原则不成？”
秉义又愣了，周蓉抢着说：“哥，我来找你只不过是告诉你，我也是一名北大学生了。我不是来找你辩论的，不过我认为，咱俩已经在辩论了，而且涉及了一个很值得辩论的话题。小妹初来乍到，尚有许多事要办。今日就不奉陪了，改日再来向哥哥讨教。”
周蓉说完对哥哥行了个屈膝礼，翩然而去。未名湖边，望着妹妹远去的背影，一筹莫展，独自苦笑的周秉义内心还是挺高兴的。
不久，他就有点儿不高兴了。中文系的学生刊物上发表了一篇“与友人商榷”的文章，题目是《论好人与好大学生》，署名“邹小容”。文章的内容，自然是引经据典批判“做人与做好学生的原则是不一样的”的观点。
那时正是中国大学生热衷讨论和辩论的时代，投稿与读者来信雪片似的飞往中文系学生会，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许多人希望将这一场讨论继续进行下去。
周蓉和秉义都装作浑然不知，除了上课、吃饭、睡觉，其余时间总喜欢泡在图书馆，完全把这事置之度外。
周蓉当然还是美女。甚至可以说，比几年前更美。美得越发有气质，一种众说纷纭的屈原诗中“山鬼”般的气质。
因为她的出现，爱上图书馆的男生多了，包括一些并不喜欢安静的男生。
是时候严肃认真介绍一下周家三个儿女了。
秉义和秉昆兄弟身上各自或多或少都有父母的性格特点。
秉昆身上父亲的性格特点多一些，爱认死理，为人处世常常一根筋，个别情况下灵活一点儿，但也灵活不到哪儿去。
秉义身上母亲的性格特点多一些，凡事从不认死理，若能灵活一下求得一团和气，那就以和为贵，从不放弃争取。即使不得不与小人进行难以调和的博弈、斗争，也不会得理不让人，把对方逼到死角，而是尽量留够回旋的余地。秉义的这一优点，让他过得顺风顺水，遇到坎坷和陷人低谷时，还总有贵人暗中庇护、相助，大多数人总是比较喜欢温良恭俭让的男人。
周蓉从骨子里天生叛逆，如果一个时代让她感到压抑，她的表现绝不会是逐渐适应。短时间的顺从她能做到，时间一长，她就要开始显示强烈的叛逆性格。如果遭受的压制和打击冷酷无情，那么，她将会坚忍地抗争到底。（好可怕的一个人）
她对自由的向往，如同蜜蜂和蝴蝶天生要寻找花蜜和花粉一般。她从书籍中感染了“不自由，毋宁死”思想。
从小学三年级起，她每次语文和数学考试都考双百，成绩名列前茅。如果说这还算不了什么，那么，音乐、体育、美术与手工成绩也一向获优的学生，全校则只有她一个人了。
这么优秀的周蓉，因为不接受学校保送她到全市最好的中学去，六年级上学期考试结束时，她的各门成绩都刚刚及格！
这让全校老师大跌眼镜，班主任老师慌了，隔日派同学把她妈妈请到学校，强调她肯定是成心的。
了解情况后周妈拿她没辙，正读初三是学校的学生思想辅导员的周秉义也拿她没辙。
秉义爱自己的面子，也出于对妹妹的爱心，向妈妈复命时谎报战果，说妹妹已经想明白了。
等到周蓉参加中学考试，结果让老师和妈妈膛目结舌——各门功课又都是刚刚及格，那样的分数也只能升人共乐区那所普通中学。一名学习成绩特别好的学生，既没有参加保送，也没考上重点中学，考得一败涂地，成了很不怎么样的一所中学的收容生，这让学校和老师颜面全无，认为是自己学校的奇耻大辱。
妈妈的愤怒更胜上次，给好她几笤帚，那是周母第一次打她，也是唯一一次，因为她真的绝食了。
事情闹到那般地步，想不让一家之主知道也不可能。正赶上探家的周志刚亲断此桩家庭要案。
周志刚问明原委，原谅了女儿却严肃批评了秉义，指责他向母亲谎报劝说结果。周家的儿女，那是不可以撒谎骗人的！因为家庭内部之事，骗的是自己的妈。如果以后参加工作了，骗的是同事、领导或群众，除了要承担后果，人格不就毁于一旦了吗？
周母认为这事秉义有难以推卸的责任，她的恼怒无法消除，坚持要大儿子跪到墙角去反省。周蓉要为哥哥求情，遭母亲拒绝也去陪跪了。
周家父母对儿女实施的最严厉的一次家法，给秉昆留下了深刻印象，鬼使神差的，他也去陪跪了。
（周蓉是非常出色的，出色得让人感觉她不是一个人）
当晚，待三个孩子睡着了，夫妻俩聊起枕边话来。
秉昆妈说：“你好好想一想，你们周家的先人中，出过那种打定主意不撞南墙不回头、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没有？”
周志刚认真想了想，很负责任地回答说：“肯定没有。”
秉昆妈就大为奇怪了，“那，咱们女儿的性子，可是随的哪一条根呢？”
周志刚不爱听了，反问：“你怎么不往你家先中想一想呢？”
秉昆妈说：“我想过了，更没有嘛！”隔会儿又说：“将来让咱们不省心的，倒未见得是老疙瘩，很可能是女儿！”（周母的预见性不错）
周志刚告诫说：“你既然领教了她那种性子，以后就不必对她太苛刻。啥叫出息？啥叫没出息？咱们老百姓人家的女儿，将来是好人，走正道，我认为就是出息了。咱们女儿善良，知仁义，对人对事有正义感，只要这三点在她身上不变，其他方面任性一点儿就随她吧。别管教太严，把个原本挺好的孩子管出问题来。”（周父这样的要求也是合理的）
好孩子被管教得精神不好了，这样的教训秉昆妈妈也是听到过的，从此对女儿就不再牛不喝水强按头了。结果，周蓉还是考上了一所重点中学，是市里排名第一的学校，秉义当时保送的学校排第二。
读高中的周蓉，不知接受了什么“神谕”，竟变得很文静、很淑女了。她全心全意地学习和读自己喜欢的书，她感兴趣的不是中国小说而是西方启蒙时代的名著，当年译成中文的几乎全读了。
（读了那么多书，周蓉的见解与众不同。我认为她说的也没错，但冬梅的话更是对的，一个人如果明知做哪类事说哪类话将会牵连亲人、朋友，却任性而为，那个人是不道德的。）
一九七九年，人们还在反思“十年”浩劫。
周秉义比一般同学更能感受到校园气氛的吊诡。这位友善的老大哥式的系学生会主席看起来有板有眼，应付自如，实际上他言行谨慎，不越雷池一步。
周蓉突然出现了，而且这位一向不安分守己的妹妹，如今还成了北大中文系学生，周秉义不免有些担心。
周蓉发表在中文系系刊上那篇“与友君商榷”的文章让秉义很不快，他不想多加理会。别人对文章的好评让周蓉心满意足，也就不再关注那篇文章引起的余波。
然而，中文系的学生推波助澜，筹划了一场大辩论：好人之好与好学生之好究竟是何种关系？
虽然，辩论会开得并不成功——究竟好人之好更好，还是好学生之好更好，也没辩出个什么结果，但周蓉出名了，她哥哥秉义奖励了她一记耳光。
（秉义，你下手重了啊，左右均衡也是值得商榷的）
秉义的烦恼还没完，不久，他就成了校园传说中周蓉的“对象”，无奈，秉义只得求助于中文系学生干部，在中文系的学生刊物上发表《哥哥眼中的“邹小容”》。结果，周秉义的烦恼更多了，几乎每天都有几个男生恳求他，希望通过他与“邹小容”联系。
（周蓉是高智商的，同时人又是近似于白痴的，秉义的这些烦恼本来就可以没有的）
满心委屈的周蓉虽然与哥哥不来往了，却能理解哥哥的烦恼，她也有些内疚。于是，她亲自策划了一场“中外情诗朗诵会”——朗诵者主要是学生，还通过冯化成请了几位校外诗人。（再来看看聪明人是如何干笨事的）
周蓉的诗人先生冯化成也在北大学子们面前亮相了。周蓉挽着他的胳膊走到讲台上，介绍他是自己的先生。学生们一时没明白先生的含意，她又进行了补充说明，片刻的肃静过后，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朗诵会圆满成功。冯化成踌躇满志，外请诗人中数他朗诵的诗歌最多，获得的掌声最热烈。
但是，因为冯化成朗诵的一首当代长诗，周蓉与他会后发生了争执。
（争执的过程我不想抄出来，反正感觉很无聊，真的是日子过得太好、肚子吃得太饱的样子。“你今天纯粹是没事找事！”那个现在已经不那么倒霉的家伙做的对不对，我不给评价，但他这句话说的是对的。）
因为秉义一次小手术，周蓉到医院看他，听了同病房的病友说的话，兄妹俩和好如初。
（这个设计有点牵强，做个阑尾切除手术住院，秉义能把自己跟妹妹的事情都跟病友们说？）
兄妹聊起以后的打算，秉义表示支持妹妹考研，自己毕业后将回 A 市工作，爸妈年纪大了，由小弟在家尽孝不可以，那对小弟太不公平，自己这个长子也该尽尽孝心了。（终于说了点人话）
周蓉说：“哥，我的想法是不是太自私了？”（还在人间。兄妹后面说的我抄不下去了）
有些女人是幸运的，爱错了还有第二次机会找到真爱，即使已做了母亲。（梁老师这句话写在这里，不往下看都不能看懂的）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继周秉义、郝冬梅和玥玥之后，周蓉和蔡晓光两人也回到了光字片。（这一天下午三点左右，蔡晓光拉了一车宝贝来过，前后能有几小时）
周蓉三十七岁了。当年的美貌，经过岁月一点一点地侵蚀剥夺，已经所剩无多，充其量只能说风韵犹存了。汉语词汇真是太精准了，“犹存”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完全消失，终究还有几分，但她的身材仍然很苗条。（梁老师对周蓉还是手下留情的）
成为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后的周蓉，人生中出现了最令年轻妻子们痛心疾首的事——她的诗人先生冯化成一而再、再而三地出轨。
（冯化成返回北京后，就不是在贵州的那个“眼镜”了，或者说我们都没有真正了解过他，当然包括周志刚和周蓉。也许，有些人只适合过苦日子，甚至不只是有些人，而是很多人）
生逢厄运却有美妻相伴，男人都会很乖的。
（这句话很能说明问题，我摘抄出来。“让你和你的北京户口见鬼去吧！”周蓉估计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这样，寻找远方和诗，也有鬼，幸好她还有晓光）
“咱们离婚吧，我当初爱的是诗人，不是酒鬼！”周蓉冷若冰霜对冯化成说出这句话的那天，爱情至上主义者周蓉收起了她的爱情画卷。
“你别就这么走了啊，让我最后再抱抱你吧……行吗？”冯化成站了起来，恳求说。
周蓉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点头了，脑子里一片空白。
冯化成紧紧抱住了她放声大哭，像文学作品中对小女子的描写，“一时间哭得像个泪人儿”。而周蓉，如同小说中对某些硬汉的描写，“将一颗心变得铁石般硬，不许眼泪掉下来”。
周蓉离开那间十八平方米的平房，走在回北大的路上，心里并没有感觉解脱，而是空空荡荡。她也极想紧紧抱住一个人，一句悲伤的话也不说，就那么一动不动默默地抱一会儿就行。哥哥已经回 A 市去了，偌大的北京没有一人是她可以拥抱而又不至于惹出是非的。
这想法是那么的强烈，简直难以抗拒！她紧紧抱住了身边的一棵老槐树。一些路人见证了这个情形，却只有那棵老槐树听到了她的哭声——很细小，像小学女生种牛痘时的疼痛难忍……
（为你们，为你们的爱情留下一点痕迹，我能做的也许就这么多了）
周蓉现在已是本省一所重点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了，也是全校最年轻的一位副教授。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 A 市也有一所以省名命名的综合大学，尤以文科为主。新中国成立之初，俄语专业是该校强项，享誉全国。他们对周蓉的求职感到诧异，因为当年北大中文系硕士毕业完全可以留在北京工作，高校、出版社、研究所等文化单位，可供她选择的机会太多了。
她的回答是：“我想家了。”
她的这番话一半是真情实感，一半是搪塞之词，这句话却让校方大为感动。
学校请她在文史哲三个系中任选，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哲学系。这又让学校困惑不解。
她的回答是：“我都学六年中文了，烦了。”
“可是……”
“我已在辅修西方哲学史，明年将获得北大哲学系硕士学位。导师支持我读在职研究生，只要我保证每学期向他汇报两次学习情况。而且，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中西方近代小说中的哲学思想比较》。”
校方还是有些心里没底，本着对学生负责的态度，要让她先试讲几堂课再最终确定。结果，她的课大受师生欢迎。这样，周蓉便成了这所省属重点大学教师中第一个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也是第一位学中文而教哲学的教师。
也该周蓉赶上了好时候——各行各业改革风起云涌，论资排辈受到强烈质疑，学校里师资青黄不接，教育主管鼓励大学不拘一格培养年轻教授。哲学系数她发表论文最多，数她年轻，又是女性，她为本校开创了中西方哲学思想比较专业，比较哲学也成为学校有影响的学科。于是，她几乎毫无争议地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这天下午，周蓉副教授走在光字片坑坑洼洼的细街窄巷中，产生了恍如隔世之感——从大马路旁的一个街口向这里一拐，如同进人荒诞小说中的神秘洞口。小说中常见的描述是，洞外的世界往往混乱不堪、糟糕透顶、令人无处逃遁，洞内则是另一番天地，世外桃源。现实却恰恰相反，那条大马路是 A 市一条不错的马路，两侧有成行的柳树、楼房。尽管都有些老旧，却毕竟是看着顺眼的楼房。柳树很有年头了，枝叶修长，缘得赏心悦目。从那个熟悉的街口一拐人光字片，眼前的情形就从心理到生理都极不舒服。城市不像城市，农村不像农村，似乎误人了被人间抛弃的一个地方——没有哪一幢房屋墙直脊正，也没有一条街巷能让人经过时心情不至于由好变坏。（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将这部分省略）
走在她身旁的蔡晓光忽然问：“哪儿来的一股臭味儿？”
周蓉说：“你马上就会知道。”
二人顺路又一拐，但见几名淘粪工正在淘一处公厕——由破木板围成的公厕歪斜着，似乎随时会倾倒。淘粪工们用绑在长竿上的桶将稀粪提上来，直接倒在厕所旁的空地上。
二人只有掩鼻而过。
蔡晓光说：“怎么可以那样淘粪呢？”
周蓉反问：“应该哪样呢？”
蔡晓光说：“在市内，是用抽粪车直接抽上来。”
周蓉说：“这里不是市内。”
蔡晓光据理力争：“反正不应该那样。”
周蓉说：“反正应该怎样的事多了。”
蔡晓光被驳得张口结舌。
她反问：“你刚才捂鼻子经过时有什么想法？”
蔡晓光说：“那能有什么想法？就是想赶快走过去呗。”
她说：“人家那些淘粪工人连口罩都不戴。”
蔡晓光不解了，也反问：“那又怎样？人和人是不同的。如果我不幸沦为淘粪工，要一天多次换口罩……你什么意思啊？”
她说：“你的话已经接近我的意思了，自己想。”
蔡晓光是聪明人，略微一想立刻明白了。他说：“周副教授，请站住。”
周蓉便站住了，笑着看他，笑得莫测高深。
蔡晓光说：“鄙人斗胆批评您几句啊。到了您家，当着您家人的面，我的话就不便说了。你现在是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了，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有个臭毛病，那就是心口不一。我认识一位报社主编，张口闭口人人平等、劳工神圣。可在他自己家里，却对雇来的阿姨一点儿不平等，倒烟灰缸倒慢了都会遭到他的训斥。下工厂参观时，赞美工人的话说得那个动听，可一听说自己儿子即将分到那个工厂了，着急上火，四处托关系走后门，不将儿子塞进事业单位誓不罢休。据我所知，‘劳工神圣’四个字是蔡元培先生最先说的，对吧？人家当过你们北大校长，人家是打心眼里尊重劳工。如果他老人家活着，肯定和我的看法一样，认为那么淘粪太不卫生，淘粪工淘粪时应该戴口罩……”
（其实这些话没什么营养，甚至在周蓉面前说出来有点危险，也是这个原因，我抄下来了）
周蓉说：“看来你还是没太明白我的意思。我发现咱俩经过时，人家都不拿好眼色瞪咱俩。也许因为咱俩捂鼻子了，也许因为咱俩的穿着不像生活在光字片的人，或者因为别的，我一时也说不清楚。总之我觉得，咱俩被他们当成了不喜欢的人。我们大学里的许多职工其实也不喜欢我这位副教授，我总想搞明白究竟为什么……”
蔡晓光说：“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那问题太大，太复杂，一言难尽。”
（哈哈，晓光说得对，这个问题太复杂了）
二人正这么说着，周秉昆与郑娟出现了。
秉昆肩上骑着他们五岁的儿子周聪，郑娟与楠楠手牵着手。
蔡晓光问秉昆：“你们经过那圈粪时，几名淘粪工不拿好眼色瞪你们没有？”
秉昆奇怪地说：“没有啊。”
郑娟说：“还跟我们说对不起呢。”
周聪在他爸肩上说：“那几个叔叔还冲我笑了。”
蔡晓光说：“你姐发现我俩经过时，他们不拿好眼色瞪我俩。”
秉昆说：“那太可以理解了！上个星期我回来，他们正淘前边几条街上的厕所，偏巧赶上区里的干部检查卫生，宣传环境卫生常识什么的，每年春季不是都照例搞这么一次嘛。也不是什么主要干部，看上去也就是科长副科长一级的，当然要严厉地批评了，结果双方争吵了起来。”
郑娟说：“他们肯定把你俩当成区里的干部了。”
蔡晓光说：“明明批评得对，有什么可争的？”
秉昆说：“街道窄，抽粪车开不进来。厕所满得忽悠忽悠的了，不淘不行，淘也只能那么个淘法，所以那种批评难以服人。再说他们是雇来的农民，对于他们，粪是宝，他们并不怎么嫌粪脏。”
周蓉问：“光字片的人们怎么看呢？”
秉昆说：“当然站在农民淘粪工一边啦！光字片的广大人民群众一致认为，当官的与其批评淘粪工，不如首先做自我批评——新中国成立都快四十年了，这里哪点儿像社会主义？简直是辛辣讽刺！”
《大众说唱》的资深编辑的话中，也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
周蓉对蔡晓光笑道：“我弟不愧是《大众说唱》的大牌编辑啊，不但在像‘四五事件’那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与人民站在同一立场，在厕所该怎么淘粪的小是小非上也与群众一个鼻孔出气。”
蔡晓光不以为然地说：“如此说来，就没有另外的什么办法了吗？”
“有！”说话的是楠楠。那少年已上初中，五官端正，眉舒目朗，估计以后个头矮不了。
他愤愤地接着说：“调一百辆推土机来，将这一带推平了，重新划分街道，要求横平竖直，两边盖起楼房，种上树，那不就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吗？”
郑娟批评道：“你这孩子，真没礼貌！大人间说话，以后不许随便插嘴！”（这么多年了，郑娟还是没变）
她的话音刚落，周聪也在他爸肩上比比画画地大声说：“要不就把人全撤走了，派几架飞机，吮吮往下扔炸弹，轰！轰！一会儿就能把这些地方给炸平了！”（这小周周，好像是五岁吧，骑在秉昆肩上时有写过）
周蓉装出忧虑的样子说：“秉昆你要注意啦，你俩儿子有简单粗暴的不良思维倾向，不及时教育，将来有你操心的时候！”
蔡晓光笑道：“后生可畏，后生可畏，看来以后的中国不好治理了！”
（周志刚老家主，你两年的生日一起办，你是不是等久了？你听听他们说的，还顺耳吗？小周周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就当童言无忌吧，会不会是光字片部分人的想法我就不确定了。而楠哥所言应该是很多人的想法，也有一定的可行性，但迟迟没做，问题出现在哪里？老实说，我也不知道。唉，这章的字真的抄多了，允许一些错误存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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