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匆匆而逝
老人双手撑在膝盖上，缓缓站起身，看了天安门最后一眼，嘴里不知说着什么，一步一步挪着步子离开。
我从树荫下快步走过来，跟在他的身后。阳光依旧刺眼，老人本就瘦弱不堪，影子被拉得细长，我踏着细碎的步子紧紧跟着，不敢踩在他的影子上，生怕踩疼了他。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面对死亡，在24岁这一年。此前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自己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一直都健健康康，以至于我甚至都快忘记了，他们已经年过八十，随时都准备迎接着死亡。
命运这种事情向来都是在沉默中爆发的，爆发的时候不会给你一点提示，容不得你反应过来，突如其来，又悄然离去。
爷爷的生日是六月十二，逝世的那天正是六月十一，再过一天，他就正好八十四岁。村里的老人常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接自己去。”只要过了这两道坎，之后就会顺畅不少，但爷爷还是没有迈过去。
在爷爷逝去的前一天，我还与他视频聊天，当时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竟然是最后一面。爷爷走得很突然，按照农村传统，人在逝世后会将尸体先安放在大厅中守尸三日，可是由于天气过于炎热，尸体放不了一两天就会发臭，在家里只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就火化。我原本以为不会如此仓促，即使是天气炎热，也可以用冰棺，但后来才知道并没有，因为大爷爷早已为爷爷打好了一口棺材，爷爷生前交代好要他用这口棺材为他送行。
当我回到家时，爷爷的骨灰正在入土，帮忙放入土中的正是大爷爷。埋土、立碑、跪拜，一切都草草结束。事发突然，回来的亲戚并不多，有些人原本打算回来的，听闻已经下葬，心中想着已是来不及，就没有选择回来。
“你爷爷这一生很苦。”大爷爷坐在草地上，双眼通红，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干瘪的香烟，只剩下最后一支，并没有自己抽，而是点着后插在了爷爷的坟前。
我只是点头，没有说话，因为我知道他还有很多话想说。关于爷爷的过去，我所知甚少，他从来都不会提起。有一年祭祖时，我问父亲曾祖父叫什么名字，父亲说不知道，我又问爷爷，爷爷沉默了一会说道：“你就写上曾祖父荣氏，曾祖母白氏，有个姓就可以了，他们能找到回家的路，名字我实在记不起来了。”
对此我一直在心中耿耿于怀，心想这世上怎么会有人将自己的父母名字忘记了，如今渐渐明白了，在大爷爷略显杂乱的话语中。
2、流亡之路
爷爷有三兄弟，排行老二，三爷爷在我四岁那年逝世，现在独留下大爷爷。1935年，爷爷出生在江西的一座小山村，多年后，当我们谈论起要回乡祭祖时，爷爷同样说不记得是在哪里了。
那是一个炮火纷飞的时代，是一个挣扎与屈辱的时代。
2019年的春节，正月初三刚刚过去，家人一个又一个地开始远离家乡，每一年说好要照全家福的，今年依旧没有实现。正月初六那天，我与父母一同回到老家，第二天我们也将要离去，临行前特意回来看看。
南方的冬天过于湿冷，爷爷每逢在春节时旧疾就会发作，整日躺在床上。那一日爷爷罕见地说起了自己一生的经历，说到深情处，眼泪不能自已，可能是隐隐感觉到自己大限将至，想将心中埋藏了许多年的故事说出来。
我站在一旁默默地听，现在想来，也许正是那个时候，爷爷交代大爷爷为自己打造一口棺材吧。
1940年，日军闯入山村，曾祖父率领村里的男子奋起反抗，这是一场飞蛾扑火的战争，结局早已预料，曾祖父被日军残忍杀害。那一年，爷爷5岁，大爷爷7岁，三爷爷2岁。
山村毁于战火之中，曾祖母带着三个孩子，踏上了流亡之路。说起这段流亡之路，爷爷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但我可以想象到那样的画面。
一位年轻的女子，一只手牵着牵着一位孩子，背上还背着一个因饥饿而不断哭喊的婴儿，他们穿过山川，走过废墟，他们在战火中躲避，一次又一次地跌倒再爬起。
在哪里睡觉？吃的是什么？路上遇见过怎样的坏人？我不敢去想象，也许如同电影《1942》里的画面，甚至更加惨烈。
母子一行四人，在这片大地上走了一年多，曾祖母随着一群同样因战火而失去家园的人，来到了湖北的这个村庄里开始生活。
希望还没有开始，就瞬间破灭。
曾祖母没有钱来建房子，就去远在五十几里路的地主家里做一些粗活来挣钱，但是那三个孩子无人照顾，幸好村子里有好心人，让爷爷他们三兄弟一起在自己家里做一点简单的活，然后就给他们一口吃的，晚上三兄弟就在一张床上挤着睡觉。
当时村里还流传着一句打油诗，说得就是爷爷他们三兄弟，但究竟是怎么说的，爷爷同样记不起来了。
“那个时候，我们三兄弟就帮别人去砍柴、割猪草，你三爷爷太小，我们怕他走丢，就用绳子系在我的腰间。有时候砍的柴太重，就像大腿那般粗的树干，我和你的大爷爷就一起扛着，你的三爷爷就在身后紧紧跟着，一点一点地挪动着步子，走上六七里路，回到家后，肩膀上全是伤痕，现在都还在。”
也许是想起了曾经的过往，也许是想起了已经去世的三爷爷，爷爷的声音开始哽咽。
因为要盖房子，爷爷和大爷爷有时间了就会去捡一些残砖破瓦，等待着总有一日会派上用场，也等待着曾祖母能早点回来。
可是，他们再也没有等到曾祖母的笑脸。1942年，曾祖母去世，被人从地主家里送回来，浑身都是伤痕。
那一年，爷爷7岁，大爷爷9岁，三爷爷4岁，他们彻底成为了孤儿，没有父母，没有家。从此以后，他们三人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不断寻找着湿润的泥土，将根深深地扎入其中。
“你大爷爷从小就懂得多，做事有安排，我们就在一间破庙暂时生活。夏天蚊子很多，冬天又很冷，平日里你大爷爷就出去帮别人家里割草、放牛，别人给他饭吃，他只吃一点点，然后将剩下的带回来给我和你三爷爷吃。我就在平日里继续捡砖瓦和柴火，还照看着你的三爷爷。”
这样的日子又过了一年，所幸在这个时候，这个小村庄里没有再受到炮火的侵蚀。一年后，大爷爷因为为人机灵，又很勤快，被一位做木匠的老师傅收为了学徒。爷爷因为平时要捡砖瓦的缘故，心中又想着盖房子，所以不知不觉地对于建房子有了兴趣，有事没事就喜欢在一旁看着，有时还会上前帮忙和泥搬砖。
中国人对于房子，有着一种深深的执着，有了房子，才算有家，心灵才会有归属，不论多远的人，都有一个地方等着自己回来。
3、家
1943年10月11日，爷爷始终记得这个日子，因为在这一天，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由于在2018年的一场大暴雨，这间房子的一侧被大雨冲塌，爷爷原本想着将就几年就行了，但是父母不同意，万一又来几场暴风雨，那岂不是太过于危险。正好又碰上国家实行的危房修建政策，于是，这间房子于今年5月拆除重建，享年76岁。
房子并不大，但是五脏俱全，两室一厅，还有一间储物室和一间厨房。拆除房子时，有工人师傅拿着那些残缺的砖头向爷爷问道：“就这样的砖头，您怎么将这房子盖起来的啊，居然还住了这么多年？”
爷爷呵呵笑道：“在那个时候，有这些就不错了，哪里能像现在这样有那么好的砖瓦啊。仅有的一点好砖，就用来下墙角了，墙角得扎实啊。就那么一点好砖，也是得花些功夫的。”
爷爷又伸手戳了戳砖上残留的泥土，“看到没？当时都没有水泥，就是用泥土和一和，当时也就想着有个房子遮风挡雨就行，没想到，居然就这样过了这么多年了。”
这栋被拆除的房子在当初修建时花了大爷爷所有的积蓄，还欠下了一笔钱，后来爷爷就跟随其中一位师傅去学习盖房子，既可以还钱，还可以学习一门手艺。
在那个年代，有一门手艺是很重要的。
生活不论多么艰苦，只要有一个家，一家人齐心，那日子自然就会慢慢变好的。
新房子建好了，政府派人来检查，随后要爷爷签字。爷爷拿起笔，先用食指在纸上比划了好久，继而慢慢地、一笔一画地写着自己的名字。
写完后，他看着如同蚯蚓的字迹，笑着说道：“太久没有写字了，好难看。”
爷爷上过学，读到了四年级，能在那种条件下读书，爷爷说自己是没有想到的。
距离家大概三公里有一座破旧的学校，只有四间平房，没有什么学前班和幼儿园，也还没有六年级，一年级的学生和二年级的挤在一个教室里。
爷爷在没有上学的时候，会坐在外面听，一边听一边念，有时候听了几天后，就能将诗句背下来，但不认识字，也不知道自己背的那些字怎么写，是什么意思。
大爷爷错过了读书的年纪，看着爷爷对于学习很有兴趣，就向木匠师父借了一点钱，将爷爷送到了学校。
如果以现在的角度来说，爷爷有没有读这三年书，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同，对于生活也没有什么影响，日子依旧是过得如此平凡。但是，在当时的意义，也许具有无穷的力量，那种力量就是希望。
希望，不在乎大小，只在乎有没有，希望一旦产生，那就是在自己的心间播种了一颗种子。它在什么时候发芽，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结果，并不重要。当播下种子的那一瞬间，已经得到了满足。
如同那个时代所有苦难的人，这三个年幼的孩子，也许心中并没有想着中国人何时能够站起来，只是祈祷着战火不再烧到他们的家乡，期盼明天能有饭吃，希望能够快点长大，能去挣更多的钱。
不论世间如何风云变幻，时间都是有条不紊地行走着，转眼6年的时间过去了。此时，爷爷14岁，大爷爷16岁，三爷爷11岁。
4、新中国
1949年10月1日，对于所有中华儿女而言，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在前一天晚上，正在上小学的三爷爷，告诉两位哥哥，教书先生说明天是一个大日子，是新中国诞生的日子。
村里没有广播，连小镇上都没有，三人就于清晨五点出发，一人带上两个馒头，踏上了去往县城的路上。
“以后是不是就不会再打仗了？”大爷爷问道。
“那想必自然是吧，”三爷爷心中也不会很明白，又想起教书先生平日里说的，就模仿着他的神态说：“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就是最伟大的，此前的一百多年，我们只是在沉睡，如今我们已经醒了过来，再也不会有人敢欺负我们了......”
“还有呢？继续说。”大爷爷急切问道。
三爷爷摸摸脑袋，“不记得了，就记得这几句。”
爷爷一向话少，不如三爷爷学识高，也不比大爷爷人活泼机灵，一路上，只是听着他俩的对话，不停说着“那就好，那就好”。
从村里到县城相距四十公里，三人走到县城时已经是中午十二点，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县城，也不知道哪里有广播，看着街上并没有多少人，三爷爷急着快哭了出来，“我们是不是已经来迟了，开国大典已经结束了？”
三个人脚步不停地走了六个小时的路，此时肚子里早已空空如也，大爷爷说先填饱肚子，然后再打听一下。一人吃了两个馒头，又休息了半个小时，坐上路边的石阶上，看着县城里的高楼，虽然也才只有五六层高，但在他们眼中已经是高不可及。
后来大爷爷向别人询问得知，开国大典在下午三点开始，三人这才松了一口气，又问出在县政府的广场上有一个广播，到时候一定会报道的。三人又几番打听，最后来到了县政府，此时广场里已经站满了人，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复杂的表情，有欣喜，也有未知的迷茫。
当广播里开始发出“哧哧”的声响时，所有的人都安静了下来，抬头看着这个拉近自己与祖国之间距离的物体。
爷爷对于广播中念及的那些名字并不怎么熟悉，但不知为何，听着那一个个名字，就不自觉地哭了起来。他并没有丝毫地掩饰，因为身边的人也同样如此。
从正午的烈日，到夕阳西下，再到星辰升起，没有人离去，也没有人大声喧哗，一直静静地听着，直至最后广播里再没有了一点声音。
踏着月色，三人又走上了回家的路，一路上三人并没有显得很开心，而是都沉默着。这一天他们等了许久，但是真正来临时，好像又有些失落，似乎这一切都与自己无关，他们三人只是这片黄土地里微不足道的三个人，亿万人中的三个人，没有人会在意他们的苦乐悲欢。
5、婚姻本如此
又是一个六年过去了，大爷爷的木匠手艺越来越好，师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原本一栋小房子，住下三个人都是有些勉强，现在又要进来一个，更是难上加难。于是大爷爷就单独搬出去了，在村头建了一间很小的房子，只能摆下一张床、一张桌子。
爷爷开始跟着村里的老师傅到处奔波，国家越发稳定，建房子的人也多了起来，虽然很苦很累，但是他很开心。
在我小的时候，爷爷总是说，自己愚笨，只有一身力气，能做事挣钱养活自己就很不错了，没有想太多。
三爷爷读完了初中就没有继续读书，那个年代，能上完初中已经是很不错了，所以，凭借着一些知识和一手好字，就在村委会里工作，写写大字报。
曾经三个一起扛树、捡砖瓦、睡破庙的孩子，终于有了生活的盼头。
那个年代的婚姻也是简单纯粹，一年后，爷爷也结婚了。对于这段历史，我一直没好意思问，爷爷奶奶也是从来都没有提起。但据我的想象，应该就是很简单的，经人介绍，然后见面后觉得彼此都可以，就自然在一起了。
婚姻就是如此，本没有那么复杂，觉得可以就在一起，每个人的身上都会有毛病，但是在生活中相互包容，慢慢的就过来了。
爷爷奶奶几乎每天都会拌嘴，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最后都是爷爷不停说“好好好，我错了”，然后奶奶就得理不饶人地说“本来就是你错了”。
爷爷奶奶结婚后，依旧住在那栋房子里，三爷爷住在村委会提供的宿舍里，他们将房子留给了爷爷。也许会有很多人问为什么会给他？可能真的会有一些原因，因为大爷爷已经有了房子，三爷爷也有了居住的地方？因为爷爷生活相对而言比较惨淡？但我想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必要性，因为他们是亲兄弟，这就够了。
三年后，三爷爷与一个教书先生的女儿结婚。两人在村的另一头建了一间房子，如今这间房子早已经随着三爷爷去世而不复存在，只如同残影般留在我的记忆中。
爷爷共有四个孩子，两儿两女，我的父亲排行老三。都是一群无名之辈，上了几年学，认识一点字，然后两位姑姑早早嫁人，大伯跟着大爷爷学木匠，父亲也不知怎的就成为了裁缝。
三年饥荒时，一家人也曾吃过野菜和树皮，索性最后都活了下来。关于这里的历史并不是十分了解，只说说两件难忘的事情。
6、绝望
1969年，爷爷34岁，那个时候，每家每户都要派一位男丁去村里的砖窑做事，就是烧一些砖瓦，这个家里自然就是爷爷。
虽说已经是新时代了，可是封建迷信，鬼怪之事还是时常在人们口中流传。有一日，村民说在那座砖窑里，每逢晚上十二点，就会出现一个女鬼在梳头。
爷爷从小胆子大，不信这些说话，就在一个夜晚独自去了砖窑。砖窑里还存放着一些村里的劳动工具，爷爷就站在一架碾米机上，这是最高点，方便观察砖窑里的动静。
突然眼前有什么东西一晃而过，爷爷从碾米机上摔下来，右脚不小心伸入机器中，锋利的机器将他的右脚后跟全部切掉。
那一晚，爷爷在惊恐和绝望之中，从砖窑爬回家里，所经之地，留下一道鲜红的血迹。途中他不止一次想过放弃，想爬进路边的河里一了百了，但最后都放弃了这个念头。
从此以后，他的右脚都是惦着脚走路，这也预示着他再也不能去工地上做事了，家里的经济来源一下子彻底断了。
他望着四个孩子，最大的才十岁，最小的才两岁，生活不论多难，依旧要继续。
也许就是从这一件事开始，爷爷的胆子变得很小，做事都很小心，每天晚上睡觉时都要检查几次大门有没有关好，还要用一把砍柴刀别在门闩上。
关于那一晚他究竟看到了什么，砖窑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他都没有再提及。
还有一件事，是发生在1981年。那一年父亲上初中，奶奶听说别人家的孩子上学后都有手表，这样用来看时间方便多了，于是爷爷就去县城里买。
爷爷走到半路上，看见有两个人在争论，手里拿着一块手表，询问之后，原来是那人在卖手表，另一人在买，两人商量价钱而起了争执。
爷爷心想这下子就不用大老远去县城了，就花70块钱买了下来，兴冲冲地回家给父亲看。
可是到家后，父亲一看，这块表根本就没有走动，就是一块坏表。爷爷发觉自己被骗了，立刻又跑回去，可是，那两个人又怎么可能还会在原地等他？
1981年的70块钱是一个怎样的概念，我并不是很清楚，我唯一知道的是，这70快钱身上不知有多少爷爷奶奶身上的血汗，也带着爷爷无处发泄的愤怒与绝望。
至今这块手表依旧还放在家里，在新建房子时，爷爷拿着它又对我们说起那段往事，虽然眼角带着笑，但笑的背后有抹不掉的悲伤。
我八岁那年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当时心中就想着，如果让我遇上那两个人，我一定会杀了他们。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见过许许多多的不公平之事后，心中竟有些漠然，这是让我感到惭愧的。
如果我现在遇见了那两个人，也许就是会狠狠地看上一眼，然后什么话也没有。时间并不会冲淡情感，爱与恨，依旧还在，只是让人明白这情感背后，多了一丝宽恕与无奈。
7、那个夜晚
爷爷残疾后，再也不能去工地上做事了，只好在家里种地。自从我有记忆以来，爷爷奶奶似乎就永远都是在田间，深深地扎进了这片黄土地中。
如同如今的农村一样，大人们去城市打工，将孩子交给爷爷奶奶抚养。两位姑姑都已经嫁人，大伯与父亲都南下去了深圳，留下我、姐姐以及两位堂哥。
两位已经年过花甲的老人一面要顾着十几亩的田地，一面要照看着四个孩子，那生活自然是可想而知的艰难辛酸。
有一件记忆深刻的事情，这件事情在每年春节团圆时，大堂哥就会说起。有一年夏天，爷爷奶奶在田间干活，由于奶奶有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在烈日下暴晒了四个多小时，中暑晕倒在田间。
而由于田间又棉花遮挡，再加上爷爷在另一头埋头做事，并没有发现奶奶晕倒了。后来到了该吃晚饭的时候，发现奶奶仍旧不见踪影，就以为奶奶应该是回到家做饭了。爷爷是一个很固执的人，很多时候被人说不懂得变通，很犟，每次做事时，只是想着把这件事情做好做完，没有其他心思去想别的。
爷爷继续埋头做事，想着把田里的活做完了再回家吃饭，而此时家里的四个孩子正饿着肚子。
晚上快九点，农村的夜晚并没有什么美妙的夜景，只有无尽的漆黑。四个饿着肚子的孩子，坐在黑夜之中，心中自然就产生了胆怯。后来在大堂哥的指挥下，他负责做饭，姐姐负责添柴，小堂哥一手拿着铁撮箕，一手拿着木棍，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不停地敲打，嘴里还念着乘法口诀，而我就坐在屋前的台阶上，撑着脑袋，等待爷爷奶奶的归来。
九点半，爷爷终于回来了，却发现奶奶不在家，就立刻跑回田间去寻找，我们也跟着一起去。后来小堂哥在田间找到了奶奶，爷爷将奶奶背回家。
一行人走在田间，我行走着最后，夏夜的风很凉爽，河面上萤火虫三三两两，我望着爷爷背上的奶奶一动不动，以为她要离我们而去了，偷偷地哭了起来。
在我6岁那年，两位堂哥被大伯接走去了深圳，留下我和姐姐继续陪伴着爷爷奶奶。
这一年，正是千禧年。这一年，爷爷65岁。这一年，三爷爷去世。
三爷爷的一生已经足够舒适，一生都是无病无灾，却没想最后却走在了两人前面。
三爷爷有五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其中最为出息的就是大儿子，在恢复高考那一年，成功考上了武汉大学，随后留校任教，现在已经成为武汉大学的教授。
这段历史从小不知道听过多少遍，每次去三爷爷家里，他就叮嘱我要好好学习，说起大伯读书时挑灯夜战，因为夏季蚊子多，就穿上雨衣，浑身热得汗如雨下，要我们向他学习。
可遗憾的是，我们这一辈的孩子，最后都辜负了他的叮嘱，没有一人考上好的大学。
三爷爷去世时，是大爷爷和爷爷一起抬的棺木，爷爷一面艰难地走着，一面抹眼泪，他说想起了几十年前三个孩子一起抬树的景象，如今，却抬的是那个一直紧紧跟在他们身后的那个人。
父亲说，那是他第二次看到爷爷流泪，第一次是买手表时被骗，就连那一次右脚变成残疾也没有流泪。肉体上的痛苦与精神上的痛苦相比，就如同萤火与月光。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爷爷的腰弯了，眼镜花了，牙齿掉了，记性也变差了，右脚的残疾每逢湿气重的季节就痛得更加严重。奶奶的病情也更加严重，不能再做重活，没日没夜地吃药。
“我只期盼着我能看到我的航子能够结婚，这样我走也是安心的。”航子就是我的大堂哥，这是奶奶一直以来说的话，去年团圆时，大堂哥说起这句话，说自己现在的儿女都已经四岁了，小堂哥的女儿已经一岁了，姐姐已经出嫁了，我已经工作两年，奶奶愈发健康了，至少还能活二十年。
爷爷在一旁笑着，“还是现在国家好，有政策，吃得好，穿得暖，医疗科学也发达，要是在过去，老婆子肯定早就不在了。”
8、转折
2002年，这是爷爷第一次出远门，来到了深圳。由于奶奶的身体原因，并没有一同前来。
大伯在深圳开了一家窗帘店，已经有了二十几年，生意一直不错。初来深圳的爷爷，自然是什么都不习惯，坐车、上厕所，也没有同龄人与自己交流，就急着要回来。
可毕竟不容易来一趟，怎么也要住上一个月。大伯看爷爷没有什么事情做，就批发了一些水果，摆在自己的店铺前面买，至于能卖多少并不重要，老人家有点事情做就好，卖不完的自己吃。
虽然爷爷的方言别人听不懂，但是最基本的数字是明白的，所以，卖起来并不困难，再加上爷爷也知道大伯并不想要他挣很多钱，就慷慨大方地抹去一些零钱，或者送上一两个水果，一来二去，生意竟然还不错。
一个月后爷爷回家，开心地向我们讲述自己在深圳见到的景象，还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开商店。
奶奶一开始并不赞成，觉得年纪已经这么大了，没有必要这样折腾，虽然现在没有种地了，但儿女给的钱是够用的。
村里的老人日常活动就是打牌下棋，而爷爷奶奶都不会打牌，至于下棋，也没有到那种可以被一群人围观的技术，所以平日里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而辛苦了大半辈子的老人，是闲不住的。
爷爷向大伯与父亲说了后，两人商量了一下表示赞同，父亲的一位老同学在镇上开批发店，父亲就联系他，爷爷每次来他这里要了货物后，他就帮忙送到家里。大伯就出钱将家里的大厅简单装修了一遍，毕竟是卖东西的，不能看着太寒酸。
大爷爷重新拾起木匠的手艺，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打造了三个大木柜用于摆放货物，一个木桌子用于收银，两张木椅子。
村子里镇上有将近六公里，村里有十个组，没有一家商店，平时哪家没有了调味料，哪家来了客人没有啤酒，哪个男人突然没有了烟抽，哪家女人洗衣服时没有了洗衣粉，哪家的小孩子要吃零食等等。所以，生意一直还不错。
9、第一次
2008年是神奇的一年，时间似乎在这一年被人拨快了，此后的每一年当真是恍若一瞬。那一年的雪灾，对于我们这个平原地区并没有造成多大的灾害，但对于爷爷却并非如此。
那一年我正是初二，那一天我要去参加期末考试，雪没及膝盖，我有些犹豫，平日里都是自己骑车六公里去学校，这样的天气，别说骑车了，就是走路都有些困难。
奶奶说要不去找村子里的人，看有谁上街将我带过去，可是这样的天气没有人情愿选择出门。眼看时间渐渐不够了，我还是决定慢慢骑车去。
车轮犹如两根面条，在雪地里不断地打晃，我站起身用力蹬才能保持自行车平稳，才能一步一步向前挪动。
还没有走出村子，自行车突然停下了，不论我如何用力也是无济于事。我意识到不是道路难行，而是自行车出了问题，下车检查，果然是车链断裂。
既然无法往前，那就只有回去。我带着满腔的怒火与不平，在雪地里低着头踽踽独行，听到车铃声，抬头看去，是村里的一位男子骑车载着自己的孩子去上学。我突然站着不动，想将自行车扔在一旁，然后躺在雪地里，暂时不去想这些让我困扰的事情。
站了几分钟，我不经意间发现村头站着一个人，在一片白茫茫中分外显眼，佝偻着身子，向这边望来。我一眼就认出了这个身影，正是爷爷。
我又重新推着车向家里走去，到家后，什么也没有说，一肚子的火还没有从口中喷出，寒冷就已经将它熄灭。
爷爷也什么都没有说，推出了他的那一辆凤凰牌自行车。这辆车已经在仓库里不知放了多少年，我从来都没有见到爷爷骑过，听说是因为他在右脚残疾后，骑这辆自行车很费劲。
车身满是灰尘，爷爷简单地擦拭了一下，坐垫已经张开一张大嘴，里面的海绵茁壮地向外伸展，发出一阵阵嘲笑的声音。
“走。”
这是爷爷第一次载我，小时候经常看见别人家的爷爷骑车载着孙子，心中有些羡慕，而此时坐在后座上，心中却很不是滋味。
车很慢，与我走路的速度相差无几，可即便如此，爷爷早已经汗流浃背、气喘吁吁。
那时村里还没有修水泥路，路面由石块覆盖而成，积雪将石块掩埋，车轮压在石块上，车身瞬间倾泻，向一旁倒去。爷爷尽可能地伸出腿去支撑，可是那一只残疾的右脚又如何能支撑住两个人和一辆自行车的重量。所幸地上积雪厚，冬天里穿的衣服也多，爷爷倒在地上用手向上推自行车，自行车的车轮只是在雪地上划出数道痕迹。我站在车的另一边，与爷爷一起用力，终于将这个庞然大物扶了起来。但爷爷并没有起来，他的右腿被自行车压伤了，暂时失去了知觉，他试图拉着我的胳膊向上爬，非但没有站起身，还将我快拉倒。他口中不停地喘气，一块一块地白气在空气中分散、消失。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爷爷坐在地上，不停揉着自己的右腿，我站在一旁心急如焚。
“走。”
又是同样简单明了的一个字，爷爷突然站起身，骑上自行车，我坐在他的身后，看见他衣服上在地上沾上的雪块都没有来得及拍掉，我伸出手想拍掉，又怕被他发现后问我在干什么，我一向都和他很少说话，能不说就不要说。我只好偷偷地用手指弹，一下一下地弹开雪块。
驶出村庄后就是通向镇上的大道，这条路是平坦的水泥路，汽车在雪地里驶过留下一条条宽约一尺的痕迹，爷爷尽量将车轮保持在其中。又过了半个小时，我们终于到来了学校旁，在距离学校大约200米的地方，我大声喊着到了，要爷爷放我下来。爷爷没有停车，嘴里不停说着“就快到了，马上就到了，不要急着下来，也不要自己跳下来了，地上滑。”
我看见学校门口有不少学生，心中急切地从自行车上跳了下来，爷爷立刻刹车，可这辆已经几十年的老古董刹车本就有些不灵，更何况在这种雪地里，车依旧在向前滑，爷爷急的伸出两只脚在地上摩擦，终于在滑出了十几米后，自行车停了下来。
我没有说再见，低着头向学校冲去。那一天，学校取消了考试，直接放了寒假，我走出校门，爷爷已经回去了。我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刚好的自行车痕迹已经被新的痕迹所掩盖，一路上走走停停，用了近两个小时才回家。
奶奶正在做饭，问我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如实说了，随口问起爷爷，奶奶说他正躺在床上，每逢冬天，他的右脚就很难受。我知道爷爷肯定没有向奶奶说起在路上摔倒的事情，不然想必奶奶现在还会在说他人老了不中用。
那是爷爷第一次骑车载我，也是最后一次，在此之后，他再也没有骑过自行车，那辆凤凰牌自行车被永久地放在了仓库里，被一堆杂物所掩盖，直到今年重新建房子时才又重见天日，此时的它，坐垫已经几乎不复存在，车身的黑漆被铁锈侵蚀，犹如沙漠中苟延残喘的绿洲。
10、十年
2008年呼啸而至的金融危机，对于这座小村庄并没有什么影响，人们依旧过着日子，当老人们聚在一起闲聊时，嘴里乐呵地说着，还是做一名普通老百姓好，不用操那么多的心，有吃有喝的就行了。
村里的数十名老人，待农忙时节过去，没有什么事情做，就开始扎堆唠嗑。有些人是不甘愿只唠嗑的，想要搓一搓麻将，下一下象棋，打一打纸牌。
但是无奈没有一个聚头地点，都是分散开来在自家里，太过于安静，不仅聊无趣味，还很容易在打牌过程中打起瞌睡。
有一次大爷爷来爷爷家里闲坐，村头的一位老人骑着三轮车来喊他去打牌，那时大爷爷正与爷爷有事相谈，但又无奈那边三差一急等着。看着他左右为难，爷爷就让他先去打牌，事情之后再说。大爷爷一边向外走，一边说着等会回来说，可是，人老了记性自然不比从前了，大爷爷打完牌后就径直回家了，那件事忘得一干二净。
后来因为这件事还闹出了一点小的矛盾，于是，大爷爷就后悔去别人家里打牌，顺着说下去，就对爷爷说“要不你在家里再开一个棋牌室吧，这样就方便多了”。爷爷想了想，也觉得有道理，毕竟人多热闹，还带来了生意，打牌的人少不了香烟和水，但是屋子的空间太小，几张柜子桌子几乎占了四分之三的空间。
两人一阵琢磨后，就想着将一间房子的墙壁拆掉。屋子共有两间房子，分别是父亲和大伯的，大伯远走广州后，这间房间就一直空着没有人住，现在拆掉也没有什么影响。
六十年多前，三位少年一块砖一块砖地堆砌起这间土房子，如今，两位老人又一块砖一块砖地将它拆掉。墙面面积并不大，两个人只有了一天的时间就拆掉了。傍晚时分，两位老人坐在屋前的台阶上，手边放着一瓶白酒。
爷爷的酒量并不好，每次都只能喝一杯，一次喝一小口，每次酒入口时都会紧皱着眉头，喝完后满脸通红。
“现在日子越来越好了啊，不像我们那时候。”大爷爷说道。
“是啊。”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能够活到现在，现在想起以前那日子，就......”大爷爷没有说完，摇头叹息，用粗糙的双手擦着眼泪。
“现在你儿孙满堂，你再也不用那么累了，是该好好享享清福了。”
“你不也是吗，是该享享福了。”
“要是老三还在，咱们现在就是三个人喝酒了，我也不用喝这么多了。”
“......”
那一晚，两位老人在黑夜中坐了很久，回首往事，感叹今日，最后大奶奶从村头来寻找大爷爷，大爷爷这才起身离开。
两天之后棋牌室成立，四张桌子，两张自动麻将机是表哥从县城里送来的，一张用来打纸牌的桌子，还有一张用来下象棋的桌子。从那天起，这四张桌子上不断有人来来往往。
也正是在这一年，我从这座老房子里搬了出去，只留下爷爷奶奶两人，原本以为他们会不适应没人在身边吵闹的生活，棋牌室的成立，增添了更多的欢声笑语。
2008年到2018年的这十年，是时间走得最快的十年。十年里，乡间那条石头路已经成了平坦笔直的水泥路；十年里，家家户户都用上了干净的自来水，不用来辛辛苦苦地挖井水；十年里，村里每座房子前都有两个垃圾桶；十年里，村里的孤寡老人每日有人专门来送饭；十年里，不断有人离开这座乡村，也不断有人永远离开这个世间。
十年的时间过去，爷爷回头细数，原来村里的同一辈的老人只剩下他和大爷爷两个人了。
“咱俩还要活，要好好活着，我还想着去看天安门呢。”
“好，一起去看，听说毛主席的画像有两个人那么高呢，而且还可以亲眼看到毛主席呢。”
“真好。”
11、天安门前的老人
2019年春节，大伯罕见地回来了，他已经离家27年，27年间只回来过三次，两次是因为两位堂哥结婚，一次是因为奶奶病重。很多事情似乎冥冥中就已有注定，大伯这次为什么要回来，他也说不清，他只是说突然很想回来看看爷爷。
爷爷的身体一向不错，除了右脚的问题外，只是偶尔会感冒发烧，虽然父母经常劝他去医院做检查，但他固执己见，认为自己没有病，去医院检查就是浪费钱。虽然因为有国家的医疗补贴用不了多少钱，但爷爷始终觉得不必要花的钱，一分钱都不会花，毕竟每一分钱来得都不容易。
一切都来得很突然，没有一点征兆，前几天还好好的人，突然就像被抽掉灵魂。那天爷爷与往常一样，坐着一旁看大爷爷打牌，前一秒还在有说有笑，后一秒就倒在了地上。
死亡只有一瞬，活着却是很久。
大爷爷急忙跑回去骑三轮车，载着爷爷赶往镇上的医院。奶奶给在县城的表哥打电话，表哥放下手里的工作立刻赶来。
谁都没有往很遭的方向去想，以为可能就是中暑。将近40度的高温，地面散发着腾腾热气，一辆破旧的三轮车以最快的速度在路上飞驰，前面的老人站起身，弯着腰，汗水将衣服浸湿，后面的老人蜷缩在车中，微睁着眼，看着这最后的世间。
当大爷爷来到镇上时，医生已经表示无法救治，需要转到市里的大医院。表哥开车载着两位老人赶往市医院，却终究还是没能来得及，在路上爷爷就永远闭上了双眼。
后来医生推断是脑梗死，我们也没有真正去深究，死者为大，已经不再人世，何必再去追问原因。
葬礼结束，大爷爷突然说要去北京，而我正好在北京工作，所以就一同前去。
从武汉到北京大约1200公里，隔着千山万水，若是在数十年前，这是一段漫长而艰难的旅途，而现在只要5个小时。我坐在高铁上，看着窗外的风景，忽然想起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方鸿渐一行人从上海到湖南三闾大学的场景，文字表达出来诙谐无比，但身处其中的人想必是叫苦连天。
大爷爷坐在我身边，显得有些局促不安，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在这一点上，他似乎输给了两位弟弟。大爷爷自从年少时从江西徒步走到这座村庄之后，再也没有去过外面的世界，将自己围在了这座城里。
年少时做木匠，中年开始做起了水产养殖，待到年老后终于可以享清福了，却在2005年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痛。一年后，大奶奶重病卧床，每日他都陪在身边不离不弃，又是12年过去，大奶奶在病重中离开。我曾不止一次地发现，大爷爷总是在一个人的时候嘴里不停说着话，说着说着会流下眼泪。
我在心底明白，这应该是大爷爷最后一次出远门，所以想着好好陪着他在这座北京城里走一走。五个小时的旅程很快就结束，北京西站的雄伟恢弘，每一个第一眼见到的人都会惊叹，大爷爷也不例外。
大爷爷没有停歇就来到了天安门前，久久地看着天安门，一开始只是沉默，接着开始像个孩子笑了起来，然后开始哭泣，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又归于平静。人到了一定的年纪，按理说见过了太多的悲欢离合，流过了太多的眼泪，会懂得克制住自己的眼泪。但事实并非如此，人越老，似乎越容易流泪。
来往的人很多，当大爷爷哭泣时，他们投来目光，但转瞬又离开。一位已过耄耋之年的老人，望着庄严神圣的天安门哭泣，这是值得尊重的。
我们是上午七点从武汉出发，此刻正是正午，阳光毒辣，地面散发出阵阵热气，站立在阳光下就如同在身处在一个巨大的蒸笼中，即便是在武汉待过好几年的我依旧是难以忍受，站在了一旁的阴凉处。
我曾经无数次想过，今日之中国强大到了怎样的程度，有人夸大其词，有人妄自菲薄，想来想去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直到我看到眼前这一幕，我终于有些明白。
一个经历过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以及新中国壮大的老人，在看到如今的新时代时，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那泪水已经说明了一切。他们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他们深知过去的痛苦，明白今日的幸福来之不易。
半个小时后，大爷爷站起身，可并没有向我这边走来。我赶紧跟上去，亦步亦趋地跟在他的身后，听到他嘴里自言自语说道：“毛主席的画像真的有两个人那么高啊，可惜今天不能去亲眼看毛主席了，不过想来你们在那边早就已经亲眼看见了吧。”
第二天清晨，我对大爷爷说今天可以去看毛主席的遗体了，他却摇了摇头，说自己要回家了，我极力挽留却丝毫没有作用。我当时并不明白他为什么来北京一趟，却放弃了这个难得的机会，这样的机会对他而言，很可能就是人生的最后一次。
今年中秋回到老家，奶奶说起大爷爷与我同去北京的事情，说大爷爷回来那天，路过时匆匆忙忙去了爷爷的墓碑前，坐在地上说了好久的话。我顿时明白为什么大爷爷要急着赶回来，原来他是要和爷爷说起他在天安门前看到的一切，也许回来迟了，那些新奇的事物就不新鲜了吧。
岁月很无情，但我感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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