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满身酒气,眼神迷离,捧着我的肩膀说:我想成为一个作家。我说:你醉了。他说:我没醉。父亲在我面前走正步,才走两步,跌倒在地上。我去扶他,他一掌把我推开,自己爬起来,又跌在地上,磕破了头。我站边上看,不出手。父亲扶着墙站起来,挺直了腰杆说:自己的事,得自己来。
父亲的事,自己来不了。从我记事起,每次见他,他都在写作,要么趴在木板床上,要么坐在地上。有天,他找到了镇上的老木匠,用母亲的嫁妆打造了一张书桌,不顾一家人是否吃得上饭。隔几天,老木匠把书桌送到家里,父亲用手抚摸光洁的桌面,眼里放光。母亲忙去翻看家里的抽屉,空无一物。母亲眼睛泛红,对父亲说:家里已经没米了。父亲不理会,坐在桌前,铺上纸,撸起袖子,缓慢地落笔。母亲一个人哭了一阵,走出了家门。
傍晚,父亲出门去了,说是去镇上买纸。母亲是在晚霞中回来的,手里提着一袋米和一块猪肉。我饿坏了,跟着母亲跑进厨房。母亲把猪肉铺在案板上,用刀切成一片一片,切到一半,她把半块猪肉装进袋里,放进柜子。母亲点着火,把锅烧烫,往锅里倒上油,油一热,母亲把猪肉倒进锅里,“吱吱”冒出一阵烟,烟里是浓郁的肉香味。我“咕噜”咽下口水,趴到锅前使劲闻,有油溅到我脸上,我虽躲,仍用手指擦脸上的油,放进嘴里舔。见我这样,母亲用满是油渍的手揉了揉眼睛,对我说:饭一会儿就好了。
饭还没做好,父亲就回来了,他把我推开,把稿纸甩在母亲脸上,大喊大叫:没骨气,不要脸!母亲把我扶出门外,关上门。门里传来母亲的声音:你不吃饭,儿子还要吃。父亲说:米和猪肉哪来的?你个婊子,不要脸。我推开一丝门,看到母亲捡起地上的稿纸,收拾整齐,放在灶边。母亲不和父亲交谈,拿起锅铲翻炒猪肉。父亲上前抢锅铲,嘴里喊着:你今天把话讲清楚。母亲一掌把父亲推开,父亲滑了两步,跌在地上。母亲紧握锅铲,说:你不吃饭,儿子还要吃!父亲气冲冲地拉开门,又重重地关上,回过头不知道冲谁喊:苦没关系,要有骨气!
吃饭时,就我跟母亲俩个人,父亲出门了。母亲一直往我碗里夹肉,问我:好吃吗?我说,好吃。母亲笑了笑,红肿的眼睛上满是皱纹。门被打开了,进来的是父亲,他瞪着眼,有杀气。父亲使劲推了母亲一掌,母亲从凳子上跌落。父亲骑在母亲身上,一只手掐住母亲的脖子,一只手往母亲脸上扇巴掌,左一个:臭婊子;右一个:不要脸。一连扇了二十几个,才松开手。母亲刚爬起来,父亲一脚把她踹回地上,又是一顿拳打脚踢。兴许是打累了,父亲喘着粗气,站起身,回到房间。母亲爬起来,鼻青脸肿,眼角和鼻腔有血,滴在地上,她走出门去了。过一会儿,母亲又回来了,双目无神,走到我身边,亲了我一口,有血腥味。母亲说:厨房柜子里还有半块猪肉。然后她就走了,再没回来过。下起雨了,父亲拉我进屋,他说:你妈是个臭婊子,你知道米和猪肉是哪来的吗?是她陪别人睡觉来的。我去买纸的时候,卖鱼的老李告诉我,你妈进了张屠户的屋子,出来就提了米和猪肉。你说,有这么好的事吗?我见你妈腰杆挺得直,又去镇上问老李,老李说千真万确,确确实实看到她进了张屠户的屋子,骗人天打五雷轰。你妈不要脸,她去陪别人睡觉了。
那时我八岁,不知道对错,不知道什么是和别人睡觉,只知道那天猪肉很好吃,母亲的脸肯定很疼,她一个人走在雨中,肯定很冷。
母亲走后,父亲找了份事做,帮镇上的包工头扛水泥。我常见父亲站在拖拉机的斗子里,满身尘土,黑里夹着白的头发全成了灰色,他总是昂着头,眺望远方,在工友的说笑声里,他显得格格不入。时间久了,工友见不得父亲昂着头的模样。有时候刁难他,拿破损的水泥袋给他背,父亲刚把水泥袋扛上肩,“嘶嘶”,水泥袋裂出个大口,半袋水泥倒在父亲身上,父亲的身影像是消失了,只剩一团灰。看笑话的工友朝父亲吹口哨:作家,你的作品什么时候发表啊?父亲放下水泥袋,走出灰团,用手抹一把脸,吐着灰说:在你死之前。工友脾气火爆,上来动手,父亲一个人,自然不是他们的对手。好在包工头上来劝,要不然不知道父亲会被打成什么样。包工头有时候可怜父亲,偷偷塞给父亲两包烟,语重心长地说:先活明白了,再整别的。父亲不对付,不收包工头的烟,他说:我的事,我自己定。包工头笑了,把烟装进口袋,对父亲说:走人吧。
那天晚上,父亲带我去镇上的饭馆吃饭。店里只有一桌客人,但说话的声音极响,不时传来酒杯碰撞的声音。父亲带我在一个小方桌前桌下,喊老板上一个辣椒炒肉。老板问:就一个菜?父亲点头:就一个。不一会儿,菜好了,一阵肉香,我吃起来。父亲没伸筷子,看着我吃。那桌客人像是吃好了,结完账要走。付钱的那人认识父亲,看看桌上的菜,拍拍父亲的背说:哟,这不是作家嘛,伙食挺好啊。说着,从自己桌上端来一盘吃剩的花生,又看着我说:小作家,给你加个餐。他们一伙人都笑起来。父亲将花生米推在地上,“哐啷”一声,盘子摔碎,花生米散的四处都是。那伙人似乎来了脾气,将我和父亲围了起来,付钱的那人推了父亲一掌,说:别他妈给脸不要脸。父亲也不说话,起身进了厨房,出来的时候手里握了把刀。父亲举起刀,问:谁不要脸?没人再吱声。饭店老板赶紧过来劝,拉着那伙人出门去。他们站在门外说:你给我等着。父亲也不怵,说:我等你一辈子。
回到家里,父亲重新开始写作。他没日没夜的写,不再坐着写,而是站着写,咬着牙,像是憋着一股劲。在一个清晨,父亲坐下了,靠在椅子上抽烟,他的面容憔悴了许多,两鬓也生出了不少白头发。父亲将手稿装进包里,换了身干净衣服,坐班车去出版社投稿了。回家后,父亲每天一大早都去邮局问有没有自己的信,整整三个月,没有一点音讯,像石沉大海一样。
我们得吃饭,学校的学费催着交,写作带来不了收入,父亲又去找那个包工头了。父亲给包工头买了两包烟,包工头不收,父亲低下了头,说:上回是我不对。包工头不对付,父亲又鞠了一躬,说:您大人不记小人过。包工头接过烟,指了指旁边的工人。父亲抬起头,连说了好多声谢谢,跟着工人干活去了。我依旧见父亲站在拖拉机的斗子里,满身尘土,白里夹着黑的头发全成了灰色,只是他不再昂着头,不再眺望远方,而是和工人一起蹲在斗子里,听工人讲笑话。有时候工人还是会嘲笑他:作家,你怎么又回来啦?父亲尴尬地笑笑,说:用我们作家的话来说,这叫迷途知返。工友虽听不懂,但都哄笑了起来。
有一回,父亲干完活回家,提着半壶白酒,从左边兜里掏出来一袋花生米,右边兜里掏出来一袋拍黄瓜,最后从衬衣的内兜摸出来一小袋猪肉。父亲从厨房里拿出三个盘子放在桌上,将袋里的菜倒进盘里,猪肉没倒,他用筷子一块一块的夹进盘子里。一块,两块,三块......一共十块,父亲嘴里数着。袋子里的汤汁,父亲小心翼翼地浇在猪肉上,用筷子把袋里的佐料慢慢地刮进盘里。父亲给自己倒上了一杯酒,问我:喝吗?我说:不喝。父亲还是给我倒上了半杯,笑着说:喝点。父亲只嚼了几粒花生米,酒已经喝了大半杯。父亲用筷子指了指桌上的菜,说:你吃阿。见我不动,他给我夹了两块猪肉,说:你妈走了快十年了。我夹起一块猪肉,放进嘴里,抿了一口酒,辣嗓子,我说:你和我说这个干嘛?父亲把杯里的酒全喝光了,紧皱眉头,说:老是想她。我一下子回想到十年前的那个夜晚。我喝掉半杯酒,说: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个话。父亲撑着头,摇摇晃晃不说话。我给他倒上了一杯酒,也给自己加满。我又喝了一口,说:不是你,我妈不会离开。父亲抬起头,眼神迷离,他说:不是我,还没有你呢。我把筷子拍在桌上,过去揪住他的衣领。父亲推开我的手,他说:你别急,先听我说。我坐回原位,父亲夹了几块黄瓜放嘴里,又喝酒。他说:你是大人了,有些话我得给你讲讲,讲什么呢,就先讲你妈吧。
父亲长叹了口气,他说:我和你妈认识二十多年了。开始是上高中的时候,你妈是班长,眼睛生的好看。一次运动会上,我长跑完,坐在地上休息,她递给我一壶水,我一口喝完了。哥们笑话我,说我不知羞耻,我说去你妈的。后来我常偷看她,还将母亲给我的馒头偷塞在她抽屉里。同学都以为我俩有事,只有我自己知道,八字还没一撇呢。我确实喜欢她,只是不知道怎么告诉她。那时候学校的报刊刚刚开办,语文老师让我们多投稿,让别班同学看看我班同学的语文水平。我开始写一篇文章,她喜欢梅花,我就写梅花。写的内容是什么不记得了,只记得写了四十天,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斟酌半天。后来文章发表了,她说你也喜欢梅花吗?我说我喜欢你。我约她在小树林见面,她来了,穿着白裙子,你不知道,那时她在月光下的身影有多美。
父亲打了个嗝,跑到屋外去吐了,回来时眼眶周围都是泪水。父亲夹了一块猪肉 ,嚼了许久,他把剩下的猪肉都推到我面前,他说:我知道你爱吃。我和父亲碰了个杯,喝了小半杯,这时候酒已经难以下咽了。父亲还是喝了半杯,他晃了晃脑袋说:她是我心中的白月光啊......
我打断他:你为什么早不挣钱?父亲说:我想再坚持一下,说好了要办到的事,一定要办到。我说:你跟谁说好了?。父亲在挠头,看起来已经不清醒了,他掏出一根烟,手抖点不着火,我帮他点上,自己也点上了一根。父亲抽了两口烟,趴在桌上睡着了,打起了呼噜。抽完烟,我扶父亲去床上,他的头撞到了门,醒了。父亲自己站立,把我推开,醉醺醺地说:我要成为一个作家。
喝过那顿酒,我再没和父亲喝过酒了。
我去了北方上大学,没人再叫我小作家,没回过家。我喜欢上了一个姑娘,长发飘飘,眼睛好看,像我妈年轻时候的模样。她说看上我的淳朴,我说这不是我的优点,她说你的优点是什么,我说自己的事得自己来。
临近毕业,同学都忙着找工作,我想留校。她坐在我自行车后座,搂着我,穿行在校园里,这儿的桃花都开了。她说:为什么想留校?我说:这儿美。她搂我更紧了,说:那我跟你一起留。我说:好。我回头望她,她笑的天真烂漫。夜里,她约我出去,说有事跟我讲。我去了,在教学楼旁边的第一棵桃树下。见我来了,她小跑着奔进我怀里。她在我耳畔说:我把咱俩想留校的事告诉我爸妈了。我说:他们怎么说?她说:他们说行,说会帮我们的,说帮咱俩找找关系,请领导吃吃饭。我推开她,说:不是说了自己的事,得自己来吗?她嘴唇抖动,满脸委屈,她说:你推我干嘛,我爸妈也是为了咱俩好啊,一般人还没这个门路呢......我说:我就是一般人,我一家人都是一般人。
毕业前,她没来找过我。直到毕业那天,学校领导公布留校名单,有她的名字,没有我的。她从很远的地方朝我奔来,我有些不知所措,她给了我一巴掌,然后她哭了,哭得很大声,眼泪鼻涕一起流。她声嘶力竭:有些事,你自己来不了!我想从口袋里掏出纸巾给她,伸不出手。她走了,坐上了他父亲的轿车。那天桃花都落了。
这里没有了念想,我回家了。
汽车是在下午到达镇上的。那天下了大雨,闷热的空气降下温来,满地的灰尘都被雨水冲刷干净,几个小孩在雨中踩水玩儿,一个妇女提着衣架跑过来,朝小孩喊:哎呀,小兔崽子,头发衣服全湿啦,还不给我滚回家去,哎呀......我没带伞,回不去家,走到商店去买烟。商店关门了,隔壁猪肉摊老板在抽烟,我走过去说:搞根烟抽抽?他从盒里给我拿了一根,我点上火,呼出一口烟。猪肉摊旁边挂了个牌子,写着:张氏猪肉。我想起了一些事,蹲在他身边说:老板,摊子开好多年啦?屠户说:在这都二十多年啦。我说:镇上就一个姓张的屠夫吗?屠户指了指旁边的牌子,得意地说:这不写着吗,张氏猪肉,镇上就这一家,我家的猪肉啊,不是死猪肉,是活猪肉,什么是活猪肉呢?我告诉你,这个活猪肉就是在外面跑的猪身上的肉,这肉啊,健康,其他人卖的猪肉都是死猪肉,什么是死猪肉呢?就是圈养的那种,在笼子里等死的猪,你说猪都不自由了,那肉能好吃吗?我说:你记得李萍吗?屠户说:我不认识。我说:就是那个作家的老婆。屠户笑着说:哦、哦,那我就知道了。他像是想起什么事来,不笑了,把烟头丢在地上,用脚使劲踩。屠户说:你是她什么人?我说:她儿子。屠户说:那我就要和你说道说道。我咬着牙说:我听着。屠户又点上一根烟,说:你妈这个人不行。我反手抽了他一个巴掌,说:哪里不行?床上功夫不行?屠户说:你怎么还打人啊!他一拳朝我打过来,我挨下了,伸手拿起猪肉铺上的菜刀。屠户慌了,踢翻了凳子,想要跑,我一刀劈在排骨上,溅起骨屑,我说:把话说清楚。屠户往后缩,举起手来:说......说什么呀......我说:说说十几年前你和我妈的事。屠户说:那天你妈来找我……
雨还在下,我走进雨中,走上回家的路。往事在脑里翻涌。同村的李大妈从我身边走过,像是认出了我,喊了一声:小作家?熟悉的乡音传来,我应了一声。李大妈走到我身边,帮我打伞,她说:头发衣服全湿了,身子好也不能这么糟蹋啊。淋久了雨,我头有些昏,思绪变得混乱。我看到天好像黑了,母亲好像就是在这样的雨中离开家的,我好像看到她了。她的头发被雨水冲乱,耷拉在脸上,脸是肿的,还在流血,雨水打在伤口上,血与水一起滴在地上,又被冲刷干净。她的头发和衣服全湿透了,却没人问;她的脸上满是伤口,却没人问;她的泪水不停地流,像雨水一样,却没人问。她就一个人在路上走,不知道去哪,她无家可归......
我回来了。父亲还在桌前写作,我丢下包,冲过去,提起他,往他脸上挥了一拳。他满脸惊讶,说:儿子,你怎么回来了?我用手指着他,说:是你把我妈弄丢的!他这时才捂着脸,站在我面前说:怎么了呀?我说:妈从来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他挠起了头,说:你是说......我误会她了?我说:十几年了,你都不晓得去问一声,是你让我妈无家可归。他愣住了,说不出话来。我走出去,重重地关上门。那晚,我坐在床头,他坐在床尾,虽离得不远,但都独自喝酒。好几次他都站起来,对我说:你说......唉......他叹口气,不说话,又蹲下去接着喝酒。我吐了好多回,他比我更多,吐完又接着喝。
凌晨,我又醉又困。我眯着眼睛,隐约看到父亲在收拾东西,我没管,睡去了。我记得我做了一个梦,梦里出现了许多人,他们的一言一语让我想起许多事。
父亲是年轻时候的样子,因念过书,写得一手好字。于是每到过年,家家户户都拿来红纸,请父亲写上字,当作对联。父亲高兴,不收钱,村民过意不去,有时候拿几个鸡蛋来换,有时候是一些米。父亲得意,提着鸡蛋和米在母亲面前晃悠,对母亲说:有本事还怕讨不着饭吃?母亲温柔的笑笑,去给我们做饭。父亲常在鞭炮声里拉我出门,带我从村民家门口走过,盯着春联,一看就是半响。看出瑕疵来,争着吵着要给人家换上,人说不必了,就是个象征。父亲记在心里,回到家,用小本子记上,来年多花些功夫替人写上。日子一长,人都说父亲有文气,让给远方的亲人写信。父亲乐在其中,听人嘴里的话,加以修饰,写成文,寄向远方。人问父亲:写的啥?父亲只答:思念。光就靠着这思念,竟养活了一家人,这是父亲引以为傲的事情。恰逢父亲所写文章在县文化报上发表,接连两篇。一时间,父亲在村落里风头无两。这一阵风,将地上的尘土刮尽。父亲开始说些“既都有了文气,何愁不出作品;人活一世,总得留下些什么......”这之类的话语。几年过去,东西还未留下,活着却成了问题。短短几年,因为一场“变革”,村落里变化万千。不只是物质,还有生活习惯。没人再找父亲写对联,没人再找父亲写信,父亲嘴上说不在乎,却常在夜里独自吸烟。父亲似乎是这场“变革”的受害者。就是在这个时候,南下归来的年轻人,戴着大金表在村落里转悠,见到父亲,意味深长地喊上一句:哟,这不是咱们的大作家嘛。父亲渴望这个称谓许久,不料是这般情景。父亲开始变得暴躁,不再说笑,他仍写作,像是魔怔了,只顾写作。我们家的日子越过越差,像是与这场“变革”脱节了。转眼到了我八岁,到了那个雨夜。
我惊醒了。天还没亮透,我一阵口渴,往杯里倒水。桌上有一封信,我喝了两口水,拆开信封,里面只写了一句话:儿子,我去找你妈了,自己犯的错,得自己承担。
书桌上摆着父亲和母亲的结婚照,我拿过来,看了许久。结婚照的相框坏了,我打算修,翻到背面,背面写着字,是母亲的字迹。我仔细看,蓝色的墨水淡化了,还是清楚地写着:你在写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作家了。落款是一朵手绘的梅花。
我一个人在屋子里住了几天,有回清晨醒来,我感到无比的失落,用父亲的话来说,这叫怅然若失。我毫无征兆地哭了,哭的很大声,哭声飘荡在村庄里,吵醒了狗。我浑身都在发抖,床板也跟着抖动。我有好多话想说,我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欲望,只是想说话。可没人和我说话,夜里也睡不着觉。我坐在父亲常坐的桌前,拿起他常用的钢笔,想在纸上写点什么。我坐了整整一天,抽了一包烟,只写出了一句话:
梅花丢了,桃花落了,作家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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