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上小学,在成都边上的一个小镇。虽然只是7、8岁的小娃娃,但是小娃娃都不觉得自己小,似乎就是小版的大人。
我还记得我的同桌男生,叫曾勇,农村娃娃,老气横秋老实巴交的,下雨天来上学,必定一脚的稀泥。
他经常盯着我的手看,有一次他伸出自己的手和我的手并排放在课桌上比较。
他的手吓了我一跳,深褐色的手背布满皱纹,关节处的皱纹尤其深,像一只老猴爪子。
我才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手原来那么白嫩好看。
他当时的表情让我印象深刻,我形容不出来,也许自卑羡慕讨好各有一点吧。
第二天他又和我比手,他的手比昨天颜色浅了一点点,皱纹干燥依旧,他说:“我昨天回家用肥皂洗了四遍,搓了好多痂痂下来,把一盆水都洗黑了。”
“你从来不洗手的吗?”我问。
“平时洗手就是打湿一下,没有那么仔细地洗过。”他回答道。
肯定也没有人告诉他洗完手还要抹百雀羚。
学校要给每个学生订校服,需要六元钱,到了要交钱的日子,曾勇没有交,他说他爸爸没钱,我第一次知道不是每个爸爸都能买得起校服。
离开学校好多年之后,我才发现一个惊人的规律,在我呆过的每一个班,都有一个外表像男生的女生。
我的小学同学牛小丽就是一个像男生的女生。
牛小丽身材不高大,但是肩膀很宽,很结实,皮肤黑黑的,五官长得刚劲有力,短发,整个人就是力量型的。她胆子大,性格野,脸上的表情桀骜不驯。她的基本服装就是一件军装,衣服总有点油油的感觉。
有一次路过她家才发现,他们全家都是绿军装,但是他们不是军人,好像是杀猪的还是卖猪肉的,看得出个个都身手不凡。
让我略感意外的是,她家门前用砖垒起了小花台,各色鲜花藤蔓缠绕,为这彪悍的一家人加上了一个浪漫风格的相框,
牛小丽的好朋友是个非常女生的女生,尖脸白皮肤,象白精精,连名字都很女生,叫白诗韵,粉色连衣裙是标配。
我和她们没有什么交往,只是偶尔放学同路一段。
有一天,她们突然约我去“麦田里洗澡”,我不明白到底做啥,她们只是神秘笑,不正面回答,说“反正好耍得很,你来嘛,不来要后悔。”我很好奇究竟有啥好事,要叫上我,并且我们的关系并没有好到到要一起分享秘密的程度。
下午上学途中,我们会合了。
我跟着她们来到金黄的麦田,麦浪随风起伏,风景煞是优美。
牛小丽双手向两边平伸开,第一个走进麦田,很快就压出了一条道。白诗韵也进去了,我不敢去,晓得这是搞破坏。
我站在田坎上目送她俩走出好远去,整齐的麦田里长出了两条弯曲的小巷,她们越走越开心,锁小丽发出狂野的叫声。
她们不停地回头来怂恿我,说没有人看见的。
我一贯胆小,轻易不敢犯错,最后她们对我失去了耐心,说“那你就在那儿发瓜嘛!”
我终于沿着她们压出的印记迈出了罪恶的脚步。
走了一段之后,我慢慢放开了自己。
我们三个伸展开双臂,在金色的麦浪里排着踏步队走,我们所向披靡,不可阻挡。我们唱着歌,怪叫着,好不畅快!
走了一阵,我觉得还不够精彩,问:“这就叫洗澡啦?”
小丽说:“不是,还有别的”。
这个别的也没有啥新鲜,就是在麦田里打滚,不过比走路好耍得多。我敢说,尝过在麦田里打滚的滋味的人一定不多。
在秋日的艳阳下,麦子是毛扎扎暖呼呼的,一压就倒一片,更加鼓励了我们为所欲为。
一片麦田练得差不多了,就换一片。
正在我们忘乎所以的时候,田边传来一声吼:“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娃娃?来糟踏麦子!我要去找你们老师!”
抬头一看,一个农民伯伯愤怒地站在田坎上,两眼喷出的火焰差点把麦田点燃。
我们背起书包,朝反方向逃窜。一边跑一边气喘吁吁地坏笑。
他在后面叫:“你们不说我也找得到的!那么好的庄稼!你们糟踏粮食!”
没想到,当天下午,农民伯伯就很准确地找到我们班主任,并当场指认出我们三个,痛心疾首地说:“马上就要收的麦子了,就让你们踩烂!”
判决结果当然是请家长。
她们两个倒是相当的淡定,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个二年级的进步学生来说,请家长无疑是件恐怖和耻辱的事。
我此后的时间都在胆战心惊中度过,第二天放学回家,爸爸已经从学校回来了。只见他面带微笑,心情似乎很好。
原来,老师不但没有批评我,还表扬了我,说我一贯表现好,学习好,就是被坏娃娃带坏了的。然后我爸陪了农民伯伯5元钱了事。
老师的逻辑震撼到了我,我不知道自己在老师眼里是那么好的学生,更不知道我是那么纯洁那么容易被带坏,似乎我还有点痴呆,人家喊我吃屎我也会吃。
我知道自己虽然表面平静,其实内心搞破坏的种子还是时常蠢蠢欲动,只是控制得比较好而已。
至于牛小丽和白诗韵为啥找我一起去,也许是因为好学生犯了错误不会受到太严厉的惩罚,她们也能享受到同等待遇。
关于麦田洗澡的事,虽然不如麦田怪圈的档次高,但是我们留下的那些道道和圈圈是自由的诗意的,过程是很奔放的。现在看来完全是行为艺术,和艺术有关的事,总能让人难以忘记。
说得好听!就是干坏事很舒服,很刺激,所以忘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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