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人

我在二十五岁快要结束时觉得自己会成为一个城里人，一个跟城里人一样的城里人。

在此之前，十二岁上城里的寄宿学校。离校后，在一线城市漂了一圈。跟花桥村的种田插秧、砍柴挑水隔了不止一个筋斗云。

隔壁家的堂哥，正经北京的大学生，毕业后，在祖国的心脏扎了根，开枝散叶。那年我家还是土砖屋，爸妈尚在壮年，我还是个面黄肌瘦的豆芽菜。堂哥回家探亲，来我家串门，爸妈两眼放着光，仿佛曳尾于泥塘的鲤鱼望向龙门归来的血亲。爸爸招呼我叫人，少有的殷勤，我扭扭捏捏，一个劲往后躲。堂哥给我和哥哥拍了人生中第一张照片，和堂姐，我们仨的合照。他是我心中第一个真正城里人的样子。

几年后，我也进了城。

在城里上了六年学，时间不短。但我是寄宿生，半个月才能放一次风。放了学，就急急沿着宽阔的马路边沿马不停蹄，一心只想早点赶上回家的班车。周日下午，妈妈和我一起站在村口等车，赶回学校去上晚自习。妈妈该嘱咐的都说过了，我也不是个多话的孩子，我俩就默不作声的站在路边。

田里的禾苗翠生生的，把浑浊的水波盖住了，微风起时，它们就掀起一圈圈绿的涟漪。禾田下有条河，浅，极长。长到去外婆家的路上会看到，去大姑妈家的路上也会看到。至于这条河究竟流去哪里了，大人们说不清楚。我虽然站在高高的黄土路上，却知道河里的水正不紧不慢流着。河边大石头底下，定然蛰伏着螃蟹，那些小鱼呀小虾阿，都在顺着水流的节奏穿行在摇摆的包裹着一层细沙的水草之间。

对面不大的一座山挡住了视线，只有山上的树木在阳光的呵护下静默地呼吸。我偏过头，望向班车开来的方向。所在的位置刚好在沙漏的肚子较为宽阔的地方，沙漏的中间，狭窄的隘口，正是蓝色的大客车从蜿蜒的群山间露出头来的那条马路。细长的河与路平行相伴，两旁是背靠着青山的星星点点的民居。

车厢里早有跟我一样去城里上学的少年，我转头说了一句：“我走了啊”。更多的时候，我什么都没说。妈妈是否有跟很多场景里写的一样“目送着客车远去，直到消失在视线里”。我不得而知。她的眼睛，我上车前短短的一瞥。就像天下每一个望向自己孩子的母亲那样：饱含着关爱，寄托着希望，浓浓的不舍，时刻的牵挂。

离学校仅十几分钟的超市，是寄宿生们返校前的必去之地。补充粮草，是此行的目的。六年来，这小城里的一切于我只是匆匆。只有这超市，我曾在它的每个角落流连过，也曾好几次为某件东西动心，最后抿抿嘴走开。

藏在巷子里的那间小网吧，厚厚的帘子隔绝了马路上的喧嚣和光线。老板递过来一张香烟的小小包装纸，用圆珠笔龙飞凤舞写了几个数字。那就是上网的卡号了，我是最早的一批会员。放假不回家的时候，我就一集接一集地看林依晨阿、陈乔恩阿、林志颖阿，只要是他们演的，我都找来看。《犬夜叉》也是那时候入的坑，原来除了《樱桃小丸子》和《灌篮高手》还有这么好看的动画片呢。那时候，还没有动漫的概念。

街道一头连着一头，满满当当的商铺里好看的好吃的教人看不过来。六年里，我从来没想过县城也有边界。在这个陌生城市的熟悉角落里，沿着那一小段线路成百上千次穿梭。

佳佳是我的小学同学，初中在我隔壁班。那次我们约好放学后走路回家。坐公交车明明四十几分钟就到的。我想那天天黑的有点早，我俩被夜幕硬生生逼停在某个路口。

那时没有手机，公交也停运了，两个英雄背着书包征战了好几个小时，前方的公路被夜色吞没。我俩朝山边上一户亮着灯光的人家走去。好心的男主人帮我们打了电话，不记得是给谁的妈。那位妈妈提出让男主人帮忙把两个孩子送回家，给足够多的油费。摩托车的前灯照亮了周围的几米路，风吹到脸上有点儿疼，两个孩子看着脚下的公路一段一段向后掠去，没有说话。

摩托车一到花桥小学附近，我空落落的心忽然有了着落。车子离家越近，我的三魂七魄渐趋圆满。我从小长到大的花桥村，在看不见的穹顶之上必然有一张守护的结界，笼盖四野，为她的子民日夜焚香。

摩托车的“突突”声在地坪里响起，老爸和堂哥还在吃饭。那位男主人只要了几块钱油费，我想他也有一个还在读书的孩子。老爸是个犟脾气，要是我不打电话回来，他就要和开拖拉机的堂哥去城里找我了，他少见的喝了酒，脸涨红的。

我将要十九岁的时候，头一回不在家里过年。餐厅的年夜饭分两批，我们穿着浅绿色的围裙忙的脚不沾地。上海人过年兴在外头吃呀，上菜还分个冷菜、热菜、汤、点心，这么多讲究。

清晨五点钟，我跟来自安徽、河南、甘肃的小姑娘们一起，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去七浦路。朦胧的睡眼被一排时髦的服装和鞋子点亮，摊主们开出的价格让钱包迅速干瘪。

做鱼缸的小伙子满二十岁，在前面路口的海鲜店开了三桌。前厅的后厨的小姑娘小伙子闹哄哄地过去找他敬酒。又去隔壁的KTV来了首必点的《贵妃醉酒》。

传菜员和服务员眉目传情，又横生枝节，演变成三角函数。最后成就一个三口之家。

下夜班，走过不知多少盏路灯，在昏黄的灯光下，挨着小区黑黢黢的一小片稀疏的林子。有一份慰藉。是一对从安徽来的夫妇，他家的蛋炒饭和炒河粉，在多少个饥肠辘辘、前路未知的夜晚，暖了我的胃。他们在此摆摊已逾十年，凭着一个小推车在此有了安身立命之所。几个月后，小推车旁自然地立着个稍小的熟食柜。老板娘一边熟练地炒着蛋炒饭，干裂着一道道纹路的脸上，是上扬的嘴角和掩不住的笑意，“这是我儿子和儿媳妇，今年才结的婚，也到上海来了。”

又是年关，我手上拿着八个盘子正在摆骨碟。去厕所接了老妈的电话。她得了糖尿病，正在住院。接完电话，我的眼泪随着骨碟跌落在粗糙的圆木桌上。残存着油污的玻璃转心上是一个吸着鼻涕的小姑娘，一个个白色的盘子由双手主导着朝桌子的八个点顺时针滑落，形成一个固距的圆。小姑娘的脑子里飘荡着老妈在电话里嘱咐的话：“上好你的班，爸爸在医院照顾我，你现在回来也做不了什么。”

怎么会呢，我的妈妈总是脚下生风的呀。粗糙有劲的手，挑着满满的一担水去菜园子。我最爱吃的香菜、包菜、四季豆、茄子、丝瓜，甜丝丝的鲫鱼汤里红艳艳的辣椒，翠生生的蒜苗和葱花。寒冬积雪时，墙角翻捡出卖相好看的冬瓜南瓜，随意切下一溜。

骄阳下晒干了水分的稻田里。戴着黄色编织草帽的爸爸和妈妈，两条腿牢牢吸附在大地上，腰身自然地放低，左手握住秸秆，右手镰刀挥落。我和哥哥自认为尽了全力，还是把梯队拉的老远。爸妈行到田埂的那头，便调转身来和我们夹击这些沉默的小米粒。待田里的口粮们纷纷卧倒。一道又一道的田埂之上飞扬着尘土的大马路上，一辆蓝色的小三轮里一个男声的吆喝在大喇叭被群山挡住，恰好加强地平线上的回音。“卖西瓜～卖西瓜～”。这边一个女声的大嗓门遥相呼应“买西瓜类”。妈妈站在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不远处，脚下是一片一亩一分四四方方的稻田。年年的双抢，田里一堆一堆的秸秆顶上，长着饱满紧实的谷物。田埂上坐着光脚的一家四口，淌着热汗的脸上是尽情啃着西瓜的大口，黑色的瞳仁扫过满地的金黄，又望向远处青青的山岗。

一只眼球泛红、毛羽蓬松，冠子肿胀的小爪子黑母鸡被妈妈一扬手呈抛物线扔进家门口落过雨涨水的池塘里。尽管母鸡在空中一度将翅膀挥的像极了我在空中见过的移动能力惊人的它的同类，但退化的力量使得它的努力丝毫没有改变抛物线的既定落水点。倔强的它用飞不起来的翅膀推动着水流沿两点之间最近的路线上了岸，不等身上的水珠全部甩干，就穿着湿衣服昂着头坚定地朝被拎起来的落脚处挪去。母鸡孵小鸡对主妇来说，固然是好事。在外婆家做女儿的时候，妈妈还是个拿着细长竹竿放鸭子的少女，她把鸭子从这丘水田带到那一丘水田，收集它们遗落在水田间的白花花的蛋，看着一只只毛茸茸的小鸭子从白花花的蛋里摇头晃脑长成大白鸭。少女成了主妇，她的两个孩子瘦巴巴的。这个时候，母鸡怎么能光想着孵小鸡呢。

本家办喜事，妈妈一大早就兴冲冲跑去帮忙。分工是前一天就用红纸墨水字写好了粘墙上的。男人们干的是体力活，女人们洗菜洗碗，端茶扫地。我捱到估摸着快要开席了，姗姗朝人堆晃去。妈妈的大嗓门在混乱的抢位子大战中掷地有声，我循声找到一个空位，空位旁的妈妈正笑呵呵跟同桌的叔伯婶娘们提及她的女儿。吃完席，扎着两个薄马尾的女孩怀里抱着没喝完的大瓶可乐和雪碧，咂巴着一张满是油的小嘴，一路小跑回家看起了《猫和老鼠》。电视机后面的天色暗了下来，女孩开始想念中午那张堆满了鱼肉的桌子，《猫和老鼠》什么的，好像也不是那么有趣。正这么想着，地坪里响起一个熟悉的脚步声，随后门被女主人推开，她随手打开房间的灯泡，嘴里念叨着：“小心得鸡毛眼。”待女孩转头的时候，妈妈已经把女孩中午夹的最多的那几个菜变戏法似的摆在了自家桌上，“这几个菜都没怎么动的，吃不完都要倒掉，主人家问我要不要带几个回来，你去厨房找几个碗换上，我还要去还碗呢。”

在某个散学的午后，认真赶路的女孩抬头看到一个笑盈盈的妇人。这笑容有点熟悉，直到对方开口叫你：“是X X的女吧，长的跟你娘一样咧。上次吃酒我们坐在一桌啊。”你忙点头叫人，一副怕羞的样子告诉对方你的名字，上头还有个哥哥。走出很远，仿佛还能感觉到一股暖意。

就是这样的妈妈，跟远在千里之外的女儿打电话，告知此刻她正躺在某个医院的病床上，得着一种以前听都没听过的病。这个突然的消息把她的女儿吓哭了，女儿不知所措的哭声把坚强的妈妈惹哭了，两个人用祖传的大嗓门完成了通话。

妈妈确诊糖尿病的第二年，我撇下出头无望的上海，奔向了祖国的心脏。

故宫，天安门，西直门，公主坟，七棵树。曹雪芹在植物园的故居——黄叶村。青山更青处卧佛寺大铁钟下时空里不歇的蝉鸣。湿地里绵延数里的荷花淀芦苇荡，高高的阔叶树定住疏朗的日光。一张印有北京地铁交通线路图的红绿相间卡片，麻密的小点织成一张纵横交错的大网，奔波的肉体前赴后继往里撞。

解放军医院藏在一站又一站公交后的山林里。若干年后，纸再也包不住火的报道，才让我明白当年一脸平静的医生那句“肺部有个阴影，需要亲人进京陪护”。原因之一，应该是空气。对进京扎根的堂哥全家的仰慕逐渐变淡，多了一层众所周知的担忧。

这一年家里多了一种慢性病。年照过。跟我们同辈的哥哥姐姐已是拖家带口，其乐融融。爸妈也在我哥的婚事上操起了心。于是，真心实意相起了亲。

后山上有爷爷奶奶的墓。我们四口人常年不在家，只有过年诚心地给祖宗们磕个头。妈妈还上山的那些年，总要在念念有词的最后加上一句“保佑两个孩子狗崽子一样。”像小狗崽一样皮实，无病无灾。是花桥村长辈对孩子最好的期盼和祝福。顺便说一句，我的爸爸，五十岁的人了，还有长辈叫他“狗伢”，晚辈呢，“狗叔”。给娃取个贱点的名字好养活，也能看出爷爷奶奶对爸爸的重视。我家“狗叔”从十四岁出门，到儿女开始相亲，数十年风雨，就为一次胆结石进了回院，做完手术没等医生批准就火急火燎出了院，该是怕花钱。那时候，他是家里唯一能挣钱的。近几年，妈妈从得病开始，不跟我们一起上山了。我跟父兄把墓地四周的杂草拔完，随手折下灌木的枝桠把水泥坟地上积攒了一年的落叶扫到坟外边。哥哥把蜡烛点燃，接着点燃三根香，像爸爸以前做的那样，把香小心翼翼插进墓碑下的水泥缝隙里。这一年我就跪了这一回，全身的重量压在膝盖上，和冰冷僵硬的水泥相接。我相信祖宗们有听到我的祈愿：“保佑妈妈的身体，保佑哥哥娶个好媳妇。”爷爷和奶奶的坟，隔着几百米的杂草和灌木，正对着他们生前的居所，在几十米的山道上。我知道，他们一直在冥冥中看顾我们。

花桥村的水泥路通到了家家户户的地坪里，村里的大路上每隔一百米还架起了路灯。在韶山市里做生意的两位堂哥回村造起了气派的两层小楼。好些人不甘落后地买起了小汽车，我还跟在堂哥后面代表我们家去几户人家放过祝贺的鞭炮呢。

但有一件事情让我很伤心。跟我同村岁数稍大的哥哥姐姐们的孩子，跟我当年豆芽菜的样子差不多，穿的衣裳要好看些。他们牵着各自爸妈的手，偶然逛到我家门前。对于这家大门突然打开，并且出来一位不认识的阿姨有点认生，做父母的只好教孩子认人，叫的颇为茫然，应的这个也显出几分生硬。作孩子的只是想，这地儿我住了好几年，打哪儿冒出这么个阿姨。殊不知，这阿姨也从孩子的眼里看到她自己的疑惑。

生我养我的花桥村，后山上埋着我的祖宗，田野里是我家的菜园子和水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是我十二岁以前的生活。这以后，远行。去读书，去工作，千里万里，不曾觉得有片刻离开过你。年复年年，归来时，在孩童的眼里看到了作为陌路人的自己。一如当年小女孩眼中的堂哥，一如那个“乡音无改鬓毛衰”的老者。

说起来，我最讨厌的两件事情：洗衣服，做饭。有一件，在这些年的漂泊中已经改邪归正了。在餐厅呆了一两年，又在肯德基的四个岗位上过了一遍。对做饭，已经不是那么排斥，甚至还有了点儿兴趣。

湖南人做饭没那么多讲究，尤其我妈是个风风火火的女子。十二岁以前，只认妈妈做的柴火饭。进城读了书，见识了食堂菜后，只期待妈妈做的柴火饭。上了班，饥一顿饱一顿，也上过不少馆子。逢到假日，逛逛菜市，依样画葫芦，也能像模像样地倒腾几个碗。上山砍柴成了稀罕事，再说，政府也不支持砍，说是烧柴会产生什么有害气体。我们家也与时俱进，烧起了煤气。

妈妈的菜不下饭了，诚然，我的胃已经见了世面，增长了贪念。但让我真正恼火的是，妈妈炒菜时敷衍的态度。一家人过年好不容易团聚了，您炒菜也稍微用点儿心呀。偏不，好像总有什么事儿让她分心，炒出来的菜大失水准。父兄对这方面没什么讲究，填饱肚子，端杯茶窝沙发上看电视。我是个坏孩子，有一次吃完饭，对妈妈发起了牢骚。她的脸原本气色不好，听到女儿的埋怨，茫然地看了我一眼，眼睫毛缓慢地眨了一下，终于没有说话。

妈妈的大嗓门忽然熄了火，我始料未及。印象中那个曾经被跟她吵架的邻居奚落为“跳起屙尿三丈高”，一路咬着牙较着劲的妈妈。站在自家地坪里一嗓子吼回两个熊孩子的妈妈。当她长大成人的女儿振振有词地抗议她炒菜粗心大意时，她默默垂下眼帘，仿佛又被那无形的心事牵引进重重的帷幕。

眼看着村里跟哥哥同岁的都已经成了家，跟哥哥一道念小学的家住河对面的一位朋友，已经是三个娃的爹了，你说妈妈急不急。

当然了，我也还是妈妈的一块心头病。比我小一岁的表妹，那年我们同去上海。后来，我还是我，表妹嫁去了湖北，不久，就成了一个可爱男孩儿的妈妈。这么说吧，花桥村，就剩我这么一个不知世事的了。走在路上，那都是一道风景。

那天我在爷爷奶奶坟前的祈愿得到了响应，还是老天爷被妈妈想要儿媳妇的诚意打动。就在去年，妈妈终于如愿以偿。

父亲走路都往外冒劲儿，母亲大概已经考虑给她的孙儿们买什么衣服了。

我的两位小学同学抱着她们的孩子参观了我哥哥二楼的婚房，我忙着给她们递糖果，楼下账房里又有谁在喊我。新修的高铁穿山越岭，我的另一个小学同学的家只剩断壁残垣。花桥村有了自己的公交站台，两块钱的公交十几分钟就到了新修的高铁站的停车坪。在路上，我们都看到了临山而建的敬老院。四十上下的堂哥和堂嫂两口子迷上了跳广场舞。我哥婚礼当晚，花桥村的广场舞迷们在穿着舞蹈服在地坪里跳了好一阵呢。

近两年，小汽车开进了大部分村民的家中。堂哥，作为最早的“老司机”，坐拥小三轮、卡车、犁田机、收割机，曾打趣地说“这些家伙的钱都是从哪里赚的呀？”当然，考了驾驶证的堂哥也是要买小汽车的。堂哥还是个种田大户，我们家的几亩水田都是他在种。哥哥我不知道，我是种不来田了。有一回奉母命，好歹种了几百根蒜苗，挖地的过程有如长征。看到一片青翠的向上伸展，成就感是有的，可也清楚自己种不来菜了。祖传的手艺可能到我们这辈就要了了，但也说不准。

办完婚礼，哥哥送我到火车站的地坪前。他开车奔赴将要守护一生的家，我拖着简单的行李再次进了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