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看到一个哈佛大学跨越70年对724名男性进行的跟踪纪录，目的是研究出什么是幸福。今天看到一个纪录片是对来自不同年龄，不同地区，不同家庭背景，不同社会阶层的三个孩子的跟踪记录，历时差不多7年的跟踪拍摄，目的是研究出他们的出路是什么和命运又如何。
研究的对象之一马百娟是来自甘肃农村，一个12岁的小姑娘，她拿着纸稿在山顶朗读着她的作文：“我长大了要到北京去上大学”。 研究的另一个对象徐佳是一个城镇青年，高考复读生，大概20岁，在教室里嘴里不停读着书上的文字，不知道读的是什么，很嘈杂。 研究的第三个对象袁晗寒，一个17岁就退学，然后在美院附中学习美术的北京女孩。
三个孩子，两个女孩一个男孩，一个来自大城市北京，一个小城镇，一个农村山区。
马百娟所在的甘肃省会宁县头寨子野鹊小学只有两个老师，五个学生，破旧不堪的教室，有限的活动区域，混搭的教学模式，马百娟在里面是最大的，已经12岁的她才上二年级，一般情况下12岁的小孩应该上五年级了。一群穿着衣服破旧但颜色鲜艳的孩子中，她显得很突出，因为个子最高。家里的房子是窑洞，全家一年（2008年）的开销不超过50元。 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看见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小女孩，用黝黑的手撕着冷硬的馒头一样的面食饼往倒有开水的碗里放，然后端起来埋头吃起来。放学回家后，看不到她学习的情景，首先是背着一大捆比她还大的草堆一样的柴草从山坡上下来，接着喂猪，还要跟父母一起去山里收糜谷。宽阔的大山中看着她和她家乡的人们背着大背篓，牵着牛马行走在几十几百米的陡峭山坡上，渺小得像蚂蚁，他们真得称得上是在讨生活。
徐佳咸宁中学的复读生，已经是第三次复读了，他是农民工的下一代，寄托着父母殷切的希望，父辈吃着没有文化的苦，在城里打工受到歧视，所以特别希望孩子不要重走自己的老路，砸锅卖铁都要供孩子读书的那种决心很坚定，不幸的是后来父亲去世了。而徐佳在繁重的学业任务和沉重的学习压力下，有段时间出现冒汗、手发抖的状况，完全做不了想做的事情。为了父母的希望，他坚持着，后来如愿考上一个较好的学校。
另一个主人公袁晗寒是地道的北京人，与其他两个主人公完全不在一个时空中，从小上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初中，美院附中也是特别好的高中。退学以后不知道怎么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她完全没有为生计奔波的烦恼。随心所欲地做着自己想到的事情，办画展开酒吧卖东西等，她完全没有去考虑今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处在哪一个阶层，她只是觉得以后不会饿死就行了，她也相信没有人会饿死。
三年后镜头又一次对准马百娟，此时的她已经变了很多，胖了一大圈，从背影看举手投足间感觉就像一个农村妇女，她已经退学了，15岁没有办法去打工在街上游逛。坐在桥上，虽然面带微笑，不断摇头，可以看出她有很多无奈，因为努力找过很多出路，但是无功而返。马百娟的爸爸像一个六七岁的老头，应该就是一个老头，抽着烟：“女娃娃以后就是别人家的，只要生了娃，也要拖累大，即使有了工作，干也干不成”，周围的人都在灌输着这种“重男轻女，女大从夫”的思想，“女大从夫”就是那个农村山区女孩子的出路。
徐佳即将大学毕业，找工作成了他生活的重心，为了父亲的遗愿他考上了大学。大学后就是找工作给妈妈更好的生活，不是为一个人活着。 袁晗寒去了德国，她没有清晰的生活目标，接一些小活，也到国内做一些兼职。 再后来，就看到挺着大肚子的马百娟，她已经跟表哥结婚了，即将生子；徐佳毕业后不久也结婚了，袁晗寒开了一个投资公司。
马百娟没有去北京读大学，她走了父母认为女孩子应该走的一条路，嫁人生子，依靠丈夫。 徐佳看过袁晗寒的一些生活片段后，觉得社会是不公平的，但是觉得自己的下一代会过上袁晗寒的生活。其实徐佳已经找到比父辈好很多的一条出路，至少他不用去用体力去赚生活，稍微有了一些在尘世打拼的资本。袁晗寒似乎活得很随性，状态很佛系，一直没提到她父母对她的束缚，她从来不用为生计担忧，这也得益于父辈的努力积累。
似乎阶层并没有被打破，出路依旧是父辈们指向的那条路，没有父母与众不同的思维和坚持改变的决心还有积极地引导，光靠孩子一个人的力量极其微弱，最后只能走很多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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