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秋天，我坐着三轮车在东南沿海某个县城乱窜，我在寻找一条街，但不知道那条街叫什么，我把手机紧紧贴在耳朵上，想听清街道的名字。
手机另一边是大佬，她告诉了我一个地址，我问道：“是叫红兔子街吗？”
大佬说不是，然后又说了一遍，街上很嘈杂，三轮车挡了路，被后面的汽车按喇叭，我仿佛听清了，问道：“是红肚子街啊？”
大佬在电话里放慢语速大声说：“不是，是——红#&。”一辆自行车按着清脆的铃铛疾驰而过，我又没听清。
我说：“究竟是红兔子还是红肚子？怎么名字这么怪？”
我们在电话里这样车轱辘似的来回说了好几次，我还是没有搞清楚是红兔子还是红肚子，或者别的什么名字。
“red pillar！”手机对面传来一句清晰的英语。
“哦，原来是红柱子！哈哈哈哈，我马上过来。”我在心里感激大佬的耐心，没有对我这个笨蛋发火。同时惊讶地发现，大佬居然会英语，她明明一天学都没上过。
我是做设计的，大佬是我的甲方，一个三十岁的女人，个子不高，柔柔弱弱的样子。
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老大都十二了。
第一次见面，大佬就告诉我，她一天学都没上过，除了自己的名字，一个大字不识，但她会做生意会炒股，还总是赚。
从穿着打扮和对环境的要求来看，大佬是有见识有品味的。
她待人热情里透着尊重，说话条理清晰语调温柔，我觉得她是知书达理的，绝不可能是文盲。任何人跟她相处，都会以为自己于她是很重要的人。
自她开始，我对文化和修养有了新的理解，其实早就有人说过，有文化不等于有修养。
我们在沟通设计构思的时候，她坚守着生意人的执着和迷信。
处理公司事务和手下人的优柔寡断时，她显得果断而狠辣。有时候一个眼神，就能吓得手下两股战战。
我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在她之前，我不认识文盲，不认识十七岁结婚十八岁生娃的女人，不认识很富有又搞不清做啥的人，不认识眼睛会杀人的人，对我来说，她来自另一个世界。
我跟别人一样，称呼她“林总”或者“林董”，但在心里叫她“大佬”。
我来到这个沿海地区是因为大佬要在老家盖房子，之前我为她在某个大城市的会所做过设计，会所除了吃喝K歌洗浴按摩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用途，所以花费比一般的会所多出了许多。
那是一栋外表不起眼内部有很多秘密的建筑，有些隐秘的空间甚至只有我和大佬指定的几个工人知道，我一度怀疑做完之后我会不会被灭口。
毕竟，大佬身边的人都有些高深莫测。
比如她的司机，任何天气都戴墨镜，左手无名指少了两截，只剩三分之一。第一次见大佬的时候，是司机开车来接我的，我客客气气地说：“麻烦你了。”他一声不吭。
后来很多次跟大佬一起坐车，司机都一言不发，非要说话的时候就用“嗯”来回答。
大佬的秘书是个大叔，衣着发型一丝不苟，据说以前是某国企的高管。
以我二十出头的年纪来看，这是位和蔼可亲性格开朗的大叔，但以我现在一个大妈的眼光来看，这家伙滑头得很，是扮猪吃老虎的相，而且是一只爱笑的猪，笑着笑着就龇出獠牙咬你一口。
我那时候太年轻，见大叔如此好亲近，就忍不住问一些不知死活的问题：“林总是做什么生意的呀？看起来好厉害的样子。”
大叔一手抚摸自己的大背头呵呵笑着说：“我们林总确实能干，也吃了不少苦，她最大的优点就是对朋友热心得很，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一个女人在外面打拼不容易，我尽量帮衬她，她年轻，又是女孩子，有些事情她不方便出面的，我就去。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事情就是跟着林总干，我后半生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给林总当好助手。反正林总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从不多问。”
我听出了他的忠告，但还是忍不住继续问：“她不识字是真的吗？那她怎么炒股？”
大叔说：“林总要是上过学，那就更不得了了。炒股是她搞着玩的东西。她炒股全凭记忆好，所有的信息过耳不忘。他们那个地方的人做什么都抱团，一大堆钱就像一个大磁铁，能吸来更多的钱，小钱都跟着大钱跑。”
除了秘书，大佬身边还经常跟着一个美丽的女郎，长得跟电影明星一样好看，风情万种花枝招展。我亲眼看见她耍飞镖，手一挥，五六只小飞镖闪电一样射出去，扎在二十米开外的树干上，从上到下排成一条直线。
会所工程结束之后，大佬搂着我的肩膀说：“小白，我信得过你。我见过那么多设计师，你是最令我满意的。以后有工程我还找你。”
我不知道她是满意我的工作能力还是老实木纳的性格，她说这句话的目的也许是为了使我安心。
三轮车很快把我送到了红柱子街。
这条街果然很多红柱子，街道两边的楼房不论大小和结构，临街处都留有走廊，并且都由大红色的圆柱支撑。那么多高矮一致间距整齐的红柱子立在路两旁，让这条街显得十分喜庆，好像随时可能从柱子后面窜出舞龙的队伍来。
我和大佬碰了头，她一个人站在街边，风把头发吹得有些凌乱，脸色也不太好，白里透着青，和身边的红柱子形成巨大的反差，好像是老家的海风吹淡了她的颜色。
我们一起去了石材厂，为她的宅子选大理石。这家石材厂很大，全部是意大利进口石材。
办完事，石材厂老板邀我们去办公室喝茶。老板熟练地摆弄着功夫茶，大佬好像跟他认识。这个地方的人乡族意识很浓，大的姓氏只有那么几个，随便一攀扯，就能拉上亲戚关系。
我听不懂他们说话，当地方言对我来说是天外语言，但从语气可以大致推测出聊天的过程：我是某村姓林的，我是某村姓陈的。我大舅子的老婆的侄女和你夫家小姑子的老公的表哥是一家——相认了，原来是一家人啊！然后互相询问近况，这个说我遇到点麻烦，另一个马上拍胸脯——我来给你搞定。
于是石材厂老板拿起手机开打，激动地讲述大佬遭受的不公和委屈，透过屋外射进来的一束夕阳，我看到石材厂老板的嘴剧烈地开合，唾沫星子源源不断地喷洒飞扬。最后，他斩钉截铁地跟对方确认，对，对，就这么办！搞定！
从石材厂出来，大佬的脸色好多了，恢复了一些红润。她说今晚有个大富豪请她吃饭，让我一起去。
她得意地说：“他们家刚刚修好，你去看看搞得怎么样，我觉得不行，客厅太小，用的材料也土气，他将来要是看到我的房子，一定后悔没找你设计。”
听到这样的赞美，我只会呵呵傻笑，好不容易挤出一句：“那是你眼光好。”
大富豪的家是三层独栋欧式建筑，很气派，就是内部的材料堆砌得过于繁复厚重，房子的气场太强，人在里面显得渺小而被动。
后来的事情证明，这种房子的风水很不利于主人。
餐桌上总是要喝酒的，大佬和富豪夫妻一杯接一杯地喝白酒，我是滴酒不沾的，随便怎么劝，我坚决不喝，我只专注于吃菜。我肯定因此得罪过一些人，可我不知道。
桌子上摆的都是家常菜，也没有特别讲究的摆盘，但吃在嘴里就是和一般的肉味道不一样，特别好吃，我吃得停不下来了。
晚餐结束，我们离开时，我看见院子里有一堆壳，我是认识的，那是穿山甲的壳。
大佬指着那堆壳说：“这就是我们今天吃的穿山甲，你看那边。”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一棵棕榈树下面有一只黑色的大鹅，浑身脏兮兮的，旁边有一盆水和一些粪便，不知道它身上的脏污是不是不小心糊上了自己的粪便。大鹅弯曲细长的脖子上套着一根麻绳，麻绳系在树上，我说：“哦，一只鹅，我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大黑鹅，脖子那么长。”
大佬哈哈大笑：“当然好看，那是天鹅，本来两只，我们吃了一只。你不觉得今天的汤很好喝吗？”
妈呀，我以为是鸡汤，还在心里赞厨子的手艺好。眼见黑天鹅如今的处境，正是一盆兰花放在了猪圈里。
我心里有些难过，看着那只黑天鹅一时呆住了，大佬说：“你还想吃啊？我家也有，明天让我妈炖来吃。”
我喃喃地说：“为什么不吃鸡？”
大佬说：“啊？你说什么？”
我立即整理思绪道：“我觉得你家庭院里应该增加一个池塘，在财位加一个池塘特别聚财，风水好。把黑天鹅养在池塘里就是天鹅湖，很有格调，你们家全省独一份，全国也没几家能有天鹅湖。”
大佬想了想说：“这个主意很好，但是呢，我比较喜欢白天鹅。而且我觉得池塘没必要，我们家挨着海，已经有世界上最大的池塘了。”
大佬见我心事重重的样子，说：“小白，你不要有心理负担，这些东西是买来的，既然允许卖，我们当然可以买。在我们这里，吃这些的人很多。你又不知道，就当是吃鹅吧。”
我并不清楚吃黑天鹅是不是合法，只是觉得吃这种会跳芭蕾舞的动物，很残忍。
人类对待动物的态度也是变幻莫测，有的人为它写诗歌写小说，有的人为它写戏剧编舞蹈，有的人用它熬一锅汤。同样是用来熬汤的，为什么没有人为母鸡编一出芭蕾舞剧？
坐在回去的车上，大佬给我讲妈祖的传说，故事很长，她讲得绘声绘色，我随着汽车的摇晃，竟然睡着了，睡得不深，间或醒来，听见她还在讲，然后，我又很快睡去。
到家时，我问她为什么给我讲妈祖的故事，她说：“你们搞艺术的不都喜欢这些吗？”
大佬的家在一个离海两公里的小村子里，不是她的娘家，而是夫家。她亲热地叫公公婆婆“阿全”和“阿花”，我猜这是当地风俗吧。
这个村子里到处都是漂亮的洋楼，有的还特别大，但没什么人，十室九空的感觉。
大佬说：“我们这儿的年轻人都出去挣钱啦，跑得远的跑到国外去了，挣了钱就回来修房子。过年的时候全都回来，那才热闹，好多高级车开回来。”
我问她为什么不给自己的父母建新房，她说：“我父母的房子由哥哥们修呀，我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生是夫家的人，死是夫家的鬼。夫家才是我的家。我给家里的钱也不少，自从我开始挣钱，就帮爸爸还赌债，我爸爸爱赌*钱，还总是输。”
“哦，我看到小卖店旁边那个娱乐室门口有个小黑板，上面写着人的名字，名字后面写着数字，有的0.4元，有的0.2元，是不是打牌输的钱？”
“对呀，我爸爸的名字每天在上面。”
“那也没多少钱啊，才几毛而已。”
“哼，那是写给人看的，实际呢，不是多少元，而是多少万，0.4元就是4千块。家里人看到了，就自动去还钱。”
“哇，原来是这样啊，那还是很多钱了。”
“没办法呀，老人喜欢玩，就让他玩吧，一年玩掉几十万就当是出去旅游了。”
大佬夫家原本的房子也不错，是两层坡屋顶的楼房，每个房间都宽宽大大。阿花安排我住在二楼靠东边的房间。房间里一个老式带穿衣镜的双门衣柜，一张带床架的大木床，床架上挂着蚊帐。木地板踩起来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第一晚，我被吓得半死。
我躺在床上，关了灯，窗外的月光明晃晃地照进屋。我看着窗户，那些乡下的鬼故事不由自主地钻进我的脑子。
我用被子捂住头，努力让自己不去想，突然听到细碎的脚步声，好像有一只长了很多小脚的鬼进了我的房间，不一会儿，我感觉床架子开始震动，有什么东西在上面跑。我把被子捂得死死的，更不敢伸手去开灯。
很快我就憋闷得受不了，满头大汗。
不管了，我一把掀开被子，大声咳嗽起来，屋子里却突然安静了。我看到窗户底下有个小黑影沿着墙角飞快地逃跑，原来是老鼠！
我跑去找大佬求助，她说：“老鼠欺生，我去下个咒，老鼠就不敢来了。”
大佬站在屋子中间，对着四面八方恶狠狠地念着，像是在骂人，还时不时跺一下脚，我反正听不懂。
然后她说，没事了，睡吧，晚安。
果然这一夜安安静静再没有一只老鼠。
我这一阶段的工作完成之后就回了成都，春节前一个月，我又来到这个小渔村，因为工程已近收尾，我想等到工程结束再走，免得跑来跑去的，结果一呆就呆到了春节前。
果然如大佬所说，春节临近，村子里就热闹起来。大佬也带着老公和三个孩子回到家。原来她的老公有残疾，坐着轮椅。我觉得她们两夫妻的感情很好，因为偶然一次，我看见他们在互相对视，眼神带电的，下一秒就要融化在彼此的注视里。
大佬一回家就忙碌得很，我大多数时间呆在新楼，新楼的数字很吉祥，室内面积1680平米，最高处16.8米，圆柱直径98.8厘米。
二楼有一个房间对着老屋的院子以及屋后面的山坡和田野。
我喜欢坐在房间的落地窗前画画看风景，也看这个院子里人来人往。
院子里摆着流水席，家里的女人一刻也不得闲，要时刻更新席面，撤掉残羹换上新菜。
也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忙，回娘家的女儿和女客人是坐席的，只有儿媳妇干活。
坐席有坐席的规矩，父母和重要的男人坐中间主位桌子，一般的男客坐次要一点的桌子，女人和小孩坐最偏远的桌子。
大佬只有第一天回家时和父母同桌，其余时候都跟女人坐一桌。
我因为不是当地人，抑或是出于对我职业的尊重，所以基本上都被招呼到主位桌子坐，但我更喜欢跟女人坐一起，所以时常自己乱坐。
我在这个家里很自在的，想怎样就怎样，他们对我特别宽容，总是笑嘻嘻的。
我注意到大佬蹲在井边洗碗，不停地有一摞一摞的碗盘从桌上搬到水井边，大佬就一直洗一直洗，她洗碗的动作十分流畅，好像一辈子的工作就是洗碗，如果评级的话，一定是教授级洗碗工。
洗好的碗装在大盆子里，被人运到厨房。从上午一直到下午，中间有短暂的休息，给老公拿药，吃午饭，给客人上茶顺便聊几句，其余时间都在洗碗。
晚上，大佬拿出两只玉镯，让我帮她选，哪一只更好她就送给婆婆，差一点的送给自己的妈。
选好镯子之后，大佬就去陪老公和几个男人玩牌，这些人都穿名牌戴名表很有钱的样子。
男人们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兴奋时发出声震屋宇的喧哗，还不时朝地上龇一㕷口水或者吐一口浓痰，显得那么自然和不羁，有一种我的世界我做主的霸气，为巴宝莉的经典和江诗丹顿的儒雅注入了野性的力量。
每局结束，一摞一摞的钞票不用数，是用卷尺量的，输家还特别诚恳，一手压紧钞票，一手测量厚度。
我想起秋天第一次来到这里时，晚上大佬拉着我和包工头一起玩牌，输了就钻桌子，也是很欢乐的。
第二天，家里要办“谢恩”，“谢恩”是当地很特别的风俗，意思是谢天恩，是富裕之家还愿的仪式，过程十分奇特和繁琐。
我只记得当时有一大队人，穿着乞丐衣服，手里杵着棍子，身上背着布袋排队走进院子，主家要往这些人脖子上挂项链，项链是一百一张的真钱叠成三角形用红线穿起来的，还往布袋里装米和豆子之类的粮食以及各色馃子，全程寂静无声。
大佬穿着紫红色的天鹅绒套装，掐腰短上衣和小喇叭长裤，勾勒得身材十分优美，她看起来时尚又优雅，站在众人之中，真是鹤立鸡群。
“谢恩”结束，家里又摆开了流水席，大佬穿着这一身高级的行头，继续蹲在井边洗碗。我坐在宾客间喝茶嗑瓜子，看他们唾沫四溅地大声聊天，大佬时不时参加聊天，把众人逗得呱呱大笑。
大佬的女儿欢欢喜喜地跑到妈妈面前，往妈妈身上蹭，大佬甩一甩手上的水，又在身上擦几下，把女儿抱在怀里。母女温情几秒钟，大佬突然严厉地问：“谁给你戴的花？”她对孩子都说普通话，所以我能听懂。
我才注意到小姑娘头上有一朵大红色的绢花，大佬一把扯下花，训斥道：“以后不许别人给你戴花，丑死了！你傻吗？别人给你什么就要什么！”
那朵大红花确实不好看，但我没想到大佬的反应这么激烈。小姑娘沮丧地低着头，大佬把女孩的长头发打开，重新梳理整齐扎好，女孩又变回她妈妈满意的样子，彻底消灭了那朵花带来的丑。
我发现大佬对孩子比较严厉，有一次，我看见她一脸厌恶地说儿子：“男孩子不像男孩子，说你几句就垂头丧气，男孩要有阳刚气，把头抬起来！”男孩连忙抬起头，眼睛依旧低垂着，大佬又厉声说：“挺起胸，眼睛看着我！”
在这个渔村呆了几个月，发现几乎每家人都有好几个小孩，在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执行的年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村里的女孩通常是不上学的，早早就要帮家里干活挣钱，大佬十四岁就跟着男孩子去扒火车贩卖银鱼，她的妹妹是80后，家里经济好些了，所以上了学，现在已经上大学了，大佬派妹妹带我去附近岛屿游玩，去退潮的海滩捡鱼虾，她说：“你们两个是同类，会比较好玩。”
我为大佬工作，村里人对我很友好，经常拉我去跟他们一起玩，有的人家正在建新屋，也叫我去帮忙出出主意，这说明他们相信专业人士，或者说相信大佬找来的专业人士。
有一天，一个大叔请我看他家的房子。我们来到他家修了一半的房子里，还没说上两句话，一个女人突然走进来，怒气冲冲地用本地话地跟大叔吵，大叔也用同样掷地有声的语言回敬，然后像驱赶苍蝇似的朝她挥手，女人决绝地离去，转身之前还丢下一句狠话。
我不以为他们的争吵和我有关。
后来我听别的村民说，大叔的老婆要跟他离婚，她认为大叔变心了，因为大叔找我去看房子。
我不懂其中的逻辑，我和大叔才第一次见面，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难道大叔就从不接触别的异性吗？一旦接触就是变心？
或者，我这样的外来女人就是不可接触，但别的男女老少村民和我接触也很多呀。
我回想和大叔接触的前前后后，我没有任何不妥的言行，大叔也一直和我保持安全社交距离，难道是因为大叔用摩托车载我？
当别的村民告诉我原委的时候，他们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奇怪又可笑的事，反而是很合乎常理的样子。
我那么多次地到别人家去看房子，大多是家里的男主人请我去，那他们的老婆会不会也想离婚呢？
为了避免造成家庭悲剧，以后再有人找我去看房子，我就拉上一个人，或者干脆不去了。
我还见识了真正的惠安女，她们在建筑工地上做杂工，就是最没有技术含量最笨重的工作，筛沙子，搬砖扛水泥之类的，放在别的地方，这些都不是妇女应该干的工作。
她们的服饰确如我在图片上看到的那样独特和美丽，只是色彩暗淡，扑满了灰尘，有的还有补丁。她们干活时全都赤着脚，脚板很宽大。
我因为好奇，经常找她们说话，她们基本上只会本地话，只有一个人会说普通话，她邀请我去她家，哦，那个家是我见过的最寒酸最逼仄的家，踏进家门，我好像穿越到了另一个时空。
离开惠安女的家，我散步回去，远远看见女大佬的新家那耀眼的蓝色屋顶，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仿佛从旧社会来到了新社会，从阴暗处来到了阳光下。
除夕前一天，我的工作结束，回到了成都，回到我熟悉的世界。过十来天，女大佬也要回到她的一线城市，她家有佣人，还不止一个，所以不需要自己洗碗了。
我对自己的职业最引以为傲的，是一件作品一旦完成，就能在地图上留下印记，时间长达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我也因为得奖上过媒体。
所以，在将近二十年以后的2018年，当我再次从媒体上看到我的作品时，我以为我又得奖了，那正是我当年给大佬做的会所。
再一看报道的标题，咦？怎么说的别人的事情，貌似还不是好事。
起初是很多自媒体爆料，然后有官方机构前去调查，最后牵扯出来一大帮人，其中还有不少重要的人物。
自媒体的标题最恐怖：《时代弄潮儿，当代交际花》、《销魂窟里的美魔女》、《奢华会所竟是巨贪的销赃窝》等等。
我不知道这栋楼的主人还是不是我认识的大佬，直到看到一篇爆料《文盲女将高guan玩弄于股掌间，因不识字脱罪》，那么能干的文盲，除了大佬应该不会有第二个了。
我读上面那些消息的时候，在远离祖国的欧洲大陆，我的思绪被拉回到二十年前的小渔村。
我和村里的人明明在同一个时代，用同样的文字，拥有同样的国籍，却那么不同，好像两个世界的人。
村民在外挣钱的方式各式各样，回到村里就是淳朴的村民，他们在世界各地开创事业，回到村里又好像与世隔绝，他们有最开放的思想和最保守的习俗，野心勃勃又重情重义，村里的女人地位不高却很强悍，跟男人一样敢想敢做，他们的智慧既不来自学校也不来自书本。
即使我后来去过世界上很多城市和乡村，也没有遇到过比那个小渔村更神奇的地方，也再没有遇到过女大佬那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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