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数个国际电影节、电影展的光环加持，打着杨幂“转型之作”标签的《宝贝儿》终于在上周末院线首映了。国产文艺片向来在市场上很难取得亮眼的表现，在排片量有着巨大优势的前提下，上映3天的《宝贝儿》票房2200万，豆瓣评分从6.4一路下跌至5.7，观众的不买账虽然很大程度上来自对杨幂演技的质疑，但就从电影本身来说，选择了一个极具话题性的社会题材，却没有找到能够引起观众共鸣的呈现方式，确实让人有些遗憾。
《宝贝儿》讲述的是有着先天性缺陷的护工江萌，在医院遇到了一个跟她患有同样先天性缺陷症的婴儿，当看到婴儿父亲放弃治疗后，不顾一切甚至去偷来孩子要为其救治的故事。从这个角度来看，故事的切入点很妙，一个弃婴想要拯救另一个弃婴，一个尚不完整的个体如何挣扎着给另一个生命争取活着的权利。但随着影片故事的展开，我们就会在异常沉闷的画面和凌乱的剪辑中迷失了方向，这是为什么？
纪实风格不等于无意义、无变化
《宝贝儿》的定位是纪实风格类电影。而纪实类电影的三大特征：非人为情节处理、长镜头和无技巧剪辑，力求还原生活中真实的细节，而非艺术化地编排，都是为了能够让观众相信故事本身。与一般的主流电影有所不同，纪实风格电影通常会带有强烈的边缘色彩，更多地朝向社会、朝向底层，聚焦那些远离主流话语的边缘人群。
杨幂饰演的女主江萌，的确是较为特殊的一类群体的代表。影片中的很多段落都是用手持镜头去跟拍她在行进过程中的状态，从乡下到城里，从医院到菜场，看着她换乘各种不同的交通工具……这都没有问题，但导演却用了大量的浅焦镜头，填充的是女主毫无变化的眼神。
人物和她所处的环境之间没有相对变化，让长镜头段落彻底失去了这种纪实美学中应该有的丰富的表达。观众在画面之外，看着杨幂的背影，在长达1分钟的时间里，不知道除了放空还能做些什么。
该片之前在宣传中也有提到，片中除了杨幂、郭京飞和李鸿其三位专业演员之外，其余角色全部是素人，甚至是有真实生活中的警察、福利院长等人物出现。其实用业余演员来出演纪实风格类的电影，在很多情况下都会有些出人意料的效果，比如《盲山》，能让你真实感受到主角身边人物的生活状态，是怎样一种残酷的现实。
但在《宝贝儿》中，素人多以功能性角色出现，甚至没有在他们身上停留过多的时间就一晃而过。唯一的真实感来源于他们口中地道的南京方言，而恰恰又和女主杨幂蹩脚的发音形成了鲜明对比，反而是弄巧成拙。
单线叙事却抛出了数个无解的问题
导演刘杰在采访中提到，他希望通过这个影片让人们关注到问题本身，而不是提出解决方案。这种不设立场，客观、冷静、克制的讲述方式，也是主创们标榜该电影的优势所在。
但就电影呈现出的效果来看，影片中所有的焦点都对准在“江萌”一个人身上，从记录她的生活、工作状态开始，客观提出了诸多的现实问题：
1.福利院儿童寄养家庭的国家补贴够不够用？寄养家庭存不存在克扣费用的问题。
2.国家规定寄养儿童十八岁成年后，必须离开家庭否则拿不到社保和安家费，是否合理？
3.去办理残疾证会得到更多的福利保障，还能减税，从中获利？
4.身体有缺陷的个体能否在社会中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
5.亲生父母是否有权利决定缺陷症婴儿的治疗方案，如果放弃该不该受到指责？（这应该是本片核心围绕的一个主题）
6.收养和寄养在法律上有何不同，为什么寄养子女不成家就无法赡养父母？
我们不是强调电影中必须要给出合理的解答，而是强调围绕特定主题完成所谓的统一性建构。正是因为导演试图一次性传递的东西太多，而导致影片的主题涣散，也就没有一个能够抓住观众情绪，引起共鸣的爆发点。
无奈也好，压抑也好，其实都并不妨碍观众对问题本身的思考。
国庆档上映的电影《找到你》也是由保姆“偷”了孩子而展开，但它紧紧围绕和讨论的是母亲在社会关系、家庭关系和亲子关系中所面临的矛盾与问题，而这些问题存在于各个阶层和年龄的女性身上。
《宝贝儿》中女主江萌面临的困境，虽然从侧面反映出这个先天性缺陷症婴儿“以后”的生活境况，也就是郭京飞饰演的父亲在高潮戏中吼出的那句“他没有以后了啊！”，看似是与主线有着连贯性，但却模糊了本片最大的主题和焦点。
核心人物的立场缺失
说到片中饰演病儿父亲的郭京飞，在对于整个人物的塑造和表现力方面，确实有着不俗的表现。没有过多戏剧化地，表现他的痛苦或是绝望，就是真实状态下家里遇到大事儿必须冷静应对的男性角色，最后在江萌一再地质问和逼迫下崩溃。
但影片非常吝啬地只给了郭京飞在警局那场重头戏，没有从病儿父母视角来讲述他们的真实状态，似乎本意就将其置于一种被女主“正义”压制的状态。从这个角度看，本片的立场和价值观是明显偏向于江萌这个角色的。
从影片一开始她冲进寄养家庭中，拍照取证，向福利院反映寄养儿童生活条件差，这场戏就已经定下了江萌是福利院弃婴的“守护者”的基调，她的固执和倔强是为了替弃婴争取权利，让观众认为是的，她就应该这么做。
实际上，在这种道德上无法判定是非对错的影片，是不应该只着墨于一位主要角色的。好的影片如何处理，去年大爆的《三块广告牌》已经做出了非常好的例证，失去女儿的母亲、患了癌症的警察局长、不聪明却暴力的警察，他们对于不公和正义的理解不同，会选择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方式处理问题，他们受到伤害，是否值得我们同情？
在《宝贝儿》中，对于电影所关注的缺陷儿和弃婴，我们从不否认这个选题的意义和重要性。但导演显然没有处理好这样的难题，还把它引入了一个狭窄的方向，本该是多方角色的对峙，最后变成了杨幂一个人的偏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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