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听闻因曝光鸿茅药酒致毒隐患而入狱的谭秦东医生，出现了精神病症兆。据其妻描述，谭先生回家后时常将自己锁在房间，胡言乱语，偶尔会情绪失控到扇自己耳光，用脑袋去撞墙等自残以及自闭行为。这不禁引人遐想，被捕入狱后，他究竟遭遇了怎样非人的对待。
现在第一世界的国家，监狱都日趋人性化，我们也贵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为何监狱仍然充满了旧社会的阴森恐怖？是否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并非经济，而是人性？
而接下来让我感到比监狱更阴森的，是这个日渐扭曲的社会，正义曝光鸿茅药酒的谭秦东，竟然向鸿茅公司道歉了。鸿茅公司也煞有介事的表示接受，并表示撤销对谭的侵权诉讼。
我虽然对这个国家的正义已不抱幻想，但我还是忍不住感到荒唐。这事无异于曝光三鹿毒奶粉的记者，反过来向毒奶企道歉求宽恕，这社会的是非观究竟扭曲到了什么程度。接下去，是否意味着“毒奶粉”仍将恬不知耻地流向市场，然后总有那么一些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成为一个又一个受害者？
再来看谭秦东的道歉信，他说承认在标题上用词不周，缺乏严谨性，而用“毒药”一词，是希望对特殊人群起到警示作用。可见他并非真的认为自己错了，之所以道歉，显然是迫于鸿茅公司方面的压力。
在生存面前，尊严这东西是空洞的。他不仅无法为近百日的牢狱之灾讨回公道，也无法为因入狱而造成的心理创伤索要赔偿，甚至还得向施虐者低头认错。
我想最差的世道也不过如此了吧。千古第一冤的“窦娥”，临刑前也不过是咒骂天地善恶不分，错勘贤愚；司马迁因言入狱，仍凛然写下，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电影《白毛女》里的喜儿，面对恶霸黄世仁的欺辱，虽敌不过，但也躲得过。
无论在哪个时代，善恶的界限终究没有模糊，人们只叹世道不公，尽管自身力量孱弱，但对正义的渴望依旧。恶人尽管施恶，却不美化恶。
而现在，竟到了让好人去向坏人低头认错的时代，如此这般玷污正义，我真的很难理解这世道所谓的价值观。它似乎在鼓励人们去妥协，要好人噤声，让恶人继续作恶，让人们相信2+2=5，并在静默中接受它。
然后他们还有正能量这一法器，让你不得不妥协。就如鸿茅公司恐吓谭秦东时说的，如果因此造成一千多人的失业，你承担得起吗？这瞬间就让那些坚持曝光三鹿奶粉的记者们领悟到自己错误，这是在破坏社会和谐，影响经济。因此，曝光地沟油的记者也错了，整条产业链的溃散，起码有成千上万的人要失业吧！
这种生产至上的狂热信念，支配着中国资本。而他们营造的正能量氛围，无非是让每一个孱弱个体，融入这种体系，就像电池一般，提供源源能量；又像化粪池一般，接纳他们产出的任何东西。毒奶粉，毒大葱，毒橡胶跑道，还有塑化剂和地沟油等等，我们一边警惕，一边接受，唯独不能质疑。
谭秦东事件会是一个转折点，他的道歉，是这个社会正义力量的溃败，今后越来越多的人将不敢再揭露社会丑恶。正义是良知的盾牌，一旦正义倒下，良知也将如失去外壳的鸡蛋一般，连表面的坚强都不复存在。
村上春树曾在一次演讲中说，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鸡蛋，我们都是装在脆弱外壳中的灵魂，很多时候都必须面对一堵冷酷的高墙。这堵高墙可能是恶势力，这堵高墙可能是行政体系，这堵高墙可能是司法体系…但在鸡蛋和高墙之间，他永远会选择站在鸡蛋这边。
可悲的是，在中国人的信仰里，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仰仗高墙而苟活。就如抓捕谭医生的小吏，他可以丝毫不顾忌执法的正义性，也无需理会程序的合法性，更不会去思考鸿茅药酒自身的错误。因为他知道，无论发生怎样的错误，在他背后都有一堵高墙可以仰仗。当他看到一枚枚鸡蛋撞向坚硬的墙面而粉身碎骨的时候，他忘了自己也是一枚鸡蛋…
这是所有穿上制服的鸡蛋，最真实的内心世界。在他们看来，清洗满地碎壳和蛋黄清汁，是自己的责任。“搬尸”的“搬尸”，粉墙的粉墙，洗地的洗地，无不以为自己融入了坚硬的高墙内。
在鸡蛋们纷纷迷失信仰的时候，那些坚持与高墙对峙的鸡蛋就越发地弥足珍贵。社会学家帕特•莫尼汉曾说：如果你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看到它的报纸上全是好消息，我敢打赌，这个国家的好人都在监狱里。
社会进步的代价，往往是好人在承担。谭秦东用他的正义发声，让公众发现了一个黑心企业；他用三个月的牢狱之灾，告诉公众，我们的法律，不过是少数人的工具；他又用一份道歉声明，让公众看清了这个社会，无论他们如何粉饰和歌颂，都无法掩饰其荒诞的本质。
同时，他也告诉了每一个人，我们的尊严真的很脆弱，在这绚烂的21世纪，连机器人都已开口说话的今天，我们却失去了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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