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同一个时代中会有心理学意义上不同时代的人。——荣格
一、批判现实主义（契诃夫）和存在主义（加缪）。
正好最近也在读契诃夫的中短篇小说，他写作著名的《第六病室》是在1891年。而加缪构思《局外人》是在1938年左右。
事实上我也不懂什么是存在主义，但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两位作家作品风格的区别：契诃夫多以第三人称上帝视角还原客观现实，而加缪在《局外人》中，用第一人称主观视角还原了一种个性化的心理真实。
因为带着批判的态度，契诃夫的文本是可以让我感受到“善恶”的；而《局外人》本身就在解构二元善恶观：默尔索既不承认对自己肉体上的审判（这审判的重点竟然是道德——对母亲的态度），也不承认对自己精神上的审判（这审判的标准竟然是信不信上帝）。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有更多人理解并接受人性是复杂多面深邃的，不能仅仅凭借“亲人死后是否立刻大哭，是否立刻不能正常工作生活”等等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冷酷无情。但显然，在《局外人》的故事里，除了主人公默尔索——他在故事结尾喊出了自己的存在主义宣言：“我表面上看起来也许是两手空空，但我对自己有把握，对一切都有把握……过去我是对的，现在我还是对的，我一直都是对的。这是我的生活方式，只要我愿意，它也完全可以是另外一种……”——其他的人大多是传统的“随波逐流，唯道德论”的思维方式。
张秋子在她的文学导读名作《堂吉诃德的眼镜》（微读9.2分）里说：“古典世界存在一种善恶的不对称性，只有文学中会大量描写具体的恶。但是由于此时道德与文学是一体的，所以描写恶的作用主要是教化，劝人不要作恶；在宗教文学中，道德与教化的功能结合得最紧密，因而善与恶的书写也最单一，但也是在这种文学中，较早出现了模糊的恶。由此，恶开始具有了一种反抗和反叛的意味，其大背景是近代社会宗教影响的衰落和人们对善恶划分的怀疑。最终，道德与文学同步教化的关系断裂，当代作家越来越喜欢谈纯粹的恶，以此发起对道德的攻击与质疑，他们的作品也越发摆脱对读者的道德责任。”
从契诃夫到加缪，我看到了“道德与文学同步教化的关系断裂”的脉络。20世纪之后，文学更多关注人的内心，精神和意识世界，文字，文体甚至成了拼贴创作的素材本身（不是说传统文学不存在哈，就像现在有抽象装饰画也有古典油画作品的……）
二、炽热的阳光，和”零度文字“。
读到一一半的时候，我觉得主人公默尔索简直是个”三无“人员——无希望，无所谓，无情绪，甚至无底线，不拒绝。这促使我一再想到心理学“解离”这个词，总是怀疑主人公是不是有什么心理疾病（这个想法，在我读到结尾的存在主义宣言时消失……）。后来，我在网上搜到“零度写作”一词——
“零度写作，来源于法国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195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写作的零度》。零度写作方式多指作者在文章中不掺杂任何个人的想法，完全是机械地陈述。零度写作并不是缺乏感情，更不是不要感情;相反，是将澎湃饱满的感情降至冰点，让理性之花升华，写作者从而得以客观、冷静、从容地抒写。”
加缪在《局外人》里实践了这种写作方式。
与零度文字相对应的，是文中无处不在的炽烈阳光，从出殡日，到海滩，到监狱……阳光的例子不胜枚举。甚至主人公开枪杀人的直接原因，也是“太阳在我的额头上敲锣打鼓…世界全变了调。”我于一刻恍然大悟，似乎“三无”的默尔索，“无”的只是理性的部分，是类似佛洛依德“自我”（我要调和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期待），和“超我”（我要调和自己的道德感符合社会的期待）的部分。如果他真的很理性，那么他会“装作”非常想看母亲的遗容，在法庭上痛哭流涕地悔恨……但是主人公没有“装”他只是任由自己的感觉行事（阳光，各种各样的阳光，女人，电影，海水，欲望……）（理性世界，有什么关系呢？你让我代笔写封信，好的，有什么理由拒绝呢？去巴黎工作，在所有人眼里都是个难得的机会，可是又怎么样呢？我讨厌巴黎，就这么简单，所以不想去……）。这篇小说，也可以看作是“感觉宣言”“我的感觉最大！”
三、背景：存在主义。
（源于网络）存在主义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现代性文明终结的开端（文明繁荣的开端，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近代国家壮大后向外扩张造成地盘抢夺的战争，两次战争后，现代性实现了在全球的高度发展，带来全球繁荣）。随着现代时期的到来，人进入了历史中的非宗教阶段。此时，虽然人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利、科技、文明，但也同时发现自己的无家可归。随着宗教这一包容一切的框架的丧失，人不但变得一无所有，而且变成一个支离破碎的存在物。个体的人没有了归宿感，认为自己是这个人类社会中的“外人”，自己将自己异化。在个体迫切的需要一种理论来化解自己的异化感觉时，存在主义就应运而生了。
文学是时代嗅觉器。在存在主义背景基础上，你可以理解局，外，人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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