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什么在调高标准的水位线?是谁在禁止人们不快乐?
其中一方来自药厂,在BBC的调查中,生产类固醇的药厂为了更大的市场,已经联合医疗机构下调了心脏病预警的类固醇指标,以致更多的人被检查出类固醇超标,患心脏病风险增加百分之三十。
第二方面来自优生学,如果技术能在胚胎阶段就替换掉致命基因,为什么不能进一步修改已知的致病基因,比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乃至肥胖和抑郁。再进一步,如果残障、智障可以作为低于水位线的疾病被基因修正,那能不能把水位线的标准再调高一点,这样所有出生小孩的体力、智力、甚至情绪控制都更优化一些?
这就像军备竞赛一样,人才储备和培养也是武器式的战略资源,有什么理由不去开发和升级呢?正如有人一辈子都不会使用他的枪,但他会一直支持公民的持枪权力。对于人体机能的开发和改造,什么程度是标准的水位线,追求更优质的生命体征和更强大的心智有问题吗?
回溯违禁药的历史,20世纪20年代伴随着“迷惘一代”的是禁酒令,外部世界的神圣和光荣幻灭,转向对人的精神状态和内心世界的探索。因此酒精和酒精带来的意识流的胡言乱语和蒙太奇是人们寻找的宝藏。到二战后50年代“垮掉的一代”,是鸦片和致幻剂,给他们提供逃离现实的途径。及至70年代,伴随着反越战、艾滋和同性恋的是大麻,他们要抵制秩序,拒绝社会分派的义务,寻求自我放逐。以及后来的海洛因,直接放弃了自由意志。
这些嗑药的历史都是寻求一种睡着的状态,脱离规则和意识的束缚。但是在今天,出现一种新的嗑药的目的,即如何让自己更长时间保持清醒、保持专注。这种药是针对注意力缺陷的处方药,比如治疗ADHD的药物。这是千禧一代的父母的选择,是追求自我提升和高效工作的人的选择。他们嗑药的目的是保持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他们主动参与、投入现实,直面竞争,他们要争夺的是注意力资源,所以他们需要的是脑力兴奋剂。
美国的一项调研发现在高校的优异生中就有服食注意力处方药的行为,而且多是由学生的父母想办法提供。体育赛事有药检的需要,那以后为了体现考试的公平,是不是在试卷测试中也要加入兴奋剂检测了呢?
科学革命和工业生产正在将人们对不死、快乐和超能力的梦想需求变成可购买的药品和服务。之前讨论的人类历史上的三大难题是饥饿、疾病和战争,在新的历史里这三个问题正在被替换成长生、快乐和超能力。
在饥饿、战争和疾病引发的困境面前,谁掌握意义,谁就掌握了权威。而如果有一天长生成为常态,那掌握死亡意义的人会再次获得权威。能决定自己何时死、以何种方式死亡的人,将成为意见领袖和特权阶层,尤其是那些能给自己的死亡选择找到意义的人。
同样,在快乐和超能力的获得方式和使用目的上,也面临伦理的危机和焦虑。谁能给予研究和使用目的合伦理化,谁能使其看起来符合多数人的利益和多数人对公平与正义的期许,谁就再次扼住了世界和他人的咽喉。
图像在新的三大难题面前也找到了新的战场,图像参与进对快乐、长生和超能力的生产和消费中,同时也在建构新的意义之网,用结构视角来观察它们的模样。接下来就是分析图像如何用新的范式和结构驯化快乐、长生和超能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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