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月16日，全国乡村教师讨论会在南京晓庄举行，本篇是陶行知先生在会上的演讲，原载于1930年3月《乡村教师》第9期。
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源自于杜威提出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观点。在结合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实际情况后，杜威认为，教育是经验的不断累积过程，而经验又与实践是密不可分的。要提倡这种实践，那么就要给予学生充分的机会，所以他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做中学”等一系列的观点。
杜威强调实践取向、儿童取向的这一理论对民国教育有着颠覆性的影响，尤其是经过杜威访华两年间的不断宣传。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的是，杜威的理论是在进步主义教育已经兴起的美国提出的，这一理论对中国这一“后发国家”有无指导和实践价值尚需要时间的验证。陶行知先生在经过与中国国情的调适后发现，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理论在中国显然是无法生根立足的，为了将这一理论能与中国实际情况相匹配，先生将杜威的理论翻了半个筋斗，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的观点。生活教育理论更包含三个层次，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生活即教育”强调的是生活本身的教育意义。先生认为，“生活与生活一摩擦便立刻起教育的作用。摩擦者与被摩擦者都起了变化，便都受了教育”。在先生看来，与生活产生了关系，以生活为中心，便产生了教育。也就是说，与生活能够产生密切联系，生活所必需的教育就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教育。
陶行知先生之所以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翻了个个儿，是因为杜威的教育理念认为教育是为了生活做准备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提供必需的基础。但杜威的理念是当时美国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定高度才能够实施的。可是在中国，大多数人还没有接受过教育，所以“教育即生活”根本没有存在的根基。从这一角度来说，先生提出的“生活即教育”将教育的范围扩大到生活的每一个角度，凡是生活就有教育的可能，这将每一个国人都纳入到教育的范畴，可以说是在普及教育、平民教育的进一步思考的基础上提出的。
“社会即学校”强调的是生活教育理论的实施场域。之所以反对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是因为陶行知先生希望打通学校与社会之间的高墙，将社会中的一切力量运用到教育中去，发挥社会的教育功能。在先生看来，杜威提出的“学校即社会”是将一只活泼的小鸟从外面自在的世界里捉到笼子里，以学校的所有功能来代替社会的全部功能，实际上这样所学的知识仅仅是以适应学校为标准的。而正确的做法是将小鸟放到大自然中，将学校的外延扩展至广阔的社会与自然当中。这一做法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密切相关，在当时学校教育还未普及，大多数民众还处在文盲的状态下，借助社会教育的功能，发挥民众的教育作用，才能扩大学习的范围。
“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是陶行知在杜威“做中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得出的。陶行知认为，也只有了教学做合一的方法论，“生活即教育”和“社会即学校”才能够具有可操作性。教学做合一则解决了当时中国教育与实际生活相脱离的问题，以及将教、学、做三者分离的教育状况，而是将劳力与劳心相结合，实现了教、学、做三者合一的目标。
百年间，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教育也依然面对着很多的质疑，我们一直在不断探讨。发现，我们所探讨的问题和先生当时所倡导的有诸多相似，如当下的“双减”政策与陶行知先生的思想就不谋而合，与生活教育的理念也有了重叠和交汇。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陶行知？也许这就是答案。
——读陶行知，追寻中国教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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