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商人和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冲突 ——观《十三邀——许知远对话马

​写在大学系列3.0—观《十三邀——许知远对话马东》有感，来自一次开放性期中作业。

“每个人都是带着成见来看待世界的，如果你不带着成见，那你对世界根本就没有看法。”——许知远

继第一次在课堂上看完此次访谈之后，第二次我用了两个小时重新完整地看了一遍这期只有五十分钟的节目，而在看完之后我又一次忍不住去豆瓣看了一些网友的评论，然而结果无疑是令人失望的，我甚至有一丝怀疑在现在这个浮躁且娱乐至死的年代，究竟还有多少人能在真正地去理解了别人的观点和话语的本意之后再去评论，而不只会用键盘敲出一些可愤、可笑、可悲的情绪和急不可耐、文不对题的满腹牢骚。

而今天我想分享的是我对此次访谈内容的一些看法，当然其中也必然会带着属于我自己的一些所谓的“成见”。

马东与许知远老师访谈现场

​一、两个主体——人物简史

首先，我们从最表面和最直观上去区分这两个人的话，可能就是通过《奇葩说》和《十三邀》这两个风格完全不同的节目上，而对于两者的划分，马东的界定是《奇葩说》的观众是九零后年轻人而绝非像许知远这样的七零后，而能看《十三邀》的人一定都是年纪很大的人，我想这一定是个缺乏实际调查的判断，因为就我个人而言，《十三邀》对我的吸引力远远超过《奇葩说》，当然其中不乏个人兴趣之由。

但结合这一定位和我自己的理解，马东及其引领的《奇葩说》代表了当下年轻一带对大众传媒的一种喜好和追捧，而正如我在题目中所言，我对于马东的定位更偏向于他是一位商人，是一个深谙现代大众传媒行业规则，并引领是年轻时尚一代的大众传媒文化的商人。

五彩斑斓的“奇葩说”

而与此形成对比的许知远却是一个对现状充满怀疑和批判的知识分子形象，一个怀疑技术的现代人、一个不合适宜的作家、一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追问者。

而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对时代发展的怀疑却又呈现出多种不同的人格样态，或是一种中年知识分子的清高落寞、或是一种怀疑进步的陈旧腐朽又或是一种对时代发展问题的执拗愤怒。

二、两种观点——对于技术

在这期的访谈中，我们很容易看到两人对于技术发展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而这种对技术的不同看法似乎也预示了此后两人在价值观上的显著差异。其中该引起我们思考的是如何看待技术的快速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和时代带来的各种变化。

马东所代表的观点暂且可以概括为“技术决定论”或者“技术至上论”，即相信技术进步是这个世界变化的根源所在，没有什么其他任何东西可以跟技术进步给社会带来的变化相提并论。而我想他所基于的现实支撑是大众传媒的技术革新，从最初的电视端到移动端，从电脑到手机，这种传播载体和形式的改变对大众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最显而易见的。

而相反，对于许知远来说，他非常怀疑技术进步给社会带来的变化，乍看起来这种怀疑对于我们大多数正享受着技术进步带来的巨大便利或者福利的人来说似乎是难以理解或者荒诞不经的。但这也许正是理解许知远所有愤怒和怀疑的一个关键所在。

感受一下许老师的经典之问

在我看来，许知远一直在用一种历史发展观和一种多元综合因素决定观去看待这个时代技术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之所以说是一种历史发展观是因为在他看来技术所带来的绝大多数变化只是一种形式上、外观上的改变，就像现代大多数年轻人追求的可能仅仅是表面上的特立独行，包括穿着或是行为方式，而其实质的精神上、思想上和情感上的改变却是微乎其微的。

甚至很少有人再去耐心地了解过去、了解历史，而是一味地强调现代的个性和新潮，其结果便是即使技术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但我们在精神或者思维情感上所争论的东西却仍是一种“古老的”或是“前现代社会的”话题，我们仍是停留在思维的原地不断徘徊。

正如许知远的观点“记忆和历史是重要的，如果一代人对上一代人没有大的好奇心，那么他们也就不会有特别大的可能性”。

三、两种态度——对于大众文化

两人关于大众文化的争论是我认为其中最精彩的部分，争论的焦点从一开始大众文化的粗鄙化和精致化之争到后来对于时代价值之争，而这一部分的观点更加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许、马二人在人格和价值观上的差异。

首先，暂且容我简要归纳一下两人的观点，而不得不承认的是我自己的立场也曾在两人观点的激烈交锋中产生过摇摆。

在马东看来，不是现代的大众文化粗鄙化了而是其从未精致过，即使我们一直心向往之。从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人的识字率未超过5%（或20%），而如今中国人的识字率在90%以上，但识字率的提高并不会改变甚至只是提高人内心的趣味，因为人的本质不变，而对娱乐趣味的靠近正是人的一种本能。

看起来这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观点，因为其出发点是从人性本质这一高度，但退一万步说，即使人的本性真的如此不堪，在我看来，它也绝对不能成为大众文化粗鄙化的正当理由。

生活中，大多数的人们都喜欢令人愉悦轻松的事情，比如游戏、电视剧、小说，都不喜欢枯燥的东西，比如看书、工作、跑步、学习。正如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一个人接触的愉悦之事多了，便不再想去做枯燥的事，但是真正能塑造人格、改变人生和促进社会历史发展的正是这些枯燥的东西。

其次，关于大众文化的时代价值，马东的文化历史观似乎是一种完全相对主义甚至虚无的，他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娱乐形式和大众文化，各种文化在某种程度的历史观上看，其本质都是一样的。

即是说所有时代的文化价值都只是相对于它所在的时代而言的，没有什么绝对的价值，必须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才有价值，即相对价值。就比如说他认为梅兰芳和程砚秋在那个时代的京剧文化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刘德华和周杰伦所引领的大众流行文化。

如果仅从文化无高低贵贱之分这样的简化论来看，此番对比似乎并无伤大雅，但我们只要再进一步思考一下如果这种文化相对主义成立的话，便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即在我们的文化历史发展中，根本就不存在质量上更优质、审美上更高级的文化，也就否认了那些可以穿越历史、穿越时空仍旧熠熠生辉的文化财富。

这种文化历史观上的完全相对主义在我看来显然是有待商榷的，起码至今看来我们依旧直接或间接地享受着历史留下来的文化遗赠。

四、两种价值观的冲突

通过以上对于两人在外在表现、技术观念和文化历史观等方面的对比，都是其背后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人生观或者是生活态度的外在表现。

在访谈的结尾，马东总结式的说到其实两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不过许知远表现出来的是愤怒而自己却是悲凉。我想这似乎不太准确，在我看来，两人对待人生和社会发展的态度是截然对立或者是冲突的。

如果从职业上定位马东，他应该是一位被现代商业包装下从事大众传媒的商人，他选择的是一种看似积极热闹、充满年轻人的激情与活力的方式去面对和迎合这个大众娱乐化的时代和文化市场。

以他的节目《奇葩说》为例，仿佛每个人都充满了年轻的激情和对现实社会的争论不满，但他却是一个真正的悲观主义者，他坚信的是这个世界本质就是充满悲凉的，是一种无法反抗的悲凉底色，而只能选择用这种新鲜的边界让你暂且沉迷眼前的幸福感，是用一种积极的形式去掩盖实质上的悲凉，是一个看似积极的悲观主义者。

来自马东老师的悲凉

与此相反的许知远，他是一个不断怀疑现实和科技的发展，又不断追问和批判着现实的或清高、或腐朽的知识分子。他让我觉得有点像儒家的知识分子，以改造社会、唤醒民智为己任，有一种在现在大多数世俗者看来有些理性主义的天真和幼稚。

然而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是一个浅薄乐观的人，是一个真正相信进步论的人。因为只有那些对时代进步、社会发展并从内心深处渴望事物变好的人，才会在现实中反对一切东西、批判一些事物，批判的真正本质是相信会变好。是一种用看似消极的方式去渴望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看似消极的乐观主义者。

我觉得这是两者最本质的冲突所在，这种冲突是人生观或者价值观上的差异，是一个商人和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冲突。

在我的观念里，我认为无论是人格还是价值观以及类似观念上的东西，都是无所谓优劣、好坏和对错之分的，只是每个人本身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兴趣不同以及真实的你自己是什么样的。

那既然这样，对于生活在一个精神贵族消失年代的我们又该如何在大众喧哗的社会选择和生活？我想唯有形成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我很喜欢笛卡尔的一句话“I doubt therefore i think,i think therefore i am.”我疑故我思，我思故我在所强调的正是这种怀疑和思考的重要性。

诚然，要想在这个人人都是舆论主体的时代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确实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正如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所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通常会受限于当今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要以新的方式来思考或行动并非易事。”

但这也必然不能成为我们选择消极的理由，康德认为，每个人都值得尊重，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拥有自身，而是因为我们是理性的存在，能够进行推理，我们也是意志自由的存在，能够自由地行动和选择。因此只有形成独立思考的能力，才能摆脱社会维度、公共生活、政治模式，主观感受和大众舆论的影响，你才有选择自己生活的自由，而不会被社会中人云亦云的纷扰所裹挟。

最后，在我的价值观念里，我还是更偏向于许知远所坚持的人文主义声音，而这可能与自己偏理想主义的价值观所契合。

这种声音本质上是一个怀疑的、不喊口号的、不喜欢喧哗的声音，也是一个在每个时代都不强势，但却又有属于它必然的历史使命，所以它永远不会消失。

是一种时代和历史同样需要的批判或者追问。

                                                                                                                              2018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