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关于米歇尔奥巴马从出生到白宫生活结束的故事。
米歇尔生在芝加哥南城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弗雷泽、母亲玛丽安、哥哥克雷格。作为非洲裔美国人，难逃种族歧视。
这种特殊形式的歧视改变了几代非洲裔美国人的命运，包括我家族里的很多人，限制了他们的收入、机会乃至志向。他们都是头脑聪明、身强力壮的男人，却没有机会得到收入稳定、薪水丰厚的工作，所以也没有能力买房子，送他们的孩子上大学，或者为退休生活攒钱。
我明白，那种被边缘化的感觉使他们很痛苦，他们被捆在无法施展才华的工作岗位上，看着白人被越级提升，有时还要负责培训新员工，而且心里知道这些人可能有一天会成为他们的上司。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这怎么能不让他们心怀愤恨与疑虑。
很幸运，米歇尔的家庭虽然不富裕但是很温暖，家人的爱是她无忧无虑的长大。父母教育有方，哥哥就是传说中别人家的哥哥。
她很爱克雷格和我，但是并不过分干预我们。她的目标是把我们推向世界。“我培养的不是小孩子”，她跟我们说，“是未来的大人。”
克雷格八年级时喜欢上一个女孩。一天，那个女孩向他发出一个意味深长的邀请，让他到她家里去，还特意让他知道她的父母不在家，就他们两个人。我哥哥内心很挣扎，到底去还是不去。哥哥把事情告诉了母亲，她听了之后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而是把选择权交还给了哥哥。她耸耸肩，漫不经心地说“你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处理吧。”然后她就转身去洗碗或叠衣服了。这又是一个把孩子推向世界的行动。我相信，母亲心里已经知道哥哥会做出正确的选择。我现在意识到，她的每个行动都有一种沉着的自信作为支撑，那就是她会把我们培养成未来的大人。我们的决定要自己来做。这不是她的生活，是我们的生活，而且永远是我们的。
每次，当有人滔滔不绝地谈论我和克雷格，以及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时，我母亲都会非常直白的告诉她们“他们来其实一点也不特殊，芝加哥南部向他们一样的孩子非常多。”因此，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帮助并引导他们，让他们走上适合自己的道路。
米歇尔一家与萝比姑婆一家生活在一起。他们住在二楼，空间并不大，父母用了唯一的一个卧室，但是他们很尊重孩子的隐私，想方设法帮孩子们打造属于自己的空间。
外祖父，一个热心但是技艺不算精湛的木匠，带来一些便宜的木质镶板，做了一个临时隔断，将起居室分成了两个半私密空间，他还给每个空间按了一扇折叠门，这样又隔出了一个小小的公共游戏区，我们可以用来放玩具和书。
鉴于我们两个都已经长大了，父母在家做出了一个很大的调整。他们把厨房的后廊改造了一下，变成了克雷格的卧室，他现在已经是一名高二年级的学生了。我搬进了父母之前住的卧室，他们搬进了我俩从前住的屋子，这样，我和哥哥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间。我的新卧室很梦幻，有蓝白花的裙床和枕套，一块挺括的深蓝色地毯，一张白色的公主床，还有和床配套的梳妆台和台灯。我们两个还都有了自己的分机——我的电话线是浅蓝色的，和我卧室的色调正相配，而克雷格的是充满男人味的黑色，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半私密得处理自己的私人事务。
面对爱情，米歇尔应该是一个很坚决的人，她知道自己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伴侣。她刚上大学时，在普林斯顿大学的门口，将自己暑假交到的男友很干净利落地甩了。
我明白十几岁时的爱情有时也是真实且长久的。我相信会有一个人出现并成为我的一切，他性感、可靠，对我的影响直接而深沉，让我愿意为他做出牺牲和妥协。
当米歇尔从哈佛毕业在一家知名律所工作时，她遇见了贝拉克奥巴马。
贝拉克有时笑起来嘴巴好像能咧到耳朵根儿。他既温和，又理性，真是“致命”的组合。
“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为你感到骄傲，”我说，“你做的很棒 。”他起身抱住了我。“你也一样，”他一边说，一边将我抱得更紧，“我们都做的很棒。”
每次我都紧紧抓住我的丈夫，在他的眼中寻求那一如既往的冷静与沉着。二十多年来，我们这对搭档一直像玩跷跷板一样相互配合，像阴和阳一样相辅相成，并坚守着对彼此发自内心的、根基深厚的爱情。
和贝拉克在一起之后，米歇尔开始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
“我们是要安于这个世界的现状，还是努力让世界变成它原本应该有的模样？”
最让我受震撼的是，我对自己想做什么没有具体的想法。在上学的那些年月，我居然没有细想过自己的热情所在，以及如何将它们如何与我心目中有意义的工作结合起来。年轻时，我没有做任何的探索。我意识到，贝拉克的成熟，部分原因在于他做社区组织者那些年的经历，甚至更早前，他在大学毕业后那年，在曼哈顿一家商务咨询公司做了一年的分析员，显然那是无法令人获得成就感的一年。贝拉克还尝试其他一些工作，结识了各种各样的人，他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到了自己最看重什么。相比之下，我一直害怕漫无目的的挣扎，太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和挣钱支付账单，所以我没怎么认真考虑就步入了法律行业。
克雷格是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实现都市职场精英梦的典型。他当时即将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并已经成为大陆银行的副行长。他和珍妮丝在海德公园买了一套漂亮的公寓。他穿着定制的西服，回来吃晚饭时开的是一辆红色保时捷。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些并没有让他感到开心。和我一样，他内心也有自己的危机感，在后来的多年中他也在纠结自己的工作是否有意义，以及不确定必须要取得的这些回报是否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他是唯一一个告诉我大胆去做的人：消除顾虑，向着会让自己开心的方向前进。贝拉克认为尽可大胆地跳到一个未知领域，因为你不会死。
米歇尔渐渐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在一家非营利性组织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是善良的，都想去做一些公益的、能够帮助别人、非功利的事情，而有时候现实却让我们一步步退后。
后来，我对非营利性组织特别像是“公众联盟”这样由年轻人创立的新组织，以及在里边工作的许多善良慷慨、充满激情的人，有了另一个发现：他们和我不同，似乎不需要考虑钱的问题，他们的美德都有优厚的背景支撑——要么没有学生贷款要偿还，要么某一天会继承家族遗产，所以不必为未来储蓄。
“公众联盟”的领导听到我学生贷款的总额以及相应的每月还款数额后，简直难以相信，但是他们努力到外面筹集了新的资金，让我最终顺利加入。
米歇尔如果没有获得足够的薪水，我想她最终还是会选择能够帮助她支付所有生活所需的工作。这时，便觉得那些即使自己很困难，仍然坚持不懈帮助他人的人真的难能可贵。
米歇尔和贝拉克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这时一件令人十分欣喜的事情。然而，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成了米歇尔最大的困难。起初，她也抱怨奥巴马工作忙碌，最终她还是找到了自己的解决办法。
我们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不断校准自己的状态里，对生活的一个领域进行调整，希望能给另一个领域带来更多的稳定。
我可以在五点钟跑到课内而得健身房和一位女性朋友一起锻炼，然后六点半回到家，照顾女儿们起床，为她们的一天做好准备。这个新的生活规律改变了一切：平静和力量，这两样我担心自己正在失去的东西，回来了。
我们定下时间表，然后严格遵守。每天晚饭时间是下午六点半，洗澡是在七点，接着是读书、拥抱，最后在八点整熄灯。这个作息是雷打不动的，这就是把责任放在了贝拉克身上，他要么赶得上，要不赶不上。这回到了我对她们的希望，也就是我希望她们长大后内心强大、关注自己的需求、不容忍任何形式的老派的男权统治：我不想让她们认为生活是要等男人回家才开始。我要让女儿们知道：“我们不等爸爸，是他要赶上我们。”
2008年，奥巴马作为政坛黑马，成为美国总统。
贝拉克以前经常说，他之所以要立志跨入白宫，就是因为“小石城事件”九名当事人曾经敢于跨入一所白人学校。
对有些人来说，获得一些东西，如基本的医疗保障和住房是多么艰难。我看到勉强过活和破产之间的界限非常容易打破。而贝拉克也曾经用许多时间倾听失业工人和年轻的退役军人是怎样努力应付终身残疾的，母亲们是怎样忍受把孩子送到糟糕的学校。换句话说，我们知道自己是多么幸运，我们都感受到了一种责任，而不是自鸣得意。
你走错一步，往往就会从安稳的生活坠入贫穷之中。它们之间的距离给人的感觉很窄。一个月没有薪水可能就会没电可用；落下一次作业你就会落后，可能会因此失去上大学的机会。
在帮助贝拉克竞选总统期间，米歇尔承担了很大的压力。有时，再强大的人也会感到无助，需要其他人的帮助。
总而言之，我觉得我要输了，再多的信念或努力都无法让我挺过批评者对我的诋毁。我是女性，我是黑人，我意志坚定，对某些固执己见的人来说，这些只能代表我满腔“怒火”。
“为什么你们不早点告诉我？”我问道，“为什么没有人肯帮我？”我得到的答案是，之前大家没怎么关注这些。我意识到，除非我自己提出要求，否则没有人会提点我。竞选还剩最后六个月，大众对我们的关注只会更加密切。考虑到这一点，大家终于确信我需要实实在在的帮助。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是在湖面上的一只天鹅，非常清楚自己工作的一部分就是要高贵优雅地向前滑行，但同时，在水下，我的两只脚永远不能停止划动。
人们借鉴了所有对女性最坏的成见，无情地利用希拉里的性别来攻击她——说她盛气凌人，说她喋喋不休，说她是个贱人。希拉里是贝拉克的竞争对手，因此我当时自然不会跟她亲近，但是我非常钦佩她能站出来，坚持反抗仇视女性的现象。
他们之所以咄咄逼人，是因为内心充满了恐惧。面对这样的人呢，能躲就躲，躲不开就正面跟他们对抗。我母亲是那种很想把“待人如待己”这类箴言刻在自己墓碑上的人。她认为处理这类情况的关键，是永远不要让恶霸的辱骂或欺凌真正影响到你。
在米歇尔作为第一夫人的八年里，我觉得出现最多的词语就是教育与孩子。她走过一个又一个的学校，拥抱过一个又一个的孩子，把自己的成长经历与他们分享，希望他们能够拥有美好的未来。
我告诉她们，虽然我从很远的地方来，并且是带着美国第一夫人这样一个奇怪的头衔，但是，有一点她们不知道，我其实有很多地方和她们相似：我告诉她们，我也来自一个工人阶层社区，从小生活在一个经济并不富裕但是充满爱的家庭里；我告诉她们，我很早就意识到，学校是一个可以定义自己人生的地方——争取接受更多的教育是一件值得去努力的事情，因为教育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更远的未来。
“我们所有人都相信你们将来一定属于这里。”安德森女校的孩子们在参观牛津大学时，我这样告诉她们。我想表达的基本信息都是相同的，那就是：你属于这里，你很重要，我看好你。
政治是美好的，有时让人充满希望。政治也是无力的，有时它什么也做不了，即使你是总统或者第一夫人。在美好与现实之间，政治需要一个很长久的过程。
让政治未来变得更好——更少被金钱驱动，与普通人关系更加紧密，最终让人充满希望。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跟多少位母亲一起哭过了，她们是那么的伤心、那么的悲痛，但是面对她们，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双手合十，在泪水中为她们默默祈祷。
曼德拉因为坚持自己的原则而入狱，他因此错过了陪伴孩子成长的机会，后来也没能亲眼看着孙子们长大成人。但是，这一切并没有让他觉得痛苦，反而让他坚信自己的国家那美好的一面终有一天会成为主流。他为之付出了努力，然后以一颗宽容的心，一种不气馁的精神静静地等待结果。我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中向家飞去。生活告诉我：进步和变革都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不是两年之内，也不是四年之内，或许更不是一生之内就能完成的事，我们努力种下变革的种子，但是我们有可能永远也看不到它结出的果实。我们需要耐心等待。
有一个学生问道：“对于这里的一切，你又打算做一些什么呢？”我回答他们“我知道你们所有人在这里承受了太多太多，但是没有能帮你们马上摆脱这一切。华盛顿的很多人甚至没有为此做过任何努力，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你们的存在。”我跟那些孩子解释说，变革和进步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他们不能只坐着等待变革的出现。许多富人并不希望政府增加他们的税负，国会分裂，陷入党派纷争，就连一项在正常不过的预算都无法通过。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领域不可能会有数十亿美元的投资，他们生活的社区也不会出现很大的改观。我对他们说，政治就是一团糟。我从来不会可以给大家造成这样演的印象：第一夫人所说的话或者第一夫人的拥抱能改变某个人的一生。对于哈珀高中里处在困境中的学生，我也从未承诺会有什么捷径帮助他们解决一切问题。事情从来不会那么简单。但是，我希望我那天的出现，能够帮助孩子们一起，推翻大家对美国城市黑人小孩的固有偏见，那种预示着失败并会加速失败到来的偏见。我想，如果我能发现孩子们身上的有点，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并对他们未来的人生发展提出中肯的意见。这也是我能够做到的一点小小的改变。
在工作的这半年里，我有时候对自己的工作很有信心，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让更少的孩子辍学，可以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优质的教育，我们尽最大的努力让教育更平等。但是，当面对一个州市那么多的村小学因为缺乏教师无法开设英语课程，当看到偏远山区学生需要爬到半山腰在寒风中找到信号进行网络学习时，我还是感到了自己的工作很无力、很苍白，明明看到了问题，但是就现阶段来讲，真的无法立马解决，对那些孩子，深怀愧疚。有时候，真的，政治需要一个非常长久的过程。我们能做的，就是利用现有资源做到最好，同时争取更多资源，然后耐心等待进步与变革。
即将离开白宫，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的时代将要离去，他们留给我们的是历史的一次巨大变革，或许是对这个世界的一种挑战。
我不由得想，等到真正自由的那一天到来时，他是否还记得如何彻底放松自己；等到贝拉克卸任，这一切都彻底结束的时候，我们俩还能否找到一种途径放下着一切；当那一天终于到来之时，当我们外出发现身边再也没有人拎着“核弹橄榄球”跟着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虽然我常常会允许自己幻想一些场景，但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这一切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
在生活中，我和贝拉克一直信奉这样一句座右铭：当我们的对手选择丢弃道德和尊严的时候，我们更要选择坚持。
哪怕只是一缕微光，我们也希望它可以持续，因为只有这样，正在成长的新一代人才能够意识到他们的未来充满可能，甚至充满更多可能。不管未来发生什么，这将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属于自己的故事。
米歇尔从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成为第一夫人，她身上一些耀眼的品质鼓励着我们前进，比如耐心等待，比如努力付出，让我们相信不可能也会成为可能。
我们不要求尽善尽美，也不管你最终究竟能走到哪里，我们只希望终有一天，你能够获得理解，得到倾听，能够拥有属于你自己独特的故事，发出你自己最真实的声音。同样，如果你能做到主动了解别人、倾听别人，那无疑是一种慈悲。在我看来，这才是我们真正要成为的样子。
“成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一步一步慢慢实现。“成为”急需要耐心，也需要艰苦付出，二者同等重要。“成为”是永不放弃要继续成长的想法。
20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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