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孔子曾先后在鲁国任中都宰、大司寇、代理国相 ，在他的治理范围内尊礼崇义 ，民风淳朴，社会安定，秩序井然。内政外交和谐有度，民众人心因礼而聚。鲁国瞬时改头换面，生机勃发，复兴指日可待。后来虽然因为齐国的阴谋和鲁国权臣的阻挠而功亏一篑。但孔子秉礼义之道造福苍生，安定天下的学术理想得到了验证，它不是虚无缥缈的空谈，而是实实在在的大道。
荀子在齐虽然贵为上宾，位列卿相，却只是虚位，并无实权。“不得为政，功安能成”！他改造后“礼义为核，兼容并蓄，“隆礼重法”，经世致用的儒学在烽火乱世真的能整肃秩序、移风易俗、安定天下吗？历史，会给他证明的机会吗？
十 兰陵道成
荀子离秦后返回赵国，楚相春申君早闻荀子大名，立即邀其入楚，暂任兰陵令。
县地虽小，但总算有了施展抱负的机会。他清楚时势，知道高宏之道、声名之盛需要政绩来证明，而对于上位统治者的信任，则需要时间来培养，于是他欣然赴任。
当时楚灭鲁，原鲁地兰陵便成了楚国的北部边境。因刚经历过战火，民生凋敝、人心不安、百废待兴，此时春申君让荀子主政兰陵，充分显示了对他的信任，但对荀子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荀子到任后，积极推行礼义主导的“明分使群”，“隆礼重贤”，“平政爱民”等措施，以礼义淳朴风俗，凝注人心。只短短两年，就使战乱后的兰陵改头换面，焕然一新。民众安定、秩序井然、经济恢复，开始呈现出一派稳定、富足、祥和的局面。这在人心惶惶，道义崩溃的战国时代实属凤毛麟角。
荀子瞬时声名远播，这也让他对自己的儒学礼义充满了信心，他知道自己煞费苦心，穷一生之力追求的礼义之学正是人间正道，只要君王首肯，他的思想是可以安定天下，大有作为的。
但战国就是战国，人性的阴暗远比他想像的更复杂。他的成功非但没有让他离理想大道更近一步，反而给他招来了谗言。
有人对春申君说“成汤从区区七十里的地方兴起，而周文王也只依靠百里之地起家，得到天下。像荀子这样贤能的人，给他百里的兰陵，以后楚国就危险了”。这似曾相识的话和几百年前楚昭王欲封给孔子七百里民社时子西的话如出一辙，效果也出奇的一样。
诸侯大夫背离道义，只及私利，对士人贤者的猜忌和不信任，贯穿于漫长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也是大道难行、礼义难申、睿智被压、贤者被逐，而造成世道颓废、人心堕落的原因。
荀子只有一声长叹，喟然离去。
不久后又有人对春申君说，伊尹离夏去商，商朝兴而夏朝亡；管仲离齐去鲁，鲁国弱而齐国强。贤人所在之地，君主尊崇，国家安定。荀子是当今天下数一数二的贤者，让他去别的国家，就是使他国强而楚国弱啊！
春申君幡然悔悟，遣使入赵礼聘荀子，但依然对他心存忌惮，没有重用，还是让他回到兰陵。
此后荀子再也没有离开过兰陵，这是他一生中难得的安定时光，前后有近二十年。兰陵在他的治理下和谐安定，吏清民富，政通人和，成为烽火乱世中一块难得的净土。
更重要的是，兰陵之任为他的思想学说提供了长期实践的土壤。为他提供了“隆礼重法”的治理经验，因而他的学说更能贴合时代，贴近实际，经世致用，更能被统治者理解和接受，也更能实实在在地利世济民，安定天下。
荀子也将稷下学宫的学习模式和学习风气移植到了兰陵，他博大精深的儒学礼义和理论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使他的门下英才辈出。得荀子《春秋》、《左传》真传的张苍，日后成为汉朝的丞相。他得意的大弟子李斯成为大秦的丞相，事天下之务，井井有条，游刃有余。而另一个鼎鼎大名的韩非，剑走偏锋，成为法家划时代的人物。这都是兰陵之学给他们打下的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238年，楚相春申君在李园之乱中被杀，荀子失去了唯一的支持，被罢免职务。这时他已经七十三岁了。他老了，不能再去游荡漂泊了。于是隐居兰陵，修书著述，授徒讲学，终老于此。
荀子一生“迫于乱世，鲉于严刑，上无贤主，下遇暴秦，礼义不行，教化不成，仁者被逐，德高被讽，天下昏暗，诸侯互轧”。很难有机会宏礼兴义，一展抱负。
后人感慨“天下不治，孙卿不遇时也！”“不得为政，功安能成”？
但他坚韧地在昏暗的乱世中为天下大道传播着火种，为儒学开创着新的时代。兰陵十七载，他礼义为核，礼法并用在实践中礼兴一隅、安定一方的宏伟蓝图已清晰可见。一部集之大成，全面细致，经世致用的儒学思想，如清晨的朝阳，在经历了漫长的黑夜之后，即将飞跃而起，喷薄而出……。
他高瞻远瞩，传述着孔子以来天下的大道。对以偏概全，自认为道的学说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墨子蒙蔽于实用而不知道礼仪；宋子蒙蔽于寡欲而不知道贪欲；慎子蒙蔽于刑法而不知道贤能；惠子蒙蔽于言辞而不知道实用；庄子蒙蔽于天道而不知道人道。
所以单从实用方面来论述道，道就全部成了功利了；从欲望方面来论述道，道就全部成了满足了；从刑法方面来论述道，道就全部成了法律条文了；从言辞方面来论述道，道就全部成了空洞辩论了；从天道方面来论述道，道就全部成了任其自然了……。
这些说法，其实都只是道的一个方面，大道是永恒变化的，不能以偏概全，认识片面的人，只看到大道的一个方面而不能真正了解它……。
真正能了解大道的人少之又少，他们都是孤独的，在与无道的时代进行着不屈的抗争。
如果说孔子的“仁”把握大道、解放人心、重释礼义、正本清源；孟子的“义”法古尧舜、不偏不倚、浩然之气，柔中带刚；而荀子的“道”礼义为核、兼容并蓄、隆礼重法、经世致用。儒学如一条蜿蜒的长河，从雪山之巅起步，转过崇山峻岭，绕过高原大丘，在艰难曲折的旅程中开始着它浸润大地，滋养万物的使命。
百余年后，汉代大儒董仲舒“作书美荀子”，对他“礼法并重”，经世致用的儒学推崇备至。并以此为纲，改革了汉代的儒学体系，使他在向汉武帝呈现的儒道清晰可见，切实可行，最终被汉武帝采纳，儒学由此走上了无上荣耀的巅峰，真正开始了它救世济民，安定天下的使命。
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一代代儒者怀揣大道，在纷乱的世间匆匆奔走 ，困厄连连，他们的学说却鲜有问津。无道的乱世、浮躁的君主、利欲的洪流、崩溃的人心……。他们不能以一己之力去扭转乾坤，力挽狂澜。只能痛心疾首，只能喟然长叹。他们一次次与时代对抗，一次次成为孤独的逆行者，举步维艰。但他们依然高举着真理的火把，在漫长的黑夜里穿行。不惧黑暗、追求真理、追求纯粹、追求善美、追求本原，这是儒者永远的困局，也是永远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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