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龙兴寺佛像有感——浅谈佛教之兴衰

      参观龙兴寺佛像有感

                    ——浅谈佛教之兴衰

    历来宗教的发展方向就有两条，一是宗教统治政权，如同中世纪的欧洲，另一个就是宗教为皇权政治服务，比如中国。除此之外，再选择第三条路就意味着毁灭。这是我参观完青州龙兴寺佛像后最大的感受。

参观龙兴寺佛像有感——浅谈佛教之兴衰

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积淀有多少？去一趟当地的博物馆便知分晓，这次青州之行有幸参观这座唯一一个位于县级市的国家级博物馆，最令我震撼的便是馆中的龙兴寺佛像如此美轮美奂神态各异，或闭目微笑，或静谧沉思，或打坐悟道，在我感受佛教能在中华大地上如此兴盛的同时，也看到了那些身首异处的佛像。这其中的原因是值得让我们去思考的。让我们透过这些佛像去感受佛教的兴衰，去窥探藏于历史背后的秘密。

众所周知，佛教是外来宗教，据裴松之注《三国志 魏书 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到了汉明帝时，明帝下令在洛阳建白马寺，翻译佛经，这是中国最早正式建立寺院的开始。佛教刚开始在中国传播时，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而且儒家认为佛教教义是夷狄乱言，应当废除。佛教徒们为了发扬佛教，做了一件十分有意思的事，他们谎称当年老子骑青牛出关后到了印度，而释迦牟尼是被老子点化才成佛的，这次有了老子道家的庇护，佛教开始发展，佛教最兴盛的三个时期是在南北朝和中唐晚唐时，其实看这三个时期都是战乱频发的时期，战争是百姓流离失所，而佛教关于因果报应和彼岸世界的宣传成了战争时代人们的信仰寄托，今生的苦是前世的孽，要想后世远离痛苦就要积善积德，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丰富了中国传统天命理论，另外佛教的空的概念与道家老庄哲学十分相近，比如佛教讲求明心见性，道教追求清心寡欲，尤其在魏晋南北朝是玄学盛行的时代，佛教的传入引起了学者们的浓厚兴趣。成为佛教徒，还有一个非常实际的利益，那就是不用服徭役兵役交税的以上种种，使得佛教兴盛，就连南朝梁武帝都曾三次舍身入寺。杜牧亦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见佛教兴盛之程度。日满则昃，月满则亏。历史上一共发生了四次灭佛事件，使得佛教遭受灭顶之灾。

参观龙兴寺佛像有感——浅谈佛教之兴衰

历史上将四次灭佛事件总结为“三武一宗”，分别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以及后周世宗灭佛。这次大规模灭佛事件原因不尽相同，尤其历史必然性也有其历史偶然性，第一次大规模灭佛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发起的，拓跋焘就是辛弃疾词中“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的“佛狸”（拓跋焘小名）。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但仍被为统一北方并且饮马长江使南朝震恐。拓跋焘统治时期，北方战乱刚刚结束，需要大量的兵力防守，而大量的僧侣不需要服兵役使得国家兵源紧张，于是太武帝于太延四年即公元438年下诏满50岁以下僧侣皆还俗。随后他的宰相崔浩极力劝谏太武帝信奉道教，这些政策本没有对佛教造成太大的影响。直到公元445年，太武帝把屠刀伸向了僧侣的头颅，据《魏书》记载，这一年卢水的胡人盖吴起义，太武帝带兵前往镇压，大军到达长安后不经意间在寺院中发现藏有兵器，太武帝十分震怒，认为寺院与叛军相通，下令诛杀全长安僧众，并焚毁一切佛像。而青州博物馆中有些身首异处的佛像，就是这个时期被砍头的。这一次灭佛是北方僧侣沙门，一时间销声匿迹，全国寺院无一幸免于难，史称“太武法难”。

相比于北魏太武帝灭佛周武帝灭佛，则带有一些主观因素，北周武帝宇文邕是宇文泰的第四次，当年宇文泰确实是让自己的侄子宇文护辅佐新君宇文觉，宇文觉“性刚果，恶晋公护之专权”，后被宇文护毒死，宇文邕的另一个哥哥宇文毓在登基四年之后也被宇文护毒死，这才轮到了宇文邕做皇帝。两位哥哥被宇文护毒死，宇文邕对他怎一个恨字了得。宇文护掌权期间大力推行佛教，也逼迫武帝信奉佛教，人言爱屋及乌殊不知恨屋亦能及乌，武帝对佛教打心底里也十分抵触。公元572年，宇文邕，诛杀宇文护次年他召集僧侣道士讨论佛道儒三家问题，“帝升高坐，辩释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次之，佛又次之。”这是武帝故意安排的，将佛教放到最后，从这看出武帝灭佛的一些端倪，但当时的佛教徒不解武帝之义，仍旧不知死活的争论不休。果不其然公元574年武帝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武帝灭北齐后，在北方继续推行这一政策，经后世统计武帝灭佛，总共毁寺四万，三百万僧尼还俗，大大增加了北周朝廷的兵源和财力，增加了国家财力的同时减轻了民众的负担，时人称赞说：“帝独运远略罢之，强国富民之上册”。武帝灭佛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并未屠杀僧侣凸显出其政策的进步性。

唐武宗灭佛从宏观上来看就不仅仅是一次政治事件也是一次宗教事件，这次灭佛与唐代历史和韩愈的大力推动是分不开的。众所周知唐朝建立者姓李，而历来的统治者为了给自己的王朝增加合法性都会找一位享誉盛名的先祖，比如南宋武帝刘裕，为了能让江南的高门士族俯手听命，声称自己是汉高祖刘邦子孙，这些事情的真假对我们来说倒也无足轻重。李唐建立后也不例外他们也找了一位有身份的远祖——李耳（老子），那自然而然唐朝将道教定为国教，但是到了元和年间，唐宪宗敕迎佛骨于凤翔法门寺，在全国自上而下掀起了佛教热，《资治通鉴》描写：“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中唐大文学家韩愈对此事提出批评，他在《谏迎佛骨表》中提出：“以此古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事之惑”。后果大家都知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韩愈作为儒家士大夫，信奉孔孟之道，自然对佛教盛行儒学是为感到痛心，他写下《原道》《原性》《原人》等文章。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限制佛道的传播，才能巩固中央集权。《原道》中指出：“今其法曰：必弃其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静寂灭者。”韩愈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利益，确立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这对于中唐实际来说确实是十分迫切的，唐朝自安史之乱后一蹶不振，藩镇割据兵乱四起，或许需要儒家思想来扶持其统治，唐武宗即位后情况更不乐观，“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切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武宗本纪》）维护封建皇权的需求，加之韩愈理论的支持，唐武宗下决心灭佛。会昌二年842年下令，僧尼中违戒、犯罪者全部还俗并没收财产。会昌四年五年接连下诏，在全国范围展开全面恢复运动，日本僧人圆仁说：“寺舍破落，不多净吃;圣迹凌迟，无人修治”。（《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武宗本纪》中记载：“天下所拆寺4600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4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两税户15万人”。这一次事件亦是儒释道三家争斗的结果。“三武”灭佛之佛教宗派，彻底失去了繁荣的客观条件，到了五代后周世宗再次灭佛，但这一次并没有前三次规模那么大是佛教走向了勉强维持的阶段，从此三教斗争也趋于缓和。

从佛教的兴衰来看，很明显有两条线索串联起整个脉络，其是儒释道三家斗争。其二是宗教神权与封建皇权的斗争，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自然引起华夷之辨，十分严格的传统，中国社会的反感，顾欢的《夷夏论》指出：“西戎之俗，全形守礼，继善之教，毁貌易性，绝恶之学”。儒道更是站在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上攻击佛教，而且佛家讲求的出世精神，明心见性与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思想十分矛盾，设想一下如果一个班里本来有两位同学平分秋色，突然之间又来了新的同学，打破了这种平衡，而且气势逼人，一时间定然会引起两位同学的抵制，说到底这是两种文化在融合中的冲突，是两种宗教利益之间的冲突。

宗教神权与封建皇权的斗争，在中国毫无疑问封建皇权会胜利，而且封建皇权也必须胜利，中国自秦始皇开始中央集权大一统思想牢牢嵌进封建统治中，任何站在他对立面的都将被灭亡，儒家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五常是为了统治阶级服务道家，无为而治，出世逍遥的思想也不会成为阻碍皇权的绊脚石。而佛教兴建寺院广收寺众对统治形成了一定的威胁。西藏就是一个例子。西藏自古皇权统治十分薄弱，所以当佛教传入后，很快便掌握了统治权，按照佛教教育本应普渡众生，传播大爱，但是西藏人民生活在极乐世界中了吗？相反并没有，而是进入了比封建时代更恐怖的农奴时代。从宏观角度来看，西汉时期到北宋初也是中国神权和皇权的分水岭，皇权的统治，儒道的抵制，避免了中国走向宗教神权的时代，从这个角度来看，或许我们应当感谢这四位皇帝。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曾经的封建皇权也随着辛亥革命一声枪响而烟消云散，佛教在不断吸收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一部分，或许对于这个时代来讲，这些宗教应当积极进行去宗教化改革，让这些传承千年的思想纯粹一些。这些宗教或者是学派，在创立之初，它们的创立者都是希望他们的思想能够启迪大众，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附加了太多的条框规矩他本来应该是人民受益的东西，变成了钳制人民思想的工具，这真的是本末倒置啊！希望以后流传于天地间的不再是什么佛教道教，而是佛学道学，人们可以选择对自己有裨益的思想来进行学习，或许这才是宗教发展的最高境界。对于我们来说学会抱阳守阴，则是十分重要。

参观龙兴寺佛像有感——浅谈佛教之兴衰

眼前一尊尊佛像，静谧的注视着人世间的一切一切，仿佛在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