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文化自信”不断被提起，即使是每日奔波营生的人，也不时听到，发出感慨，为何提及中国文化，总有种自卑的感觉呢？不知是趴在地上久了，还是脖子养得僵了，以至于想平眺远方，或者稍稍仰头，竟然那么难做到。没有根基，不知深浅，时间久了，“文化自信”在内心虚浮的国民耳里，恐成为一句口号。直到穿越时空，遇到50年前的史学大家钱穆先生，方觉这“文化自信”的广厦已悄然落下砖瓦。
《民族与文化》一书乃钱穆先生在国防大学的讲课稿整理而成，基本以日用语言表达为主，易读好懂，时不时会为先生的妙语发出赞叹。国家，民族，文化，社会，这些字眼我们熟悉又陌生，如若不是对中国历史、社会各方面的演变了然于心，并且见解独到，很难把这些词语讲得生动有趣，接地气。就“民族”而说，只要居住群体他们的生活习惯、信仰对象、艺术爱好、思想方式各有不同，就可以叫做异民族。我们知道，中国有56个民族，那么为什么这样迥异的民族能和平共处，同时各自绽放光彩呢，这边得益于“文化”。民族造就了文化，文化反过来融凝民族，这便是民族与文化的关系。古有巴比伦、埃及，近有希腊、罗马，都曾有过绚烂的文化，然而有的民族却中途夭折，有的发展畸形，那是为何呢，这就得谈及“文化”。
何为文化？其实，“民族”和“文化”两个词语都是舶来品，中国古书上没有。如果追溯起我们古书上的“文化”渊源，确是很有意义。《易经》有云，“观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是花样的意思，则观察不同风格人的相处之道，推及家庭、社会乃至更大的范围，乃成天下。这是一种有体有用的文化观，人生的花样斑驳复杂，男女老少、贫富强弱、苦乐悲喜此为客观事实，为体；不同的人组成的个体、家庭、社会、国家，能够相安相处，化成天下，此为用。客观缘起（“人文”）与最终结果（“成天下”）之间，“化”是怎样的过程，遵循什么样的规律，从个体到天下一以贯之的精神是什么？这个过程让人好奇。“化”，从字面上理解，乃相合相通、融为一体。男女为异，相合为夫妇，即成家；《中庸》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化”为“修齐治平”，循此以往，群体日扩，成就了天下。从个人直到天下，全可融凝化一，战国时代人谓之“大同太平”，又说“天下一家”。这是中国的文化理想，也是中国的文化精神。因此，中国古书上没有浓墨于“民族”、“国家”，并非中国人没有民族观和国家观，而是民族和国家，在中国人看来，只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并非终极理想。
这样的文化理想从哪里来？钱穆先生为了让我们认识中国文化的事实根基，以防落入哲学的窠臼，在探究中国文化的真相，则立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两个层面。社会是历史的结晶，历史的每一个时期的切面都是一个社会。西方人讲社会，爱将“个人”与“社会”相对立，也有人说西方历史就是这两个观念高低交互的历史。但在中国，“个人”和“社会”，中国古来就无这二者的概念。严复将英国穆勒·约翰的《自由论》翻译为《群己权界论》，可见，中国有“群”和“己”的概念，但群和己，皆为“人”，而不见其对立。中国以“人”的观念消融了个人和社会对立的两个观念。所谓“人道”，就是人与人相处之道。人与人相处，造端于夫妇，一以贯之，家、国、天下都包含在内，发于心，合乎人道，有什么个人和社会之分呢。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常在西方社会引起无穷的争端，而在中国，却被“人道”消弭了。
在如何定义中国社会上，中国学者吃了不会造词的亏，以至于只能用西方学者造出的词，生搬硬套在中国政治上，造成了诸多误解。比如，依据法国孟德斯鸠的说法，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有三种不同的政治，这是他根据西方国情下的定义。但中国的政治，有皇帝，无国会，无宪法，而又非专制的，又该叫做什么呢？这就在中西交流时，被问得哑口无言。再如，马克思讲历史，把社会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几种。有人笼统地说，中国古代是封建社会。“封建”确是中国古有之词，只不过“封建”是政治制度，中央政府天子封建诸侯，自上而下，公、侯、伯、子、男，形成一个整体。周朝是封建政治，秦以后是郡县政治。而西方的封建社会则指的是社会体制，小地主、大地主，由下而上的。很多人没有看完二十四史，便对古代中国下了笼统的定义，“专制政治”，“封建社会”。
钱穆先生将中国古代社会定义为“四民社会”，四民，士农工商，是流品，而非阶级。“阶级”是中国没有的，“流品”是西方没有的。流品中，“士”是最难讲的，不是西方的传教士、律师，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知识分子，历史时期上，诸子百家皆为士。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士是有怀有“平天下”的道义精神的智识之人。按照中国历史上士的变动，中国社会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战国时代，中国社会可成为“游士社会”，孔子是“士”这一流品的创始人；两汉时期，可称之为“郎吏社会”；汉之后，便是“门第社会”，继而是“科举社会”。从社会和政府发生关系的先后来看，中国无疑是比西方先进的。中国自秦代便有种种制度，而西方自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宪法之后，民主政治才初见端倪。作者写序时，乃是1959年，钱穆先生便已忧虑中国社会已几乎没了“士”的流品。国人盲目西化，“打倒孔家店”，转而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摒弃西方的宗教，最后学得四不像。反而是所谓孔家店，两千五百多年来，反而是越压制越兴盛，未见衰微之象。这便是士的精神，永在向前，永未完成，永待后人续写。
从文化的历史来讲，中国人心中最崇拜的是圣人。罗马人有凯撒，蒙古有成吉思汗，中国也有秦皇汉武这样的风流人物，但中国人或敬或畏，但鲜少尊崇。但提起周公、孔孟，是备受尊敬的。周公是政治家，孟子是教育家，孔子兼两者。周孔并列，则政治意义大于教育，孔孟并列，则重教育意义。周公的伟大之处，在于施政也尊重各人各国的“文”，即保留他们的文化传统。孔子之道，重在讲人心、人道，孔子的学问来源主要是周公。孟子则学习孔子，孔子讲“心”讲“仁”，孟子讲“性”讲“善”。世人对“人性本善”有一误解，即人性都是至善的。孟子所谓性善，乃是说凡是善一定合乎人性，人性有善有恶，但人性向善。汉唐时期，佛教传入中国，掌握了人生最高理想的领导权。唐代没落之后，进入五代十国这样近似黑暗的历史时期。好在宋人中有诸如朱熹这样的勤奋者，复兴儒学，承接孔孟，提倡四书后而五经，将儒学平民化了。从周、孔、孟、朱、王，这样的传承看来，中国的文化历史是有一个指导精神贯穿其中的。
这个指导精神为何，钱先生有提到“道德”，有提到“善”，有提到“心性之学”。西方人也讲“道德”，西方人的道德准则则更多来源于宗教，来源于一个形外的世界。西方世界有人间和天堂，遵循“道德”则有机会通往天堂。️中国人只有一个“天地”，天地是融为一体的，而非二元对立的。中国人的“道德”是以人为中心，以天地为终极，而这些全凭自己的本心。所谓“天地良心”，这是中国道德的发端。西方人也讲“善”，准确地说，西方人分开为“真”“善”“美”三项来讲，中国人主要讲一“善”字，若真而不善，或美而不善，这个“真”和“美”就对人生无价值，反而有害处。中国社会颠扑不破的规训都与善有关，“与人为善”，“为善最乐”，“众善奉行”，为什么为善最快乐呢？又回到孟子，这是天性使然。善是一种心性之学。这可能是中国的心理学。西方人常认为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无理论无章法，比如《论语》，让人摸不着头脑，不如西方学科研究的透彻深入。恰恰相反，很多时候，中国的心性修养，反倒是有西方心理学的根据。罗素称近代西方心理学界有两大发现，一是“巴甫洛夫的狗“，讲制约反应的，人会对外界条件刺激做出惯常反应，从而利用这样的人性弱点达到一些商业目的；而是弗洛伊德的显意识和潜意识，讲人的意识受深层潜意识影响，人的很多难以理解的行为都能透过潜意识中为满足的欲望来解释。可见，近代的这两项发明揭示了人是不自觉、不自主的。中国人讲得心性修养，正是要教人能自觉、自主。禅宗常讲“主人公、常惺惺”这些话，让我们心上有一个主，常常提醒自己不要让潜意识出来作怪。由此可见西方人的心性之学，更多是揭示现象，而中国人则指明了方向，就是修炼到圣贤的心理状态。那是怎样的状态呢？“所存者神，所过者化，纯乎天理，更无丝毫人欲之私”，干净洁白，光明正大，内外合一的美满人格。
这本书的初稿最早成于1959年，让我们将时钟拨快62年，回到当代。历史风云变幻，曾经我们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将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奉为圭臬。这两年，尤其是疫情过后，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的优越性初现端倪，接力棒正交到我们手上。文化自信的口号提出，国潮兴起，我们慢慢抬起了低下已久的头颅。但是，自信不是靠喊喊口号就可以的，钱穆先生60年前就说中国人的这套文化体系是世界上最为优秀的，他是有底气的。我们这代人的底气在哪里呢？国潮只是文化的附属品，我们还差一场寻根之旅，不妨把这本书，《民族与文化》，作为一个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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