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李敖，雁远星沉、西游彼岸，忽焉已数月，围绕他的是非毁誉，无论是善意的瞎捧，还是无知的嘲讽、或是恶意的诽谤，抑或热情的支持，都已日渐尘埃落定。
他当然还是复杂的。梁启超当年写《李鸿章传》所感慨：“孟子曰知人论世。世，固不易论；人，亦岂易知耶”？ 他也是如此人。但是，如何看待他这个人，以及如何评价他的文章，随之时间的拉长、情绪的降温，也许是开始进入客观的时候了吧。
中国古人的价值系统，对人的评判标准，在“立功、立言、立德”。
就这三个层面给李敖作历史定位，可以说，他为人“立德”上，是“名士”，“怀将圣之心，蒙佯狂之色，视天下以愚”；作文“立言”上，是“名家”，；论在公共领域上的“立功”，是“活到老干到老”的“斗士”，死而后已，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知人论世，论学问的精深度，他离“大师”还遥遥无期；论思辨之深刻性，他凭那些“俗下文字”还难以成为“思想家”；但论对抗暴政的那种决绝与不屈，他实是当代中国读书人中异类与良知，他的一生给我们这个时代带来太多惊喜。我敬其才，惜其处 ，悲其遇——以他的才学胆识，无论是哪个领域，本都可以有更多的成就。
他这一生，魏晋风度快意恩仇、大块文章著作等身、独行异言以峙声名、架谎凿空大义不昧，可说是1949以后中国文人中最堪入《独行传》里的人物；论功过，他无论为人还是作文，规模太大，志气太锐，包揽太多，责人太苛，同志太孤，自负太甚，成也在此，败也在此；誉也在此，毁也在此。我对李敖其人，倘略其迹而原其心，常感其诚而哀其遇。
也因此，虽然他是一名作家，但是他的存在，最大的意义，可能不在立言，而是于智藏瘝在的时代，所体现出来的感召作用：对于很多有意特立独行却还缺乏勇气的人来说，对于在黑暗时代心存良知还不愿袖手旁观又感乏力的人来说，他是一个象征，是一种鼓励，不断启示着很多人有信心可以活得和别人不一样，不断激励人们于千万人中无畏而往，为理想而抗争。
这是我对他这个人的一个总看法。
谈李敖，不能不谈他的文章。说到底，他还是一介文人。所谓文人者，不以文为生也必以文扬名，最后角立杰出的还是文字。
要评价李敖的文学，依然无法离开他这个人悬空立论。因为，言为心声，文如其人，对于一个风格独特的作家而言，语言和文字的技巧反倒不是最重要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怎样的思维方式，有怎样的知识储备，有怎样的经验和历练，都会化为文字的延长线，翱翔在纸缝之间。
可以说，李敖的漫漫人生路，是自我选择了一条很困难的“蜀道”，乐哉攀爬最困难的峻岭，他的生存方法就非常特别；而他的文章，也因此几乎都是文如其人这句话的写照，看他所写下的大部分文字，表面上都是猖狂的热闹，实质是独行的孤独，有极强烈的“游者鞅掌以观无妄”的意味，那个人幽微隐秘的情感竟如此停辛伫苦深藏若虚。
若要谈李敖的文章特色，我意这是关照的前提。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李敖的风骨与文章，在相当程度上，对台湾文坛、思想文化圈乃至政界，都是一场场的精神洗礼。对于八九十年代的大陆，他的横空而来，也是有着急风骤雨般的气势与影响力的。
1949年以后，他所在的地方，和很多地方一样，是政统势力全面压倒道统、专制使人沉默的阶段，万马齐喑，千士诺诺，噤若寒蝉，一派肃杀。思想文化界，要么为虎作伥，要么歌功颂德，要么粉饰太平，要么置若罔闻，要么别求异趣，所谓有骨气者，也不过就是要么洁身自好，要么隔靴搔痒。
中年以前的李敖，不是这样的乡愿与自了汉。他真是“以大丈夫的气概去面对”一切公共不义，明知以卵击石，但仍坦然自得地以自身的前途、自由、爱情乃至生命粉碎为代价去“套现”社会的文明价值。他说自己“挺身与国民党当权派斗争,一往直前、二人牢狱、三头六臂、四面树敌;又挺身与台湾人当权派斗争,五花八门、六亲不认、七步成章、八面威风”，一点都没有夸大其词；
在给同行余光中的一封信中,他如此轻视那些高高在上的群丑:“咱们是歌舞班,”在观众席的“特别座里,大人先生坐在最前排,后面都是些二流政客、三流学阀、四流巧宦、五流文警、六流跟班”。终其一生，他都是嫉恶如仇的，左手拿靶，右手拿箭,让所有道貌岸然者、大言炎炎者、招摇撞骗者，都无所遁其形。他一生骂了3000多人，近代以来文家以他和鲁迅最好斗也最善骂，但被他骂的人事多半并不无辜。他不愧为一名斗士。
我初读李敖，还是初中二年级。那时在旧书店买的他一本题为《西餐叉子吃人肉》的杂文集，那种惊为天人、“能看得懂又不看得困”的感觉至今还历历如新。《播种者胡适》、《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这些篇目，那种磅礴的气势、陌生化的语言、和谐的声韵、准确的数字、雄劲有力的结构,是当时还流行余秋雨式故作高深、酸文假醋的“斯文”气的中国大陆，几乎是见不到的。当年几乎都快能背诵。这些也可以想见，即便是对于八九十年代之际出生的一代大陆人来说，他的精神感召力依然是无远弗届的。
无论对台湾还是大陆，他真是一股奇异的旋风。
中年以后的李敖，其实已经逐渐走向了青年李敖——一个理想主义者李敖的对立面。
他年轻时，是真狂。这种狂，是孔子所谓“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的狂，愿意为自己的价值舍生取义，虽千万人吾往矣，即便是让自己活得那么艰难也在所不惜；晚年的李敖，是佯狂。也许真如陈文茜所分析的，晚年的李敖，慢慢发觉他一生苦难所换来的，虽然不再是专制了，但却又是更加庸俗的社会，他多少都会感觉到自己的牺牲是不值得的，内心是既孤寂又愤愤不平的，“这个时代被他奚落了，但他的情绪是充满挫折感的”，于是他与俗俯仰，和光同尘，也因此，在他告别我们之前，其实这个社会的多数人早已告别了他。
告别世界之前，他自己说，“我是一个正确的人，活在了一个错误的地方，本来是要去西天取经，结果却沦落为东海布道，并且惹得天怨人怒”。这个人，嬉笑怒骂一生，看似什么都无所谓，但至死，内心是感伤而悲情的。
2018，7，22，草写于南归的火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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