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一个十六岁的年轻小伙子拜别父母,和那大大小小一个个面黄肌瘦的六个弟妹。他把装了五斤地瓜干的行囊往后背一搭,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家乡。他们一行六人,边走边歇,渴饮山泉水,饿啃地瓜干,晚上就在别人屋檐下睡一晚。走了整整十三天,终于走到江西九江征兵处。
一九七一年,在江西新兵训练营培训了几个月后,他随部队坐火车到了广西,很快投入了前线。
这是我的二叔。他这一去就杳无音讯,有人说他在越南战场牺牲了,还有人说他随部队去了北京。
直至一九七四年退伍回家,他瞎了一只左眼,然而对在部队这几年发生的事情他总是闭口不谈。政府把他安排到了县武装部工作,虽然他身有残疾,但因为是退伍军人,又有好的工作,说媒的人仍然络绎不绝。
很快他和一个当地姑娘结了婚,那是一九七五年,二叔二十一岁。
待我记事那年起,二叔已经是县里的干部,家里人都以他为荣,毕竟他是家里唯一的“大官”。小时候他很喜欢逗我玩,用胡子扎我脸,把我放在他肩膀上奔跑,弄得我哇哇大叫,也时常带零食给我吃,每年过年都给我买玩具。他很疼爱我,然而我却总是害怕他,特别是他抱我在怀里的时候,他那只黑洞洞的左眼特别吓人,仿佛里面住了一个会吃小孩的魔鬼。
二叔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结婚后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因为二妈身体不好便没再生育,我父亲结婚比较晚,所以表哥大了我整整十岁。在我七岁那年的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夺走了表哥的生命,他刚刚参加完高考,正准备应征入伍。
这场变故打破了这个家庭的宁静,中年丧子的悲哀深深地击垮了二妈,失去儿子后,她的身体就一天比一天差,每隔十天半个月就要住一次医院。二叔经常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单位与医院之间。那个曾经幸福得让人羡慕的家,从此失去了欢声笑语,变得冷冰冰,不再有生气。
二妈死于零零年,才五十出头的二叔从此变成了孤家寡人,他很少回家,平时上班就住在单位宿舍,放假回老家,爷爷奶奶早年过世,他就在各个兄弟姐妹家挨个住。
他说,有人才有家。
周国平: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公平所言。这就好比世界上的花,为什么有的开得绚烂夺目,而有的却瘦小枯黄。原因在于她们所处的位置不一样,环境不一样。绚烂夺目的花可能长在肥沃的土地上;瘦小的花则可能来自岩石缝中或是贫瘠的土壤。
二叔被检查出了肠癌,中晚期。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医生建议他尽早做化疗,家人也劝他提前退休治疗。
他跟我爸说,早在三十年前我就死过一回了,在那场战役中,我们一个班的人,朝夕相处的战友都死光了,弹片从我左眼穿了过去,鲜血模糊了整个头部。我被从尸体堆里扒拉出来,他们发现我居然没死,我奇迹般地生存了下来。
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在我家吃午饭,他坚持喝了点酒,那是我第一次听他说起那些事,也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哭,亲人去世的时候我都没见他这么伤心过。他把头深深地埋在臂弯里,鼻涕蹭到了衣服上也不管不顾,抱头掩面哭得像个孩子。
二叔还是听了家里人的劝告,他提前退了休,却坚持不肯去做化疗。
村里的铁匠铺是打造农具的地方,农民们锄头断了要去接续,冬天用的火钳火铲。打铁是一件极为辛苦的事情,辛苦却也赚不了几个钱。
二叔对打铁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原本村里的老吴头一个人看守铁匠铺,二叔去给他做了帮手,刚开始给他扯扯风箱,慢慢地掌掌小锤,两三个月后就能独自一人淬火和成型,完成一件农具的打造。开始我们还担心他身体受不了,没想到铁匠铺后,二叔的身体反而越来越好,脸色也显出了血色。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钢是在烈火里燃烧、高度冷却中炼成的,因此它很坚固。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在斗争中和艰苦考验中锻炼出来的,并且学会了在生活中从不灰心丧气。
自从我二叔加入以后,村里许多孩子都喜欢跑去铁匠铺,铁匠铺出产了许多铁环、火纸枪、会跳的铁蛤蟆等玩具,二叔一直极喜欢孩子们,还经常买了大包的零食带到铁匠铺。他独自一个人生活,虽然生病,却也有报销,每月的退休工资也不少,他出手阔绰,给村里的孤寡老人们买粮买衣,给上不起学的孩子们交学费。
平时他就住在我家,每天上午九点到铁匠铺时,往往门前就放了村民们要修的农具,他一个人就开始忙活。自从二叔“不求回报入股”以后,师傅老吴头上午就不去了,原本也没多少东西要打,一个人可以忙得过来。
刘慈欣:死亡是唯一一座永远亮着的灯塔,不管你向哪里航行,最终都得转向它指引的方向。一切都会逝去,只有死神永生。
二叔死在了铁匠铺。
我爸去找他吃饭的时候,他歪着脖子坐在风箱前的矮椅上,气息全无。灶膛里的火还未熄灭,煤渣里埋着一把锄头。
老吴头说:锄头已经完成了基本的打造,只剩下最后一遍淬火。
PS:最近在查阅关于抗美援越战场的记录,谨以本文纪念在抗美援越战争中牺牲的或活着的英雄们。作者习惯于用第一人称描写,文中人物关系皆为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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