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中，天的观念及其复杂，最早的文献记载中，天拟人化而作为膜拜的对象、成为人格神——天帝，殷人之“尊天事鬼”，便是集其大成。到了周代，相对于巫觋文化形态下的人的不自觉的状态，有了所谓“人文的觉醒”亦即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哲学的突破”，这一突破的标志之一，即是天的意象的重大改变，德性之天与自然之天的观念同时被强化和系统话了，逐步形成一种所谓新的宇宙观。
这一新的宇宙观赋予了天之德性色彩和人化自然的含义，天不仅仅是客观的实体，而且是某种人化意义可亲近的对象。从知天命到如何发挥人能成为了一个重要命题，“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都体现了这一人文主义的天人关系。孟子讲君子“过化存神”、上下与天地同流，讲”反身而诚”，“万物皆备于我，推演尽兴、知性、知天的由人上达于天的天人感性逻辑，皆是在强化天人统一的德性纽带和人与自然之天的顺适性。
关于“天人合一”的理论，《易传》跟《中庸》提供了两条重要的理解思路，《易传》在其自然意涵方面表达得较为突出，而《中庸》则非常集中得阐发了其中德性得含义。《易传》对宇宙做了哲理化得抽象与演绎，明确提出了一套天之自然生成与万物变化得模式，由最高的本根性范畴——太极，衍化天地，然后化生万事万物，从而推演整个世界。
从宇宙根到万事万物，从自然到社会，是一个有序生成的过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序列，天地与人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易传》的宇宙大化论，对天与人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基本阐述，从中可以推演出，天人能否合一，或者说合一的过程是否顺畅，关键要看人的主观能动性，重点在于人能的发挥。
《中庸》是在《易传》之外，对“天人合一”思想由突破性见解的另一个系统。与《易传》诉诸自然的宇宙论和探究万事万物之生化的理论不同，《中庸》直指“天人合一”的德性之本，“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诚”即本为人的道德品节，讲人心之信实状态，《中庸》通过一“诚”字，打通天与人，在己性和物性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人与天均并归在“诚”的意义之下，为诚的精神所统摄。在至诚之道地下的天与人，在“诚”的意境中完全融合在一起。
《中庸》讲“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德性为纲宰，把空泛而寂寥、神秘莫测的天的世界给意象化和道德化，使之成为境界性的形而上的实体，在以天作为其形而上根据的庸常的生活由此具有了非凡的意义。“慎独”也是《中庸》中理解天人合一思想的一个核心要素，“君子之道费而隐”，以“慎独”的态度，在人类道德生活的各个层面，体认其中隐含的天道意义，体会生命的独特价值。
近代以来，西方思想的传入，尤其是进化论及科学观念的引入，人们对“天人合一”的中天与人的认识被完全的颠覆，天与人开始分离。身处现代的我们要深入走入“天人合一”的思想，把握住这一在古典世界中有着基石般重要意义思想的内涵，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以天与人相分离的理解之谬误。
如同现代新儒学开山熊十力讲，要将儒家的“天人合一”，视为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力主“体用不二”，将其“本体论、宇宙论、人生论融为一片”。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更像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体一般的存在，在这样的有机世界中，人与天的互动，让世界充满了诗意的想象，以此来理解这个世界，来安排自己的人生，每种生活都将收获其非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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