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社会学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第一个认识到，城市生活的密度“远非邪恶，而是城市生命力的源头”。
2.一如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的观察，繁荣和城市化之间几乎有着完美的相关性：国家越是城市化，它就越是富裕。如果把世界分成两种：一种是大部分人居住在城市的国家，一种是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的国家，你会发现，前者的人均收入是后者的四倍。
3.人类通过对概念的组合和重新组合来进行创新，网络越大越密集，冒出来的创新就越多。
4.我们在社会里见到的大部分事情，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非出于人类的设计。
5.塔勒布·纳西姆的说法，整体经济要想实现反脆弱（通过承担风险来强化），个别的企业必须是脆弱的。餐饮业是稳健而成功的，正是因为个别的餐馆脆弱而短命。塔勒布希望，社会要充分尊重失败的企业家，就像尊重为国阵亡的将士那样。
6.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告诉学生：“组织得当的努力会带来奇迹，无须指挥、控制和规划。这是经济学家的共识。”
7.人有6种基本需求：衣、食、住、行、医疗和教育。
8.事实上，很少有来得太迟的发明。它们总是在自己出现最合情合理的那个历史瞬间出现。1982年，第一台笔记本电脑问世，那时候，计算机总算小到不会沉得砸碎你的膝盖了。
9.请记住，专利的最初设想，不是为了用垄断利润奖励发明人，而是为了鼓励他们分享发明。为了实现这一点，一定量度的知识产权法是必要的，但如今的它已经走得太远了。如今的大多数专利不光捍卫了垄断，遏制了竞争对手，妨碍了思想的分享，还阻碍了创新。许多公司把专利作为准入壁垒，起诉突然出现的创新新贵逾越、绕过自己的知识产权以实现其他目标。
10.实业家为实现结果所使用的大多数小花招和捷径都还留在他们自己的脑袋里。就算是最清晰的论文或专利申请文书，也无法做出足够详尽的说明，帮助后来者跟着你的步伐穿越重重迷宫。
11.技术来源于技术的例子，远远多于来源于科学的例子，而科学也来源于技术。当然，科学有可能时不时地回馈技术。比如，没有分子生物学，就不可能发展出生物技术。但培根模式及其从科学到技术、从哲学到实践的单向流动，都是无稽之谈。相反的流动势头要强大得多：新技术为学术界带来了更多可供研究的东西。
12.2003年，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发表了论文，论述1971~1998年“经合组织国家的经济增长源头”，惊讶地发现，私人资助的研发工作刺激经济增长，而公共资助的研究却没有产生任何经济影响，一点儿也没有。这一翻天覆地的结论，从未遭到过质疑，也无人驳斥。然而，它给“科学需要公共资金”的观点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于是活生生地被无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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