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鉴赏给李白的标签是“豪放飘逸”，给杜甫的评价是“沉郁顿挫”。作为唐诗的双子星座，他们一个代表唐诗的浪漫主义，一个代表现实主义。诗歌的风格，虽与人的个性有关，但不是全部原因。不是他们自己选择了浪漫或者现实，而是生活的处境使然。在此我们先不论李白如何在人生困顿之际依然能够潇洒用“五花马千金裘”去换美酒，也可以任性地“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单说杜甫，成年时期要“豪放飘逸”他已经没有了资本。
杜甫的上一个十年，也就是30岁之前也曾经裘马轻狂，仗剑东游；也曾弯弓射雁，放歌吟咏。这是人生浪漫的年纪，他也有足够的资本可以放开享受人生。可是30岁之后，所有能够支撑他浪漫的东西不复存在了。
冯先生《杜甫传》中记载，他是在35岁时入长安的，也就是746年，这个时间距离安史之乱的爆发还有将近十年。而那一场波及全国的兵燹之所以能够爆发，在此时已经出现了一些端倪。创造了开元盛世景象的圣明天子此时已经变为糊涂天子，政权旁落，军权分割，官场更是混乱一片，很多名臣遭受打压，他们有的被迫辞官，有的甚至被权臣暗杀，这是外围的环境，他曾经在诗歌中怀念的“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大好形势不复存在。这种外围环境的变化是那个时期的每个人都没法回避的现实。另一方面，杜甫自身遭遇了两件大事，一个是他的父亲杜闲的去世，书中没有写，百度搜，时间是741年；第二件事是他到长安的第二年747年，参加了朝廷的诈骗性质的科举考试，这场杜甫寄予厚望的科考以失败而告终，不是他没有能力，而是参加的人没有一个被录取。失去了父辈的护佑，孩子相继出世，他拥有了自己的家庭但好像家庭刚好成为他的累赘，他可能一下子慌了。
在我看来，他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来适应接下来的生活，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难以很快调整，他的天地都塌陷了。此后他也曾努力过，“卖药都市，寄食朋友”，求助达官，最重要的是事件，在751年玄宗皇帝举行大典时敬献《大礼赋》三篇，意外得到皇帝的赏识，一天之内名声大噪，但是这个荣耀如昙花一现，最终并没有给他带来实质性的好处。他继续努力，在贫穷的打压和事业心的驱使之下，为了得到一官半职，有时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他给一些名流写诗，违心地赞颂他们，也告知对方自己的艰难处境，一次又一次，在多次的被拒绝的失望中，他的自尊心掉了一地……他只能投靠亲友，把妻子安顿在长安附近的蒲城，自己继续在危机四伏的长安城中挣扎，最终得到了一个正八品的官职“右卫率府曹参军”，在接受了这个职务后他去探望了寄居蒲城县的妻子，当时蒲城叫做奉先县。从长安到蒲城，一路走一路看，也一路感慨万千。于是便有了那首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个人的不幸，社会动荡，国家危机四伏，复杂的感情全然投射在这首诗中。冯至先生这样评价这首诗：划时代的杰作，反映内心的矛盾与伟大的人格，长安十年生活的总结，在思想的进步、艺术的纯熟上超越了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位诗人。我们认为，这首诗，绝对不会用浪漫主义的手法表达感情的。人在饥饿的时候，需要的是一餐饭而不是一首歌；连尊严都顾不上的时候，理想应该是很遥远的。他失去了能够浪漫的所有的资本。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是他面对苦难的现实，在艰难的挣扎中唯一的选择，是被迫的，也是自然而然的。这个时候，已然没有了祖辈为官荣耀的回忆，因为越是回忆越是惭愧也没有了曾为李唐王室转折遗留在外的血脉的纠结，他也顾不上再着眼于这些从来就没有带给他些许实惠的一厢情愿上了。
1981年，华君武先生曾画了一幅漫画，名曰《杜甫检讨》，冯先生这本书中也用到了这幅漫画。华君武是以讽刺漫画著名的。那么华君武先生用这个“检讨“来提示杜甫反思什么呢？沦为权贵的清客是他自己愿意的吗？“朝扣富儿门，暮逐肥马尘”，曾经那么骄傲的人，短短几年就沦落到这般田地，是他自己甘愿堕落吗？还是因为他三次献赋违心地对权贵对皇帝歌功颂德，为求的一官半职不择手段？在关乎生死的危急关头，尊严和底线、准则……似乎都可以忽略了，未经他的苦难，我们无权指责他的选择。
张爱玲有一句名言：出名要趁早。虽然说，人不是为了出名而活的，但是“要趁早”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杜甫的父亲杜闲，生于682年，35岁任郾城尉，50岁担任奉天令，55岁前后担任朝议大夫、兖州司马等职。24岁的杜甫第一次科举考试不中后继续游历，36岁不得不再次参加科举来改变生存的困境时，已经由不得他靠才华来成事了。之后的他不得不面对现实，低头走路，这个时候能“豪放飘逸”，除非发疯。因为，潇洒肆意张扬的人生，需要以从容为底气，从容时需要以安全为保障的。从前总是不在乎，总是觉得还有路可走，不必着急，等到风雨骤至，只能仓皇狼狈了。若杜甫真的检讨过，不知道他的检讨中有没有后悔怎么不早一点进入仕途，最少早点为自己多找一条生存的路！失去了人生的设计，也就失去了“豪放飘逸”的资本。珍惜现有的资源，提前设计自己的生活，不要把自己最后陷入绝境……这也许是我们阅读杜甫之外的感悟了吧。
秋天的文字 癸卯年夏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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