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塔弄至今还在。
第十章
阿炳
从北站火车站出来，扑面而来一股强烈的都市的气味，离别上海仅二年，那灰沉沉的凝重的，弥漫着大革命的空气，竟让我莫名其妙产生一种紧张。车站四处的高音喇叭，播放着革命样板戏，别着红袖章的军人，射出严肃的目光，扫视着那一色青灰服装的人们。天上飘着毛毛细雨，撒在脸上，显得格外的清冷。
我踏上十五路电车，四站到北京路新昌路。我家住在新昌路路口救火会对面的弄堂，因弄堂口牌坊上有一座宝塔，取名宝塔弄。宝塔六年前被南下的北京红卫兵砸碎，只留下一个尖尖的模型。弄堂口两旁用红漆写的对联依旧没有褪色，估计春节前重新描过：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阿六头回来！弄堂里的毛毛首先认出我叫起来，哇地，一群小赤佬们围了上来，有替我拎旅行袋的，有的替我点香烟，几个大妈也走近瞧我，笑着说：又黑又瘦，你姆妈要心疼煞了，实足变成一个乡下人了！
被一种异常的热情所包围，一群人全然不顾一阵紧一阵的冷雨，簇拥着我，有的人居然伸出手来摸我被晒得黝黑的脸，在他们苍白的脸色中幻变出的笑容，彷彿透着一种蔑视和狰狞。我的耳边始终萦绕着那句话：乡下人回来了。乡下人？这就是弄堂里的人，给我的定位？见毛毛在我前头领路，朝他屁股一脚：快向我姆妈去报告！毛毛应了快，一路小跑。毛毛在小学与我同学，到五年级留一级，留出运道，变成七零届，我们六九届一片红，他却分配到大集体单位上海第七电子管厂。当年发育时，我一个劲地往上长，他原地踏步不动，停课闹革命时，我在弄堂里连着几次与人摔跤，每次都赢，所以他见我唯首是瞻。我就要向这几个大妈示示威，别看我是乡下人，上海工厂户头也不是照样听我话么！
快到我家三十三号时，被我幼儿园的班主任胡老师截住，她现在是里委治安委员，可威风啦，里委的地富反坏右都属她管。她见了我满脸慈爱的笑容，亲切地说：六进回上海啦，还回农村吗？我老实地点点头，叫一声胡老师。她的小儿子与我同班同学，也是长沙初级中学的，去云南军垦了。胡老师走近瞧我，十分仔细，眼光由慈祥渐渐变成一种怜爱，让我显得有点慌促，尽管时光流逝了许多年，至今这眼光还留在我的脑壁内。有一种感觉，她想拥抱我，但她还是忍住了。绝对想不到的是，她的小儿子，我的同学阿炳，去云南第一年就染上怪病，送到当地医院，深夜死在走廊上。
当我妈告诉我这消息时，我起一身的疙瘩。
胡老师就在我们里委食堂里为他儿子阿炳办的豆腐饭，阿炳的骨灰是她从云南带回上海的。豆腐饭上，哑雀无声，静得令人心寒。胡老师始终强忍眼泪，因为她是共产党党员，她只说了一句话：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阿炳在学校里与我打过一次架，我追着他从楼上打到楼下，最后在操场上俩人摔了一跤。他胖呼呼地力气老大，被我抢先卡住脖子，使劲抱我甩我。我可是摔跤老手，立马身子往下一蹲，重心全压在他的脖子上。他脸涨得发紫，喘气越来越粗，要不有人叫来工宣队，他一定会被压得半死，最后四肢趴在地上。
我俩被叫到工宣队办公室，这个工宣队队长高高黑黑的，问清楚我俩的班级后，就问出身。阿炳可红了，他爸是上海老模，工人阶级；父母都是党员。于是立即释放。当问我老爸干什么后，我以为我要进学习班了，学校里经常办流氓学习班，把人关起来，集中一个星期，天天学习老三篇，要求背出才算及格，这我不怕，我已经背出来了。关键是这学习班的成绩要进档案的，会跟着人的一生。想不到这个队长对我说，看你长得净净的，学会打架，别得没学？毛笔字会写吗？这一问，我心一下子安静下来，这毛笔字我从三年级就跟着市文化宫的钟先生学大楷和隶书，尽管这钟先生被揪出来，但他的名气也实在太响，连工人身份的队长也耳濡目染。所以我这一手字可黄婆卖瓜了。队长说，你不能当红卫兵，但能抄大字报，写标语，以后你就到标语组去吧。
到了标语组才发现，我这手字不吃香，新巍体遒劲有力，风糜大街小巷。于是我从南京路走到淮海路，寻觅新巍体的标语，暗暗在心里临摹。
那晚是一个冬天深夜，我全家都睡熟了，突然弄堂里传来一个极大的声音，叫道：李六进李六进！快到学校报道，毛主席发表新的最高指示啦！我全家都被惊醒，这可是无上的荣光啊，而且叫我的人是工宣队队长！每逢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发表，学校都要敲锣打鼓到市革委会去报喜，平时我只有羡慕地瞧着人家浩浩荡荡地出发的份。如今，老天有眼，射下一道光，照在我头顶上，是红光！
姆妈是一个高兴劲啊，翻箱倒柜拿出老爸那件英国花呢面子内衬澳洲小羊毛的短褂，外套崭新的上青色学生装，又把大哥的花格子围巾给我一个严实的裹包，连着说外边冷。父亲爬起床，点起烟，打开收音机，他老人家要听那是什么内容的最高指示？他的政治嗅觉在我家是第一，记得六五年，《文汇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老爸一字一顿，通篇读完，叹了一口粗气，说，收骨头的日子要来了。
老爸是一个硬汉，我一生从来没有见过他流过眼泪。六七年，他们工厂批斗资本家，老爸挂着大牌子全厂游斗，被打得伤痕累累，晚上很晚都没有回家，姆妈急得让我们到十五路站头去等，一辆一辆电车停下来，都没见他身影。大概到最晚一班车了吧，总算看见他站着那里，也没坐。实际上他屁股上吃足生活，血与裤子沾在一起，根本没法坐。
我五哥想上前扶他，他推开，自己走。回到家中，他趴在床上，姆妈是一边流着泪，一连替他撕下沾着肉的血布，他没啃一声。第二天照常上班。
那一年，我十四岁。
六六年，我十三岁，家中来了造反派，我们几个孩子都被赶到晒台上，只听见家中敲打的声音震天响，那是我们睡的铜床被拆，每一记如打在我的心头。半夜露天的晒台寒气压下来，人一惊一凛的，母亲握住我冰凉的手，弄堂里传来批斗我老爸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那一年，造反派的大红旗三次插到我家中，每插一次，我就矮下一截。造反派走后，母亲教训我们：都看着，今后做人夹紧尾巴，老老实实！这就是我的启蒙教育，后来放眼，改革开放后，资本家后代再做资本家几乎很少很少，这一代人，基本上都废了，胆子跟老鼠差不多！
老爸属虎，胆子大，在旧社会当老板，要经得住地痞流氓黑社会的敲榨和欺负，他先是在英国人开的工厂当学徒，学得技术自己开厂。工厂开在大自鸣钟，属公共租界。他的电镀技术在上海解放时，属于顶级的，他十分刻苦钻研，公私合营进了上海最大的钢笔厂。
我们家祖籍是宁波，家中规矩甚严，父母亲的往事一律深如莫讳。老爸最关心的是，报纸上关于资本家是否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他说，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就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他研究《毛泽东选集》得出的结论。后来落实政策，一次趁他高兴时我问他，为什么当初不去延安？凭你有文化，肯上进，有胆量，活下来我们至少是红色后代！他说，那时年轻，一心研究技术，根本不知道有延安；不过共产党不是说，民族资本家为中国的民族工业发展有贡献吗？他还说，上海解放的时候，他爬到工厂的屋顶上去瞧，听见闸北一带有枪声，第二天一早，马路两旁的街沿上，睡满解放军。他就组织工人送茶和早点。他说真正做生意最好的时光是陈毅当市长那段时间，地痞流氓一扫而光，订单也固定，从不拖帐；有一些老板，还讨小老婆，骨头轻了。从三反五反开始，日子就不好过了。不过共产党对资本家还是手下留情的，像开酱油店米店布店的小老板，上头派工作组接管帐本，叫店员揭发，凶了不得了，结果都抓起来判刑，说抬高油价米价布价，坑害百姓，捣乱市场。
他说，当时工厂也进驻了工作组，态度就不一样了，劝他早点公私合营，成立工会，让工会与他谈斤头。这些工人都是宁波人，当初从宁波逃难来的，老爸收留他们，教他们技术，他们叫老爸为师傅，叫老娘为师娘。结果文革来抄家的就是他们领的头，说老爸剥削他们，写了很多大字报和标语，从弄堂口一直贴到我家楼下门口。后来文革结束，他们还上门来，依旧叫师傅师娘，连声说对不起。老娘后来说，当初见他们扛着造反派大旗冲进我家时，差点吐血，后见他们来道歉，心想，良心未泯。
学校的报喜队由工宣队队长亲自打鼓，走上南京路，才发现大街两旁的商店全亮起灯，马路照如白昼，簇簇红旗从四面八方汇拢，亢奋的脸，彼此振奋；张扬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浩浩荡荡地朝外滩方向进发。
阿炳和我俩人抬着黑板走在最前面，黑板上贴着一张红字，红字上是我用隶书写的最高指示，谁也不知道这段最高指示直接关系到我俩一生的命运。
外滩被拥得水泄不通，如国庆节晚上看灯，走得慢一点，会被踏掉鞋子。停在黄浦江上的万吨轮船鸣响汽笛，一辆被红布围着的卡车徐徐开来，车上有一只大鼓，四个壮汉齐敲，万众瞩目，成为沸腾的中心。我们举着黑板变得寸步难行，工宣队队长叫上几个高个子，大家一起举着黑板，才挤到革委会大楼前。大楼的台阶上，站着市领导，满脸笑容地接过报喜的红字，阿炳趁机转过身，对着我们响亮地喊了一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很有必要！
他是喊给一个人听的，这个人就站着我们当中，她住在我家斜对面，她爸是大学的教授，被划成右派，判刑到安徽的茅丰农场。可她在小学里一直是大队长，眼角里也找不到阿炳的影子；可一到中学，变了，阿炳当上红卫兵，她可屁也没有，却有一副让人瞧了眼睛发直的漂亮。
学校分配时，她分配到云南军垦，阿炳原分配到黑龙江军垦，他主动要求降一级，与她一起去云南。谁知他这一走，回来的却是一盒骨灰。
从外滩回来时，队伍挤散了，但阿炳始终跟踪我，尾随着我，怕我会溜走。他那点心思我能猜不出，怕我与他的心上人同路回家！
大年初三，我去外婆家拜年时，在弄堂口又碰到胡老师，她把我拉到边上，悄悄问我：六进，我家阿炳在学校里是否与一个女生特别好？我摇摇头。我得装糊涂。她又问：是否与三十六号的孙家大女儿？我立马说：不可能，你说的是孙世英，孙世英在学校里时，被红卫兵的头头，高我们二年级的四眼锁定的，阿炳没有这个胆跟四眼争。胡老师说：六进，你没有跟胡老师说实话。说完这句话，她双眼如利剑直刺我的心脏，我想，我一定露出蛛丝马迹，否则孙的母亲，不会在这之后，进入里委的坏份子学习班。这是我母亲后来告知我的，我觉得自己实在太无用，连一句谎也说不实。孙的母亲是右派家属，本来就没资格参加的，胡老师的权力实在厉害。
再后来，听说孙世英在云南与一个当地的干部结了婚，知青返城的大浪潮过后，也没瞧见她回过上海的家。她爸落实政策时回到上海，满头银发，讲了一口标准的国语，在弄堂里渡来走去，在夜间像一个幽灵。
那时，阿炳的妈已经是里委支部书记，同学说，就因为这个原因，孙世英才不敢回上海的家。
老郭
初六胡子他们与我约好去红玫瑰家，她家住六合路，一色青色砖瓦的石库门房子，墙上爬满长春藤，绵绵不断一幢连着一幢。她家住一幢的前后楼。红玫瑰妈见到我们，高兴得一个劲地往我们手中塞瓜子和糖。我们还叫她上海姆妈。她说红玫瑰带着她外地表哥去外滩玩了，中午回家吃饭，让我们一定等她回来，吃过饭走。我们也不客气，胡子早说过，要吃回她一顿。
白东瓜仅几天没见，白了许多，穿着一件黑色毛大衣，一条紫色的围巾，不由得让人眼睛一亮，多瞧了几眼。她瞪我一眼：不认得啊？明早到你家去，让你姆妈认得认得！胡子马上接过灵子，说：唉唉，牛官明早请客，别把我胡子忘记啊？听说你家以前的保姆是从宁波状元楼退下来的厨师，你姆妈从他那里学来的烧菜技术，我想学两手，不会太小器吧！蒸笼头说：还有我！白东瓜说：对，把红玫瑰也叫上！
上海姆妈听我们全用绰号彼此称呼，一高光，说：对，把我家红玫瑰也带上！
红玫瑰在吃饭前赶回来了，见到我们，激动得眼泪汪汪，瞧她认出我们的模样，知晓已经恢复了病体。白东瓜把原来指导员被抓起来的消息告诉她，她妈在旁连连鼓掌。胡子说，这功劳也有牛官一份。他把前因后果一说，这下茅头全指向我。红玫瑰说：牛官人好，有缘份，你为什么不与阿美保持通信啊？白东瓜说：他通信还要通知你？他是秘密通信，地下工作者，对吗？胡子，揭发他！胡子说：你们怨枉牛官了，他说过，他要扎根七连，闹一辈子革命！蒸笼头说：不对，牛官喜欢人家追求他！白东瓜说：多么清高，现在还学起高中课本，想当臭知识份子！蒸笼头咯咯地笑，拉拉白东瓜的衣服。红玫瑰也跟着笑。白东瓜说：别拉我，我是为牛官好，他不是想入团么，那些团员背后在议论他呢！
我什么时候写过入团申请书？我有点气了。
白东瓜说：有人说你写过了。
蒸笼头说：我也听他们说，你入团入党申请一起交的。
胡子大笑，连说：谣言杀人那！杀人那！
蒸笼头说：唉唉，新年新岁，不能讲杀人死人。
白东瓜说：如我是指导员，一定让牛官入党，这又怎么啦？这个女饮事班长，长得这么胖，就可入党？
胡子笑得更厉害了！他指指白东瓜，白东瓜没脱大衣，显得更胖。我顿时明白他所指的含意，忍俊不禁，扑哧而笑。
白东瓜见状，站起身脱大衣，哇嚓，她里面穿了一件嵌花绸缎小棉袄，大概是她老妈结婚时穿得，实在太紧身，把她胸部鼓起来不算，腰间如裹素鸡一般，可分三段。我和胡子笑得呛出咳嗽。蒸笼头也捂住嘴巴笑。
干吗！白东瓜站着一声喝。
红玫瑰挂好大衣回来，说：唷，这缎子衣料多好啊，好像是英国进口的。
白东瓜赌气地说：今天中午不吃了，我只喝水。
菜上桌，哇，可让我们傻了眼：紫铜的高脚火锅锅身，擦得锃亮；下层烧着木炭，从当中烟囱冒着火星。揭开锅盖，沸腾的锅内，放着肉丸、鱼丸、蛋饺、白切肉、酱肉、冬笋、香茹、菠菜和细粉。不知谁说了一句：要多少票证才能凑齐这一锅啊！这上海姆妈把我们当大客人了！
这一顿大伙吃到喉咙口，打了几个嗝，再吃！
这白东瓜，说好只喝水的，可筷子就没停过。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一家家的轮着请客，由此成了一个既定的习惯，每逢探亲，每一家都得请客。因此我们这一帮人，对每一个家庭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熟。后来集体回城后，互相还帮着介绍对像呢。
在回鲤鱼洲前三天，胡子打来一个电话，问我，想不想开开眼界？我迟顿地问：轮得到我们乡下人？他说：这你就不懂了，下乡人大闹上海滩才叫一个抽筋！
绝对想不到的抽筋故事，胡子居然约我到黄浦区公检法门口见面。那是在福州路上，穿着深蓝制服的民警进进出出，平添一股肃杀的气氛。胡子说，别紧张，我大妹在里面。我问：啊，就是黑里俏的大妹！她捉进去啦？他做了一个打我的手势，说：哪个黑里俏？捉你进去！
他大妹出来了，原来是一个民警！上次去胡子家大吃一顿时，大妹端菜时亮相过一次，当时就觉得她与我们弄堂里的黑里俏特别像，刚想多瞅几眼，就被白东瓜逮住，胡子又恰在厨房，没敢认。这下，正大光明瞧一个仔细。大妹却可严肃了，连一个笑也不偿。她替我们登记后，就前面带路。
我问胡子：去哪里？我晚上还要去我大阿姨家吃饭呢，别浪费我时间好么？
胡子说：唉唉，有出息一些好吗？不会让你白来一趟的！
果真，没有白来，大开眼界！
世界还有这么巧的事。大妹昨天告诉胡子，在南京路上的八路电车上抓到一个小偷，说他是江西建设兵团九团七连的，这不是与胡子一个连队吗？说他姓郭。大妹让胡子来认一下，因为这个姓郭的人来上海，没有单位介绍信，会不会是流窜到上海的反革命！
大妹把人带进小房间，我和胡子吓了一跳，满脸的青皮蛋，一个眼睛肿得睁不开了。他见我俩，扑嗵一下就跪下，眼泪鼻涕齐下，嘴上说得全是胡话，根本听不清。
老郭，你怎么到上海来啦！胡子可认得他。
这个老郭近三十多岁的人，因父亲是地主，他也被划成地主，一直光棍，想不到上海知青来后，他的好运突降，鸡舍养鸡的小菊看上他了。他的长相初看时还以为是团里来的大干部，丰润的脸庞，搭配均称的五官，讲一口普通话，口才特好。小菊比我们大二岁，童年亡父，母亲在里弄生产组贴火柴盒，下面还有二个妹妹，缺少父爱的她，是从老郭那里得到了补偿。
胡子和我赶紧把他撵起，给他水喝。他一口喝光后，又哭了，这回说话能听清了，他说你们上海人真的讲文明，从电车上开始起打我，揪到马路上像游街，一路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揍我，我与他们前世无怨么！他们又不知道我是地主，哪来这么多的阶级仇民族恨啊！进了牢房，青红皂白不分，打得拉不出尿，还教我喝尿水可以療伤。好人坏人，全让你们上海人当了。
胡子问他：你来上海干吗？
他说一言难尽。
原来他家在上海有一个亲戚，他想春节期间，给小菊一个惊喜，独自一人来上海讨好小菊的妈，买了好多土特色，足足装满一个旅行袋，找到小菊家，吃了一惊，原来小菊家还不及七连的住房宽敞，白天放一个屁晚上还能闻到。他决定向上海亲戚借了十元钱，准备给小菊娘送去。他十元钱是装在中山装左胸口袋里，下了电车，一摸钱没了，钮扣还扣着，一瞧，口袋底下被刀子割了一个洞。
他佩服上海人！他欲哭无泪，于是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他再上电车，偷回来呗！
胡子问他：偷到没有？
他说：因为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就挤来挤去拼命找，一个老头子对着我说，贼骨头啊？我听不大懂，旁边一个女的叫了一声，贼骨头！后面就是一拳头，打得我双眼冒金星，接下来，我就变成了贼骨头，越喊被打得越凶！
胡子说：瞎说对么，编故事？
哇，我佩服胡子，火眼金星！
他说：你是鸭司令，他们叫你胡子。他又指我说：你是放牛的，他们叫你牛官；你俩又是司令又是官，我一个地主，敢吗？
胡子问：你是逃出来的？
老郭说：这倒不碍事，我已经是地主，地狱的最下层，没法再下去了。
胡子说：好啊，有种！
后来连队派了一个女干部到上海把他担保出来。
他回到连队受记大过处分，写进档案。他说他蹲过监牢，他说监牢里一个月可以吃一顿红烧肉看一次电影，在七连只有农忙才能吃红烧肉，他爸临死最大的遗憾是双抢时，食堂供应红烧肉，一份三角钱，舍不得吃！至于电影，一年最多二次吧？坐过牢的放出来属于坏份子，但本身是地主，地富反坏右，排第一，最坏了！所以记大过处分，如拔一根鸡毛。
他的上海之行，凭三寸不烂之舌，获得小菊加分，更获青睐。二年之后，我去连部时，瞧见他抱着他们的儿子，让儿子吮他的乳房，他说：他妈没奶水，我的奶里有一点血，就当孩子他妈了。
听了只觉酸酸的。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