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在研究世界近代史时对世界近代史的一些思考，试图理清层次并把握历史的脉络，个人见解，一家之言。
历史事件是一个“链式反应”。
即每一历史事件都有可能由某前一历史事件引起或导致，同时该事件又有可能导致另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
在全球史观下，公元1500年左右，人类文明步入近代，地理大发现导致人类各文明之间联系空前加强，世界史也真正成为世界史。欲谈近代，需要追溯到近代开端的上一个“链环”，即中世纪后期，追寻中世纪后期影响近代开端的诸“链环”。
中世纪中后期时，在欧洲已有许多商业城市，中地中海亚平宁半岛的威尼斯、热那亚、米兰，波罗的海沿岸的里加等城市；甚至欧洲有商业同盟，比较著名的是汉萨同盟等。商人对商业的经营，对财富的获取后事业的成功，使商人增强了自信心和个人主义意识；拜占庭帝国灭亡后，大批学者逃往亚平宁，带去了古希腊罗马文化，最终带给了欧洲文艺复兴，导致个人意识的大觉醒。
繁荣的市民社会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是人类自由意志觉醒的摇篮。
近代起源于人的个人意识大觉醒。这种个人意识的觉醒一方面表现在普遍地进行理性思考：一是对科学的重新审视与思考，哥白尼的“日心说”向宗教权威发出挑战，虽历经磨难，甚至像布鲁诺这样的人做出牺牲，却最终使科学从中世纪的神学中解放出来。
科学，是人类自由意志觉醒的翅膀。
另一是对宗教本身的思考，当“赎罪券”这种教廷腐化的产物出现时，即使是宗教界人士亦对此产生质疑，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在宗教体制内闪耀着理性思考的光芒，在宗教权威受到挑战后，一个个宗教改革者出现，导致天主教在理性思考下，分崩出新教诸教派，即所谓“宗教改革”。
马丁·路德对所谓的“权威”的挑战，证明宗教不应该成为人类思想的枷锁。
宗教改革进一步打开欧洲人思想的闸门，在中世纪位高权重的教皇的权威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了，这是一种挑战的成功，是理性的胜利。
正是这种胜利大大激励了后来人，17、18世纪，从英国的霍布斯、洛克到法国的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等人，这些闪耀着理性光芒的思想者开始思考人类的政治与社会，他们的成果——“启蒙思想”成为了再后来西方民主政治的最直接的理论基础。
启蒙运动是人类思想的又一次飞跃。
个人意识除了体现在“再思考”外，还体现在强烈的探索精神、求知精神与财富欲上。地理大发现是在探索精神支持下与对财富的渴望的驱使下的完成的，其后，西欧五国（西葡荷英法）相继走上了掠夺与奴役、殖民之路。在这种基于对财富赤诚的渴望的掠夺下，大量财富流向欧洲与北美。在对财富的渴望下，以及近代科学和财富提供的条件下，人们发现新的致富方式：使从手工工业走向机器工业的“工业化生产”。
工业，这一神奇的生产方式，打开了时代的新闸门，新时代像潮水一般涌来，翻开了人类历史的新一页。工业化反过来又作用于殖民方式，单纯的掠夺与奴役不再适合新时代的要求，殖民地需要为工业生产提供原料与市场，与之前相比这样的创造财富方式更加容易。
工业时代，绝对是人类历史最伟大的时代。
殖民行为的另一个结果殖民地，伴随着工业革命，本身又在发展着，无论是直接统治、间接统治或者是其他各类隐性控制，从最初的非洲、美洲海岸再深入两大洲腹地，扩展到到亚洲、澳洲、太平洋诸岛，整体上讲是在不断扩大的。殖民者的胜利，或者是因为先进文明战胜远远落后的文明的必然（以非洲、美洲为主，非洲、美洲土著文明武器落后，难以与之抗衡），或者是因为对方文明的发展与潮流的脱轨（以亚洲为主，如大清国、日本国的闭关，印度的混乱与分裂等），但无论如何，与飞速进步的欧洲相比，它们被推向历史进程的边缘，被边缘化了。不得不承认，这样造成了一个客观的结果：世界上的“核心”国家（殖民国）体系与“边缘”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体系的并立，在19世纪世界被瓜分完毕时，这种局面正式成立。
在“核心”国家体系内，发生着两大变化：其一是国内的变化。之前提到的理性思考，对政治的影响便是民权的兴起与胜利——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当然这种具体的胜利方式因地不同，或者相对平和，或者极为激进。民主政治之源很难说不是个人对权利的意识大觉醒。其二，在于国际上或者是国际关系上，伴随着“核心”国家之间的争霸，民族主义的蔓延。当然纵观古典时代或者中世纪，世界各地国家间的战争如家常便饭，中世纪的战争，臣民向皇帝、国王或者封建主效忠，为义务所束缚，因而去服兵役。但到了近代，由于普通民众对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重新审视，“为国王而战”的口号变得不再那么有吸引力——因为这个国王可能是一个暴君。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得到重新定位，国家是由个人构成，国家不再是国王的国家，而是属于民族的国家。国与国的战争应该是民族的战争，而非国王们的战争。法国大革命期间，法王路易十六通谋外国的问题，最终被送上他自己设计的断头台。稍后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民族主义在战争中体现了封建效忠所无法相比的力量。民族主义在争霸中蔓延，在德意志和意大利，民族共同体的呼声高涨，民族主义带来的好处绝不仅仅是战争方面的，当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出现，关税壁垒会削弱，商贸显得更加容易，政治更加稳定，这都是公民所需要的。
拿破仑战争，是对民族主义理念在欧洲的传播一次巨大的推动。
在“边缘”国家体系内，也有变化发生：最初是遭受利益极大的损害，资源被掠夺，甚至是人的掠夺（但在当时奴隶、苦工更算是一种资源），领土被侵占，原生政权被消灭或者削弱，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被摧毁（如美洲印第安文明）。这种侵略必然会激起反侵略情绪——人的天性如此。当“边缘”国家的民众发现他们的皇帝、国王或者其他封建主们在与入侵者勾结时，“边缘”国家的民族主义也诞生了，拿清朝举例，洋务派、义和团运动与康梁等人的努力的最终结局，使民众看清了大清并不是“民族的”国家。所以只有依靠民族的力量，只有通过民族主义摆脱这种境地。同时还要战胜王权的专制，实现政治民主。这是在“边缘”国家人的觉醒。这种觉醒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外力下的觉醒。
大清的维新运动，是一次民族主义的觉醒。
由此引出一个问题是：“边缘”国家与殖民地在争取民族独立时，往往强化“民族独立”胜过“民主政治”，某些时候甚至是还要保证本国封建王权的地位，中国的维新运动与光绪皇帝的关系、义和团的“扶清灭洋”、日本明治维新对天皇的“大针奉还”、印度的“占西女王”，这种并非民主前提下的“民族主义”似乎体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民族觉醒先于个人觉醒。当面对的外来侵略难以抵抗，一方面是固有的传统忠君思想，另一方面由此可以保证力量的团结，当然前提是“君”不与入侵者勾结。
到20世纪前早期，“核心”国家间的争霸、“边缘”国家与“核心”国家的斗争、“边缘”国家内部变革式内战构成近代战争三种主要类型。“核心”国家间的争霸的结果，胜利与失败，往往影响着“边缘”国家，当拿破仑横扫欧陆，伊比利亚两国惨遭打击时，为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带来了契机，拉美人的斗争获得胜利，至少在政治上取得独立，这是一种结果；另一种结果是殖民地在“核心”国家间互相转手，这种例子非常多，早期的英西战争、英荷战争、英法七年战争，后来的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直至后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殖民地或者“边缘”国家与“核心”国家的斗争，有的很快胜利了，如拉丁美洲的独立，又如美国的独立，日本的强盛，后两者甚至跃入“核心”国家的行列；有的在不断反抗中呈现的是愈陷愈深态势，如大清帝国，印度。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不久，殖民地或者“边缘”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如在美洲、东欧、东南欧、以及西亚的土耳其。
英西战争，近代核心国家间对世界的争霸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传统欧洲“核心”国家在战中遭到极大削弱，成为殖民地与“边缘”国家的争取独立的大好机会，20世纪中叶，西亚、南亚、东南亚、东亚、以及非洲又掀起新一波独立大潮，此后，从世界范围来看，民族国家成为世界的主流。独立的国家对民族利益的热忱，以及对个人的重视，民主政治的渴望，认识到要在经济上进行工业化，政治上推行民主化。前文提到，由于客观上的原因不少国家对“民族”强化胜过“民主”，同时存在事实上的不够民主，民权意识远远弱于民族意识，甚至由于民族意识的强烈蔓延下被忽视，因而政治民主化的推进并不容易。
因为独立运动潮流，“核心——边缘”结构被打破，民族国家井喷式地诞生，犹如百花齐放。
除了在经济与政治上，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工业化使人类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饮食、起居、交通、医疗卫生、教育、娱乐等精神生活极大地得到改善与丰富。个人意识的觉醒使人懂得自由地思考，在自由的普世价值下，社会发展带来的后浪推前浪式的各种社会思潮的迅猛出现成为可能。
在科技的进步的条件下、殖民活动与反抗、殖民国家间的争霸带动了军事技术和军事理论的进步早期殖民时代，蒸汽船成为了作战工具，第一次世界大战飞机、坦克成为新的作战武器；在殖民地与“边缘”国家，人们主动学习先进军事技术用以反抗，在取得民族独立后重视军事工业的发展，这也是军事技术进步的另一个例证。
在国际关系上，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国家以独立的人格参与国际活动，尽管有些时候难免有大国霸权的色彩，但这毕竟是一种进步。
民族主义的凝聚力，使国家能够像人一样具象化，例如像人一样开会。
当然，近代化也带来了不少问题：从早期的残酷的殖民掠夺，到工业化中的资源的过度消耗与浪费、环境的污染、经济危机带来的危害、产业工人生活境遇极端恶劣、失业、贫困，再到战争对人类世界的摧残。但总体上讲，人类社会是进步的。
这里不得不提到的是，在雇佣的生产方式尤其是工业化下诞生了一个新的阶层——产业工人。在最初，资源与工厂的所有者，即所谓的资本家，在财富欲的驱使下，尽最大可能的挖掘产业工人的力量，甚至有时是极其残酷的，表现在人对人的压迫，产业工人的获得与其付出并不对等，往往极其悬殊。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这一个阶层逐渐壮大，也在逐渐觉醒，思考现状与未来。
一个阶层需要有它自己的喉舌。于是卡尔·马克思等人横空出世。这位思想家提出“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在欧洲，他的思想理论成为工人运动的理论指导。然而，实施与他预料的相反，社会主义并没有最早在工业发达的欧洲诸国实现，而是在当时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泥潭的俄罗斯。
卡尔·马克思的思想的诞生，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密不可分。然而一种思想终究很难超越它的时代。
在恩格斯—卡尔·马克思亲密挚友—与第二共产国际时代，欧洲工人运动领导人们分裂，不少人支持各自国家的政府，以参政党的形式进行议会斗争，无意“国际的”共产主义，在“国际的”主义与本国民族主义之间选择了后者。从结果上看，经过努力，到20世纪，工人阶层可以通过民主的形式享有政治权利，不管这种动因是不是资本主义民主政府源于对武力斗争的恐惧而被迫调整和妥协，但毕竟为工人阶层提供了另一种表达的途径。这一点说明，共产主义至少暂且不能取代民族主义成为主流。尽管俄罗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共产主义者，然而20世纪末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最终解体为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最终还是胜出了。
苏东剧变，是民族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的胜利。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苏交恶，当苏联以”社会主义老大哥”的姿态，打着“国际共产主义”的旗号执行大国主义干涉他国时，中国的领导人宁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也不愿成为被人控制的附庸国家，因为本国的民族主义、民族利益比国际主义更重要。苏东剧变，中国邓小平改革，无不说明了当代的国民的实际幸福、国家民族利益的民族主义更加现实，更加“接地气”，尽管按照共产主义的设想下的人类前景十分辉煌。邓的“黑猫白猫论”实质上也是民族主义的体现。故而，20世纪中叶以后，尤其是苏东剧变后，当今世界是一个民族国家为主导的世界。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口号，充分体现出当代中国本质上已经走了民族主义道路。
世界近代史是一段殖民史，从地理大发现后紧接着早期殖民主义开始到殖民主义的膨胀，在全球殖民体系建立过程中伴随着“核心”国家间的争霸和“边缘”国家与殖民地的反抗，最终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崩溃。在这个殖民的时代，是以个人意识的觉醒为起点，民族觉醒下民族主义成为时代的主流为终点。当世界成为由一个许多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时，世界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未来世界将是朝哪个方向发展，成为怎样的世界，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民族主义的潮流会在21世纪依然坚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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