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国诗坛上的珠穆朗玛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个时代。政治经济上的大繁荣，造就了唐诗的丰腴多彩。初唐、中唐、盛唐、晚唐，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唐诗成就璀璨，高峰迭现。

初唐的早期，诗坛基本还是笼罩在南朝宫体诗风之下，诗歌内容空泛虚弱，外表“残红艳粉”，内在衰老贫血。待到“初唐四杰”的出现，犹如清风拂过，吹散这靡靡之音。王杨卢骆，他们“年少才高，官小名大”，勇于改革浮夸的南朝诗词，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转移到了广阔江山和边塞，扩大了诗歌的题材。其次，他们重视抒发一己之情怀，作不平之鸣，因此在诗中开始出现了一种壮大的气势，有一种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比如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种立功边塞的慷慨情怀，与当时弥漫诗坛的齐梁余风迥然相异。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婉转的音调，深刻的哲思，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就木的信息。

盛唐时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的诗坛是群星璀璨。山水田园派与边塞诗派交相辉映，更有“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这样神一般的存在，一时间多少佳作流传。

山水田园派的掌门人当属王维与孟浩然。王维的诗宁静中总带着那么几分禅意。“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他笔下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空灵寂静的境界，展示自然界的勃勃生机。孟浩然的山水则不似王维这般精致秀润，他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寥寥数语，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

不同于山水田园的宁静明媚，边塞诗派是那么的张扬激昂。他们是盛唐的仪仗队，展示着盛唐的国威。高适的“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岑参的“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这群边塞诗人，或歌颂战争中一往无前的昂扬斗志，或诉说战争的艰苦与残酷，都那么气势灼人，因为他们是盛唐的诗人，盛唐诗坛的风云人物，喷发的是永远震撼人心的边塞英雄交响曲。

唐诗的巅峰是李杜。李白雄奇飘逸，杜甫沉郁顿挫。李白是浪漫的诗仙，他的诗是喷涌而出的。杜甫是现实的诗圣，他的诗是反复咏叹的。虽说杜甫比李白小11岁，然而记忆中杜甫却要老得多，俨然是个拄着拐杖的老头子，形容憔悴。安史之乱持续了八年，杜甫就像个战地记者，一路走来，一路写来，战争中的大事件，战乱的破坏，百姓的疾苦，自身的坎坷，在他的诗中都有着生动的反映。“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一场战乱，盛唐气象被扫得七零八碎。

抛物线到了顶点终要回落，盛宴终将散场，中唐的诗坛已不复盛唐的热闹。动乱刚刚结束，路在何方？麻木、迷茫，文人们是眼冷心冷，诗坛一时沉寂。大潮退却，总还会激起几朵浪花的，沉寂过后的诗坛又迎来了一个小高潮。“不平则鸣，以文为诗”的韩愈，“硬语盘空”的孟郊，“苦吟诗人”贾岛，“诗鬼”李贺，还有元稹、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等等，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中唐的时代主题是革新，这反映在文学领域就是两场轰轰烈烈的文学运动。韩愈、柳宗元领导的古文运动，以复古为创新，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元稹、白居易倡导的新乐府运动，信奉“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进行自下而上的改革。然而改革并没有挽救日渐式微的诗歌，盛唐的丰腴再也回不去了。

中唐改革的锐气逐渐消磨，晚唐政治形势更加恶劣，衰败的结局早已注定，忧国忧民的诗人只好咏史怀古了。“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杜牧的“翻案”文章写得是见解独到。唐诗的发展，盛唐是个无法企及的巅峰。然而中唐诗人在盛极难继的情况下，另辟蹊径，又是一个高峰。诗发展至此，大有山穷水尽之势，这时才华横溢的李商隐登上诗坛，开拓出一个充满朦胧美的诗的境界，将诗歌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他的不少诗深情绵邈，情思流动而意旨朦胧，往往可作多种解释，极大地扩大了诗的感情容量。

唐王朝，中国历史上的这一道辉煌，终于黯然熄灭了。唐诗也以寒蝉一样凄切的声音，唱出了最后的失落。“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这是在哀悼六朝的沦落，也是为唐王朝送终，为唐诗留下最后的叹息。

唐诗，是中国诗坛上的珠穆朗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一个无法企及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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