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摔跤磕破了膝盖，蹲在地上哭得泪眼婆娑，父亲就在不远处的地方干活，我一边哭一边瘪嘴看着他，期待着他能过来扶一把。
父亲咧嘴露出一口大黄牙，一步没挪，一扬手，我那充当玩具的独轮车轱辘就欢快地滚了过来，我不哭了，过去捡起车轱辘，同时再也不期待他能给我什么安慰了。
那时候穷，我的零花钱都是一毛一毛的，舍不得买零食，这一点遗传自父亲，他就是一个相当节俭的人，哪怕在十几年之后，我们家添置了冰箱洗衣机，他还是会在去集市上买菜的时候，拎回来半尼龙袋子蔫了的茄子，因为便宜。
这种习惯在生活条件提高了之后都如此根深蒂固，更别提是在那个天天啃棒子面的零几年。我的童年很缺钱，但从来不缺零食，因为父亲跟一个开商店的老头熟悉，对方家里的存货有什么过期了的，包装坏了的，总之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法出售的，时不时地就会送给我们家一点。
我仍旧记得有一次他用一个脏兮兮的袋子兜回来一堆化得黏在一起的糖，已经分不清牌子和样式，那时候我也不识字，只记得突然有点零食填嘴，吃得欢天喜地。右边槽牙上那个黑洞洞的曾经要了我半条命的大窟窿，就有这堆糖的功劳。
除此之外，他还带回来过蛋黄派，小雪饼，各种各样的奶和乳饮料，但他几乎没碰过，他不喜欢甜的东西，那时候良哥貌似还没出生，我开心地享受着独生女的待遇。
后来我上初中，羡慕起那些会被家长探望的同学，我多么希望老师能够进来说一声:宁希艳，你家长在外面等你。
然而这种情况，一次都没有发生过。他一共就来过四次学校，第一次是送我入学，扛着我的大行李登上四楼，没说两句话就走人了。第二次是开家长会，他把我落在家里的擦脚毛巾装在了上衣口袋里，告诉我:“你擦脚布子落家了。”看着那已经破到透明看不出本色的毛巾，我生怕周围的人看见，赶忙说:“不要了……”于是……他又塞回了口袋里。
还有一次是我强行召唤过来的，因为学校规定必须穿校服，我坐到座位上才看到自己腿上运动裤那不和谐的线条，于是不情不愿地走到小卖部拨号，说清楚情况，就跑去门口等。
虽然我也一直期待着我能在校门口见到家里人，但这次性质不一样，我期待的是那种突然而至的惊喜，这次，却是在给家里人找麻烦。
熟悉的摩托车声响起来的时候，我看见父亲后座上绑着的衣服颜色，心沉了下去，果然拿错了。
后来的结果自然是又重新拿了一趟，我把衣服拿回教室，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不知道为什么。
蓦的，又想起最初那次摔了膝盖，父亲递过来的那个车轮子。
最后一次就是去补牙，那不知道嚼了多少劣质糖果的槽牙，终于在我肆无忌惮地吃了一顿饼干之后发出抗议了，我疼了两天，终是抵不过那一抽一抽的痛感，跟学校请了假。
可惜我的父亲并不是一个擅长求医的人，他带我去了县医院，去了路边的小诊所，去了药店，最后带回来一堆大大小小，苦味程度不一的药片。
过两天英语老师问我牙疼在哪买的药，她婆婆也牙疼，我看着旁边那大包小包哭笑不得，那药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吃的，可能是看心情吃的吧，很庆幸我还活着，没因为不科学服药成为学校进行安全教育的反面素材。
高中时候，我那种期待着家里来探望的心情也淡化了，每次跟父亲打电话只有两个内容。
爸，我明天放假。
爸，我没钱了。
就这么两个内容穿插着，高中三年一晃而过，大学第一年的国庆，我一个人去校医室为我另一个牙洞贡献人民币，被医生拿着冰冷冷的器械每周折磨，持续了一个月，花钱如流水。
每每跟旁人提起，都会有人夸我勇敢，一个女孩子，敢一个人去治牙，好歹找个人陪着啊。我想起父亲初中时候带我去治牙拎回来的一堆药片，不在意地笑笑:这算啥。
比起这个，我更惊讶于我出手的大方，那笔治牙的费用，对于我们家来说还是需要斟酌一下的，但我就那么花出去了，没有任何犹豫。
我想这和父亲的通话不无关系，他的回答如同我的叙述一样简短。
“爸，我没钱了。”
“昂。”
他不会说什么漂亮话，但总会用实际行动来表达，我想这是那个年代，被黄土地喂养出来的所有父亲的共性吧。
他的爱是满满的粗线条，一点不见细腻，就像有一年严冬，他骑摩托送我上学的时候，我后面披着的军大衣，就是在那天，我冻伤了耳朵。
所以当别人说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的时候，我都会摇摇头:我是我爸的军大衣。
我也被父亲养成了一个粗线条的女孩子，会徒手把三节一面墙那么宽的大柜子挪出半人宽的距离，切出来的火腿肠却歪歪扭扭的。
前两天良哥跟我说，爸不爱我了，我一边一笑而过，一边思考起来，他爱一个人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想来想去脑海里还是那对话。
“爸，我没钱了。”
“昂。”
老弟啊，别乱想，只要他还肯给你钱，他就是爱你的。更何况不还有我呢吗。
良哥比我幸运，我有的爱他都有，除此之外，他还有我这个姐姐，我有足够的自信说自己是一个会爱人的人，因为有一个叫父亲的人已经教过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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