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打工诗人”的文学傲慢

早上起来刷豆瓣（错误的举动），又看到几个友邻在批评我昨天发的那条关于“打工诗人”的广播。忍不住再多解释几句。结果写完之后发现一上午时间没了。好吧，如果能让更多人关注这个群体，也不算浪费时间。

“打工诗人”确实不是一个合适的称呼，但我并不认为这种说法必然是歧视。对我而言，它更像是身份或经历的简介。正如介绍某位诗人是北大、哈佛的客座教授时，我们通常不会认为这是对诗人的歧视；而作为一个群体，“打工诗人”是有所指的，就像“农民工”的说法可能也不恰当，但我们不能因为不恰当的说法就放弃去言说一个群体。

有不少人认为，应该离开作者的身份去谈论作品。如一位友邻所讲：“诗歌的专业读者只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诗歌本身。”这一常见的审美评判标准是我极力反对的。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我们对作家的身份和经历了解得越少，我们对其作品的理解就越纯粹。那么所有的作者简介和作家传记都是不该有的，因为那些背景只会干扰我们的审美。

很少有人愿意承认，我们事实上是无法脱离、也不应该脱离作家的身份和经历去看待其作品的。不管有意无意，作家都在用他现实中的行为来诠释他的作品，这种诠释很多时候比任何文学批评都更有力、更有效。一个极端的例子：当一个诗人自杀后，我们便再也不能像之前那样去看待他的作品了。我们将不由自主地将他自杀的行为同他生前写的诗歌联系起来，从而赋予他的诗歌更多的意义。这种意义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是牵强附会甚至是亵渎。相反，我认为这是对诗人自杀行为的尊重。一个人的自杀使他的写作变得更真诚。当然我并不是鼓励诗人自杀。

与之相关的，如果没有保险公司的工作经历，卡夫卡的文学形象将会大打折扣。正是因为卡夫卡在作品中不时流露出对工作及其背后体制的厌恶和恐惧，才使得他对普通读者永远保有一种吸引力，因为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卡夫卡。

再回过头来谈“打工诗人”。在展开之前，需要稍微界定一下这个群体，因为有人似乎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是“打工仔”。“阶级”的概念已经蒙上了太厚的历史灰尘，以至于我们现在很难去准确描述一个群体。但稍想一下就会明白，我们所说的“打工诗人”指的是那些从事艰辛的重复性生产劳动、工时长报酬低、很多时候都得不到法律保护的底层劳动人民，也就是十九世纪意义上的工人阶层。

我知道很多坐在办公室里打工的诗人是瞧不上那些在工厂里打工的诗人的，就像很多专业诗人认为余秀华的诗歌不值一提。我理解他们的这种判断，他们所秉持的正好就是上文提到的评判标准：“诗歌的专业读者只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诗歌本身。”

平心而论，论诗歌技巧、语言密度和文学意识，余秀华及其他“打工诗人”的大多数诗歌的确不能提供更多新意。以我的肤浅的观感来判断，他们的很多诗并未突破朦胧诗的美学范畴。他们带给我的刺激更多是生存层面上的而非美学意义上的。但对我而言，这不是贬低而是赞美。当代文学的贫弱恰恰是因为它们只在乎所谓的美学而不关心生存。

我相信我们必须回到这些工人所处的环境，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们的作品。当一个富士康的工人汗流浃背地走在回集体宿舍的路上，当一个煤矿爆破工吸着粉尘在井下铺设导火索，当一个制衣女工在缝纫机上给一件她买不起的吊带衫踩线时，默念、构思诗歌已经近似于在念祷词、唱赞美诗。也就是说，对他们而言，诗歌几乎已经承担了宗教的意义。在这种闪亮的意义面前，奢谈技巧的不足如果不说是可耻的，至少是可疑的。我所说的“中国文学的奇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

退一步讲，即使仅就诗歌谈论诗歌，或者说仅就形式而论，如果我上面的判断没有太大问题的话：我们依然需要书写“朦胧诗”或其他类似的“落后”于当下文学实验/创新的诗歌。因为美学的“启蒙”（又一个争议点）是多个阶层的，也就意味着它不是共时的。就是说，虽然今年是2020年，但有人的审美旨趣因为各种原因还停留在1990年代之前，如果我们认为这些人也有权欣赏诗歌，那么就应该有人继续为他们写作较“旧”的诗歌。对于他们的受众而言，那就是最新的诗歌。

而对许多“打工诗人”而言，摆脱身份的“束缚”，很可能是一个值得警惕的美学陷阱。我看过一些“打工诗人”的访谈，他们其实也急于丢掉“打工”这个标签，以便回到一个纯粹的文学领域（其实并不存在）——就像过去十年间，我一直无意识地想要在小说写作中丢掉“农民/农民工的儿子”这一身份一样——我不是说，我们要以“打工诗人”这样的标签为荣，但不应该去学习那种去政治化、无身份意识的写作，那不是进化，而很可能是堕落。

一个也许并不恰当的例子，是郑小琼的诗歌。她是我读到的第一位“打工诗人”。“她站在某个五金厂的窗口/背对着辽阔的祖国，昏暗而浑浊的路灯/用一台机器收藏了她内心的孤独”。多年前，我第一次读到她的诗歌时，就感到很震撼。“站在五金厂的窗口/背对辽阔的祖国”这种空间对比是任何坐在空调房里的诗人构想不出来的，这种审美刺激无法、也不应该脱离抒情主体的具体境遇。但遗憾的是——我有几年没读过她的诗了，这种印象可能并不准确——也许是受到主流诗歌圈推崇的缘故，她的诗写得越来越宏大、繁复、晦涩，也就是越来越有技巧，而我再也读不出她早期诗歌里那种粗粝却清醒的诗意。

当然，我始终记得，十几年前郑小琼拒绝东莞作家协会的驻会聘请而执意继续打工这件事。在我看来，她是一个有着赫拉巴尔式心灵的中国诗人。仅就这一点，我就始终对她保有敬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技巧不错的诗人，却削尖了脑袋向体制靠拢，并且还试图隐喻化他们的这种行为。同样，批评余秀华诗歌水平的人应该自问：如果是我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我还能写出什么样的诗？我还会写诗吗？我还能活下去吗？

所以我说，就诗歌谈诗歌，如同为文学而文学，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文学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