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陆霖
01
莫洛托夫1890年3月9日出生于俄罗斯维亚特省诺林斯克市。全名叫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依洛维奇·莫洛托夫。
莫洛托夫早年投身革命，15岁在喀山上学时期参加布尔什维克学习小组，次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09年至1949年间，曾多次被沙皇政府逮捕、流放，但都很快脱逃，并在彼得堡综合技术学院接受了良好教育。
莫洛托夫不是那种叱咤风云的革命活动家，但他以兢兢业业、埋头苦干的务实精神，成为不可多得的党务人才，使他在党内的地位节节高升。
莫洛托夫1912年同斯大林相识，当时他们正在筹备出版《真理报》。后来俩人的关系由于革命前的共同命运而更加密切起来：他们都有相当长的时间是在俄国的监狱和流放地度过的。莫洛托夫自己后来承认，他在那时已成为斯大林的密友。
1921年，时年31岁的莫洛托夫一跃成为中央责任书记。这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始料不及的，莫洛托夫对此也感到很突然。但他心知肚明，他当选为中央书记一事是事先定好的，而且显然同斯大林有关。从一些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斯大林是做出这一决定的“关键”，因为他清楚中央里缺少“自己的人”。
1921年，莫洛托夫调到莫斯科，成为中央书记处执行书记（类似于我国文革前中央总书记），此外还被选为政治局第一候补委员，这就是说，无论哪位政治局委员缺席会议（因出差，生病），他就可以有表决权。
在莫洛托夫政治生涯一帆风顺的时期，他的爱情生活却遇到了一点波折。他与一个叫做里谢托芙斯卡娅的年青女子结了婚，但这次婚姻不久就失败了。里谢托芙斯卡娅离异后另嫁他人，她的下一任丈夫是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
1921年苏联召开全苏妇女代表大会，各路女性精英云集莫斯科。莫洛托夫分工主管这次会议，这无疑给年青的党务活动家提供了良好的择偶机会。
青年时代的波林娜·日姆丘仁娜（右）
佩尔·西蒙诺夫娜·卡尔波夫斯卡娅，1896年生于乌克兰亚历山德罗夫省（现为扎波里日亚州）乌耶兹市波罗季村的一个犹太裁缝家庭。十月革命前夕，乌克兰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犹太少女佩尔如同当时众多青年男女一样，积极投入了革命洪流。在国内战争时期，18岁的佩尔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苏联共产党），在红军部队里担任宣传委员。她把自己的名字由佩尔·卡尔波夫斯卡娅改为波林娜·日姆丘仁娜。在意第绪语里，佩尔（Perl）是珍珠的意思，作为革命者，她不想自己有一个带有布尔乔亚意味的名字。1919年，波林娜被组织派往基辅、哈尔科夫等地开展地下工作，年青的姑娘在秘密斗争战线上崭露头角，很快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二十年代初，她已是乌克兰州妇女部部长，这次作为乌克兰共和国代表参加本次大会。
会议期间，波林娜突然患病住进了医院。这次微不足道的意外事件成为她一生命运的转折点。如果不是由于患病，性格内向、不擅交往的莫洛托夫绝无可能在芸芸众多的女代表中注意到波林娜。
大会负责人莫洛托夫到医院作了一次例行公事的探望。这个活泼开朗而充满激情的姑娘使他一见钟情。波林娜虽然认识莫洛托夫，但仅仅是在党的会议上听过他几次报告而已，当面接触却是第一次。在她的心目中，这些前辈革命家、年青人崇拜的偶像，理应是气度恢弘的非凡人物，而眼前这位30出头的中央书记却生性腼腆，文质彬彬。这使她觉得新奇，同时增加了亲近感。
作为大会主持人，莫洛托夫得以名正言顺地多次探访波林娜，这种行为本身明显地传达了一种微妙的信息。在日益频繁的接触中，他们的关系潜移默化。果然，波林娜康复后没有回乌克兰，而是留在莫斯科，与莫洛托夫举行了婚礼。
02
二十年代苏联的政治生活比较正常，领导人之间关系和睦，往来频繁。1924年列宁去世后的一段时间内，这种情况也没有太大变化。
在克里姆林宫新的生活圈子里，波林娜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其中有斯大林的第二个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人们都亲切地称她娜佳。斯大林在莫斯科远郊有一座森林别墅，那里空气清新，景色宜人，是领导人们不时聚会的地方。莫洛托夫夫妇也是那里的常客。
在这些宁静的日子里，波林娜生下了他们的女儿，取名斯维特兰娜。在当时，这时一个颇为时髦的名字。很凑巧，两年后斯大林的女儿出世了，名字也叫斯维特兰娜。
莫洛托夫(左一)与斯大林亲密无间
莫洛托夫是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就连名字也反映出他们密切关系的渊源：在俄语中，“斯大林”的含义是钢铁，“莫洛托夫”的含义是大锤，毫无疑问，这把“大锤”是由“钢铁”铸就。莫洛托夫对斯大林以“你”相称，并可以亲切地称呼斯大林革命前的名字“科巴”。在政治局里，能这样说话的人寥若晨星。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苏联开始了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莫洛托夫受命主管这个运动中最核心的环节：消灭富农。他坚定不移的执行斯大林的旨意，用铁血手段推进这一历史性任务，数十万富农被剥夺了家产，与他们的亲属子女一起或投入监狱，或流放边疆。运动推进过程中，莫洛托夫下达了一系列暴力镇压命令，平息了众多反抗及暴动，使得革命运动得以顺利进展。
1930年，斯大林骄傲的宣布，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土地上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清洗了“李可夫反党集团”之后，莫洛托夫担任了人民委员会议主席，即通常所称的总理，成了苏联的第二号人物。
莫洛托夫妻子波林娜也是党的高级干部，经常追随于领袖斯大林左右。更为重要的一点，她是斯大林妻子娜佳的挚友，两个年青妇女过从甚密，无话不谈。仿佛为了验证这种友谊，他们两个同名的孩子斯维特兰娜的经历很巧合，中学毕业后都考入莫斯科大学，而且都攻读历史专业。
这对夫妇是是权力圈子内人们羡慕的对象：家庭和睦，地位显赫，前途无量。
然而，随着斯大林家庭矛盾的产生和恶化，这种关系便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
娜佳是个感情丰富、心地善良的女人，毫无保留地热爱丈夫。但斯大林脾气暴躁，经常对妻子的感情要求不屑一顾，甚至当着警卫和佣人的面粗暴地对待妻子，这使娜佳十分伤心。娜佳的母亲和姐姐脾气有点古怪，她所钟爱的弟弟巴维尔又经常远在国外，只有和波林娜在一起时，她才能一吐心中的苦闷。
波林娜深深理解女友的痛苦。其实，从丈夫那里，她知道的何止于此。斯大林尽管厌恶桃色丑闻，但只要不闹离婚，不弄得满城风雨，他并不反对自己和委员、书记们有一点小小的放纵。恪守正统观念的莫洛托夫夫妇虽不赞成，但也不便公开表示反对。波林娜不敢将这些情况透露给娜佳，担心增加她的痛苦，她尽力安慰女友，宽解她的心怀。
娜佳与斯大林结婚后生了儿子瓦西里。对格鲁吉亚人来说，儿子是福。斯大林十分高兴，命运没有亏待他。他在给别德内的信中流露出幸福：“很好，我们情绪乐观，美国人惠特曼中肯地表达了我们的哲学：‘我们活着，我们热血沸腾，迸发出无穷无尽的力量。’”
生了孩子后，娜佳生活更为封闭，辞了工作在家带孩子。而斯大林却很少回家，周围全是他的战友们簇拥着他，整天生活在男人堆里。他轻蔑地把妇女统称“娘们”。这种轻视妇女的习惯伤了她的心。他回家很晚，回来时也只是喝杯茶就躺下睡觉。
娜佳在写给女友的信中说：
“我在莫斯科不同任何人交往，有时甚至觉得奇怪：这么多年没有朋友，这看来是性格造成的。奇怪的是同非党群众反而更觉得亲近点，因为这些人使你感到比较平易近人。许多新的成见很可怕。你不工作，就是‘娘们’……约瑟夫请我向您致意，他对您印象很好，说您是个‘有头脑的娘们’。别生气，他总是这样称呼咱们女人家。 ”
对丈夫小小的罗曼史，娜佳也偶有所闻，她不愠不火，以玩笑的口吻掩饰愤怒：
“近来你怎么毫无音信……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年轻女士告诉我，说你气色很好。她是在加里宁家的午宴上见到你的，说你很开心，逗得大家全笑了，我真为你高兴。”
更可悲的是，娜佳与斯大林在政治上也存在分歧，对他采取的极端措施和迫害无辜的做法极不赞成，这与她早年憧憬的革命理想格格不入。她参加过斯大林的“反对派”叶飞的葬礼；她在斯大林清洗政敌布哈林把持的《真理报》编辑部时为那些“右派”们说情：
“亲爱的约瑟夫！莫洛托夫说《真理报》党务部不奉行中央的方针。我知道，你很不喜欢我插手，但我还是认为，你应当过问这桩冤案……要是科瓦廖夫有什么错处，那么《真理报》编委会的错误还要大两倍，他们是想让科瓦廖夫当替罪羊。”
她与斯大林争论，反驳他的主张，但结果往往更糟。如果说爱情的幻灭使她心灰意冷，政治上的幻灭则使她绝望。
娜佳在工业学院上了学，她和斯大林的关系日趋疏远，莫洛托夫夫妇则尽力弥合她与丈夫之间的裂痕。1930年，斯大林到南方休假，娜佳只陪了他很短的时间，就很快回莫斯科了。她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说：
“莫洛托夫两口子就这件事责怪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扔在南方……我告诉他们是为了上课，实际上，当然不是这样。这个夏天我并没有觉得你愿意让我多呆些日子，而是相反，与去年夏天的情况全然不同。带着这种心情留下，有什么意思？我认为，责备我是没道理的，当然，照波林娜的理解，我是应该受责备的。你要10月底回来，难道要呆那么久？回答我，如果对我的信没有不满的话。不过随你的便。祝好，娜佳。”
斯大林的回信很快来了：
“以我的名义告诉莫洛托夫夫妇，他们错了。至于你说我不愿意让你呆在索契，那么，这种责备同莫洛托夫夫妇对你的责备一样不公道。是这样，为了保密我放风说，直到10月份我才能回来……我的动身日期只有你和莫洛托夫知道。你的约瑟夫。”
一场风波发生在1932年十月革命15周年的庆祝会上。娜佳与斯大林发生了一次小口角，退出了宴会厅。莫洛托夫回忆说：“斯大林用面包搓了个小球，当着大家的面扔到叶戈罗夫妻子的身上。这好像就是事由。”
“斯大林对母亲喊道：‘喂，你，喝一杯！’她回敬了一句：‘我可不是什么“喂”！’说完就离开了餐桌。”（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
莫洛托夫说：“娜佳当时有点神经质，我妻子就陪她一起离开了。 ” 两个女人绕着克里姆林宫走了几圈，谈好很久。多年以后，波林娜对斯大林的女儿说：
“她平静下来了，谈到从工业学院毕业和她将开始工作的几种可能。她对于行将参加的工作想得很多，并为此而高兴。你父亲对她粗暴无礼，她跟着她日子不好过，这是尽人皆知的事。不过他们毕竟生活许多年了，成了家，有了孩子和家庭。而且，人人都爱娜佳，谁会想到她竟然做出这样一件事情来呢。
“当时她似乎完全平静下来了，我们就分手各自回家。我满以为什么事都没有了。哪知第二天清早来了电话，告诉我们那个可怕的消息。”
莫洛托夫夫妇赶到现场时，克里姆林宫卫队长叶努基泽已经守候在那里，然后又来了伏罗希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夫妇。
娜佳是用巴维尔送给她的小手枪自杀的，桌上放着她给斯大林的信。大家无不对信的内容感到意外和震惊，但谁也不敢去将噩耗告诉斯大林。
斯大林起床后来到客厅，莫洛托夫吞吞吐吐地说：“科巴，娜佳已经离开我们了……”
突如其来的打击几乎使斯大林神经失常。这倒不是因为妻子的去世使他伤心，而是她的死对自己的伤害。特别是那封信使他怒不可遏，他认为什么都明白了：她不仅与他同床异梦，最后她还要在他的背上扎一刀：用自己的死来惩罚他！
波林娜（中排右二）与斯大林合影
他绞尽脑汁，一心要找出对她的死负有罪责的人——与她关系最密切、最有影响的人。首先当然是巴维尔·阿利卢耶夫，还有波林娜·日姆丘仁娜。
女友的去世使波林娜伤心不已。特别是见到那个失去母亲的小女孩斯维特兰娜，更使她触景伤情。她经常去看望她，给她温存和爱抚。消息传到斯大林那里，这种会面就被禁止了。波林娜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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