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忠不改历坎坷——斯大林亲信莫洛托夫沉浮录（二）

文｜陆霖

03

三十年代的莫洛托夫是苏联在权在握的重要人物。他不余遗力地协助斯大林反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反党集团”。但在1936年公开审判这些老布尔什维克时，他与斯大林发生了分歧，希望不要举行这种不光彩的审判。这是莫洛托夫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斯大林在政治上发生分歧。尽管矛盾没有公开化，莫洛托夫的处境却极端危险。斯大林与日姆丘仁娜之间还有一笔未了之账，现在很可能新仇旧怨两并罚。

在内务部人员呈上“阴谋集团”企图杀害的领导人名单上，斯大林已经把莫洛托夫的名字勾掉了。所有的审讯人员接到命令，在未来的审判记录中不准在写进莫洛托夫的名字。莫洛托夫当时在领导人中名列第二，地位仅次于斯大林。既然“阴谋集团”不打算谋害他，那只有一种解释：他已经与他们同流合污了。

1939年8月，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议题33号“关于日姆丘仁娜同志涉嫌间谍活动”，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核实信息。波林娜的许多同事被逮捕并受到审讯，诸多“证据”对她极为不利。

在这个要命的关键时刻，莫洛托夫却被安排到南方休假。这又是一个不祥之兆。以往他总是和斯大林一起度假，这次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斯大林在决定一个重要人物的命运时，往往习惯搁置一段时间，以便冷静地作出最后决定。

莫洛托夫携妻女离开莫斯科，来到南方休假地。在这里，他们接到斯大林发来的电报，说他曾到车站为莫洛托夫送行，但是去晚了一步。无论如何，这不失为一种友好的表示，使夫妇俩忐忑不安的心情稍许缓解。

在达摩克利斯之剑的阴影下，莫洛托夫等待了六个星期，迎来了这场残酷游戏的喜剧结尾：斯大林决定饶恕他。这是一个绝少的例外。当他回到莫斯科时，阴谋分子所要暗害的人当中，莫洛托夫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莫洛托夫被告知：“政治局认为对日姆丘仁娜同志参与破坏和间谍活动的指控……被认定为诽谤。”不过，波林娜仍然受到严厉的批评，指责她在不知晓的情况下与敌特分子进行过联系，从而导致降低了他们的间谍嫌疑。

此后，莫洛托夫再没有提过反对镇压的意见，他积极参与了1937年至1939年的大清洗。他签署了许多人的逮捕令和死刑判决书，有时也救过某些人的命。著名物理学家朗道就是由于莫洛托夫的过问而免遭逮捕的——尽管是应人之求。

在大清洗达到高潮时，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一次又一次举行宴会，款待莫斯科的党政要员和他们的妻子。莫洛托夫经常是这些宴会的主持人。这对他再合适不过了，莫洛托夫上学时就是跳舞好手，以至克里姆林宫哪次舞会不见他的身影，就会使人感到遗憾。但在此时，比他的舞姿更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祝酒辞。每当莫洛托夫夫妇出现在大厅里，大家都眼巴巴地瞅着他们。被莫洛托夫在祝酒辞中提到的人都松了一口气：至少自己的安全暂时没有问题了。

在大清洗的风暴中，莫洛托夫成为更加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1939年，除了人民委员会议主席之外，他又担任了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斯大林认为，这个至关重要的职务要由可靠的人来担任。莫洛托夫一家迁入专门为他建造的外交人民委员别墅。这座豪华建筑里有好几个大小不一的客厅，可以举行各种不同规格的宴会。

波林娜在政府部门也一直位置显要。30年代初，她就担任苏联食品工业部副部长，现在擢升为渔业经济部部长，是20世纪苏联第二位、同时也是世界第二位女部长（第一位女部长是她的同志维拉·伊雅可芙列娃，任教育部副部长）。

莫洛托夫就任外交部长后，他的最大功绩之一就是与法西斯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当时的考虑是打破英美等国“祸水东引”的阴谋，解除苏联的燃眉之急。莫洛托夫圆满地完成了这一重要使命，他利用希特勒为避免两线作战的心理，与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反复会谈，讨价还价，历经周折，最终，“这头倔犟的俄国驴子”（里宾特洛甫语）使得德国人来到莫斯科，为条约的签订进行最后的会谈。

8月23日正午，两架“秃鹫”式运输机载着里宾特洛甫和德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到达莫斯科。在大使馆匆匆吃完午饭以后，里宾特洛甫就急急忙忙赶往克里姆林宫，去会见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和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

斯大林穿着像镜子一样发亮的靴子，结实宽松的裤子和紧贴合身的上衣，没有佩带任何装饰品，粗壮的身材好像蕴藏着一种强大无比的动力，给人以意志坚定、极富自信心而对自己有着十分把握的感觉。和他相比，站在他身后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就显得黯然失色。

谈判一直进行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多钟，双方终于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份区区千字的条约，带给整个世界的都不啻于一次强烈的政治地震，也给苏联的战争准备赢得了时间。

1940年莫洛托夫50大寿之际，授勋和贺电源源而来。苏联重要的工业中心彼尔姆市更名为莫洛托夫市。地图上出现了两个莫洛托夫斯克，还有莫洛托夫河、莫洛托夫海角和莫洛托夫峰。成千上万的集体农庄、工厂和学校都以莫洛托夫的名字命名。这个声名赫赫的苏联第二家庭，就此达到了极盛的峰顶。

04

正当莫洛托夫夫妇春风得意之时，一颗象征着他们厄运的新星正从格鲁吉亚冉冉升起。这颗新星就是拉夫连季·贝利亚。

1938年，贝利亚被斯大林召到莫斯科，很快接替叶若夫担任内务部长，成为大清洗的干将，得到斯大林的格外恩宠。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人都屈尊俯就，百般迎逢这个新贵。但莫洛托夫打心里看不起这个暴发户，对之冷若冰霜。贝利亚对此耿耿于怀，但此时莫洛托夫还深得斯大林信任，报复的时机尚未成熟。

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斯大林取代了莫洛托夫就任苏联总理职务，莫洛托夫改任第一副总理，他频频奔走于西方各盟国从中斡旋。

战争时期，斯大林倡议成立了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犹太人出身的政府要员和社会名流都加入了了这个组织。担任委员会领导人的除了苏联情报局局长所罗门·洛佐夫斯基、莫洛托夫的妻子波林娜·日姆丘仁娜之外，还有诗人费费尔、科学家莉娜·斯特恩院士等人。

1944年，经斯大林授意，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以全体苏联犹太人的名义给国家领导人写了一封信，建议在克里米亚的土地上，建立苏维埃犹太社会主义共和国。这封信由洛佐夫斯基起草，发起人之一是日姆丘仁娜。莫洛托夫认为，当时十分需要这么做，“在克里米亚建立一个加利福尼亚”的许诺，会赢得掌握美国经济命脉的犹太财团的欢心，无疑会对增加美国对苏援助产生有利影响。

但是莫洛托夫没有想到，“克里米亚犹太共和国” 是一件何等危险的礼物，波林娜不啻是用自己的手，把自己推进了苦难的深渊。  “草蛇灰线，伏笔千里”，斯大林会记住这个插曲，到时候它自然会发挥作用的。

卫国战争结束了，外交活动又频繁进行。

1948年9月3日，新建国家以色列的大使戈尔达·梅厄抵达苏联。

她到达莫斯科之日，正是为斯大林的忠实战友安德烈·日丹诺夫举行葬礼之时，数百万人走上莫斯科街头与死者告别。这使戈尔达深感惊讶，她还不曾见过如此众多的人自发哀悼一个政府官员。

对死者的哀悼并未冲淡对贵宾的热情，梅厄受到热烈而隆重的欢迎。全体苏联犹太人都知道：伟大的斯大林支持了以色列国的建立，而莫洛托夫亲切接待了“我们的戈尔达”。

时值犹太新年之际，戈尔达·梅厄前往犹太教堂，约有5万人之多的空前庞大人群也聚集在那里，其中有红军官兵，有老人、孩子，还有被父母高高举起的婴儿。

“我们的戈尔达，祝你健康，新年快乐！”

戈尔达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此博大的、爱的海洋向我迎面扑来，使我感到呼吸困难，几乎晕了过去……”她对人群说：“谢谢你们，你们仍然是犹太人。”

在外交部举行的宴会上，波林娜走到戈尔达身边，用希伯莱语向她问候，欢迎她的到来。

“您是犹太人？”戈尔达吃惊地问。

“我是犹太人民的女儿。”波林娜回答。

这是早已安排好的、接待戈尔达的计划中的一部分，不能忘记在细节方面对以色列表示友好。

卫国战争已经过去三年，苏联经济逐渐从战争创伤中恢复过来。与此同时，领袖心中的创伤却隐隐作痛了。

一天夜里，在斯大林孔策沃别墅举行晚宴，服务员用银餐具送来了晚餐，席间推杯换盏，气氛热烈。晚餐后是舞会，斯大林打开了唱机，在音乐声中迈着轻快矫健的步子跳起舞来。

面对此情此景，莫洛托夫和战友们不失时机地赞叹道：“斯大林同志，您的身体可真健康呀！”

“不，我活不了多久啦！ 自然规律不可抗拒，” 斯大林的脸却突然阴沉下来。他转眼看了看莫洛托夫，又说：“可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还会活很久。”

莫洛托夫顿时五雷轰顶，吓出了一身冷汗。但他在垂暮之年对诗人丘耶夫回忆此事时说得很平淡：“斯大林曾打算退休。有一次在餐桌上说：‘让维亚切斯拉夫来干吧，他要年轻一些。’”

1948年11月，斯大林来到阳光明媚的南方渡假。他之所以要选择妻子的忌日来休假，其中自有一番原因。斯大林的女儿描述了她与父亲共同度过的这一时光：

“我们两人进行了一次漫长的午餐，象通常一样，有美酒和各种水果。‘多么恼人的一把小手枪’，他说，忽然间生起气来，用手比划着它是多么小。‘它不过是个玩具，巴维廖沙送给她的。可真是件送人的好东西呐！’”

“他正在寻觅其他罪犯。他想找到理由和对之转嫁罪责的人。显然，随着年事增高，他越来越经常想到我母亲了。突然，他记起莫洛托夫的妻子波林娜，想到她曾和我母亲多么接近，并判定她对我母亲‘有坏影响’。”

斯大林返回莫斯科，十二月开始了逮捕的新浪潮。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首当其冲，这个委员会是与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紧密联系的象征。在此之前，国家安全部门就已炮制了一份秘密报告，题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某些成员的民族主义表现》。其中说：该委员会“忘记了阶级原则，与资产阶级活动家搞国际联系……夸大犹太人对苏联成就所做出的贡献，这就是民族主义的表现。”

棋局进一步发展，由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案件，斯大林就能走下一步棋——逮捕莫洛托夫的妻子波林娜·日姆丘仁娜。在贝利亚倾心协助下，要惩罚波林娜很容易，她的罪名是“犹太复国主义阴谋集团成员”、“叛国分子”。他们没有象对待其他领导人的妻子那样，把波林娜悄悄地一捕了之，而是突然把她的“罪行”提到政治局会议上讨论。

除莫洛托夫之外，所有政治局委员都投票赞成开除波林娜的党籍。莫洛托夫弃了权。这需要一定勇气，这种小小的抗拒可能使他付出身陷囹圄的代价。

莫洛托夫回忆说：“在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念了肃反工作人员给他弄来的有关波林娜的材料，当时我的膝盖都发抖了……对她的指责是：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有联系，与以色列大使戈尔达·梅厄有联系，他们一起企图在克里米亚建立犹太共和国。她和米霍埃尔斯的关系也很好……当然，她本应对这些联系保持清醒头脑……她被撤了职，开除了党籍。”

那天夜里，莫洛托夫回到家里，把政治局的决定告诉波林娜。

“你相信这些诽谤？”波林娜绝望地叫道。

“可是他们拿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神情沮丧的莫洛托夫答道。

“当然，我全都明白了！”

“斯大林对我说：你应该和你老婆分手。”

“如果党需要如此，我同意离婚。”波林娜很干脆地说。

在过了那个气氛惨淡的圣诞节之后，他们离婚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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