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隶书名家辈出，书林盛世，唯隶最尊。早期有傅山，贬帖扬碑，开清隶创新之先河；郑簠，遍临古碑，参以行草笔法，为清隶变革第一人；二人均以行医谋生，而擅书法。朱彝尊，以词名世，专攻《曹全碑》，秀逸一时。这三个人开启了清隶的创新风尚。中期最为隆盛，大家济济，而且身兼多能。有印人隶，如"西泠八家"，有画家隶，如"扬州八怪"，有学者隶，如桂馥、阮元、翁方纲、焦循、厉鹗、惠栋、钱大昕、孙星衍等，这些人都是考据学大家，兼擅隶书。当然还有专业书家，邓石如、伊秉绶（工山水、梅花）。晚期衰落，卓然大家者寥寥。此时甲骨文发现，钟鼎文出土，给篆书开了新门径，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隶书开新。如吴让之和杨沂孙，虽在篆书上卓然称家，然隶书却跳不出邓石如的法度。当然此时卓然一家的也有，如何绍基，吴昌硕，赵之谦，也能别开新面。据统计，清隶名家达五百之多，可谓盛极一时。这么多的隶书名家，从哪家入手学习，是后学者最关注的事。
我以为清隶大家主学两家，辅学三家——邓石如，吴昌硕；伊秉绶，桂馥，赵之谦。为什么那么多大家，非要学这五家？
首先，他们的隶书最具有代表性。一方面，观赏性和实用性很和谐。学起来容易上手，学会了容易欣赏。有的大家如何绍基和金农，观赏性就大于实用性，学起来也不容易上手。另一方面，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刻苦功夫在众多隶书名家里也出类拔萃。这不仅启迪了后学者学清隶的创新意识，而且身体力行地昭示给后学者一种观念——创新来自传承。
其次，他们的隶书创新精神最突出。在清代以前，篆隶楷和行草用笔有较严格地界限，前者正而静，多中锋行笔；后者简而动，多侧锋行笔。但清人打破了书体界限，更突破了笔法界限。在书体创新上，邓石如以篆籀入隶，吴昌硕以石鼓写隶，伊秉绶以颜法写隶，赵之谦以魏碑入隶，郑簠以行草入隶，金农以《天发神谶碑》入隶，张燕昌以飞白作隶，桂馥善长蝇头小隶。在笔法创新上，中锋得力，一般用于写正书，侧锋取势，多用于行草，清人突破了中锋写篆隶楷的禁区，在隶书大量用侧锋，而且出神入化，如邓石如，金农，赵之谦都善用侧锋写隶，而且妙趣横生。
最后他们都是刻苦攻书的典范。清代隶书大家个个都下过苦功，权以这几位作为代表，为后学树立苦学攻书的典范。邓石如篆隶列为神品，清代第一，可谓毫无愧色。这得益于他的深厚功力。邓石如早年在在江宁梅缪家学篆五年，学隶三年。临《史晨前后碑》《华山碑》《白石神君》《张迁》《潘校官》《孔羡》《受禅》《大飨》合50本，三年隶成。康有为说他"所见博，所临多，熟古今之体变，通源流之分合，尽得于目，尽存于心，尽应于手，如蜂采花，酝酿之久变化纵横，自有成效"。在刻苦临碑，精熟各的体基础上自成一家。伊秉绶隶书自《夏承》《华山》《礼器》入手，后遍临所见汉碑，尤得力于《衡方》，曾临百遍。在遍临汉碑基础上，以颜体写隶，自开新径，卓然成家。赵之谦制印取法广泛，镜铭，诏版，钱币，砖文皆取其长，势必影响到其隶书。又临及汉碑，魏碑和吴碑，参北魏笔法，以灵动侧锋，写出了自家面目。吴昌硕隶书得益于《石鼓》和汉碑，自谓"曾读百汉碑，曾抱十石鼓"。桂馥自谓"一枝沉醉羊毫笔，写遍人间两汉碑。不遇中郎识焦尾，白头心力有谁知"？可见桂馥也是拼尽全力写字的，尽管他主要精力用在治学上。其隶得力于《礼器》《乙瑛》《史晨》等工整典雅一路。除了这几家，其余书家也异常勤奋，如何绍基，遍临汉碑，于《张迁》《礼器》用功尤深，各临百通，又自创回腕法，写出的隶书别具风格。郑簠沉浸汉碑三十余年，溯流穷源，醇而后肆。杨岘于汉碑无所不窥，形朴韵隽。这些人脱帖法碑，用功深勤，用心开创，所以都能自立门户，拔萃众家。
清代隶书之繁荣，超越了汉隶。因为这里有了人的觉醒，有了韵的生动，有了墨的灵秀。这是一个隶书大家辈出，名家涌现的时代，各家都争先创造，都着意开新。可以说，在清代，随随便便点将书林，都会点出一个隶书名家。物以稀为贵，名家多了也就不稀罕了，同时也更凸显了大家的重要性。大家也不少，郑簠，何绍基，金农都算大家，只不过字太个性，不好入手，如诗中李白，天赋高，效法难。邓石如，吴昌硕，伊秉绶，赵之谦，桂馥这几位大家，更像字中杜甫，字好看，也易学，也就更具有取法的典型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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