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贺子珍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结婚，在有些人中间有一种误说，认为在杨开慧还活着的情况下，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这未免有“喜新厌旧”之嫌。关于这个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主任李珍，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有关毛泽东与贺子珍婚姻的几点史实考订”，有助于澄清上述误说。
据《毛泽东传》记载，1928年，在三次到永新县西乡的塘边村搞调查研究，领导分田过程中，贺子珍对毛泽东由敬佩而逐渐产生爱慕。毛泽东主动告诉贺子珍：“自己结过婚，有三个孩子，留在湖南老家，现在杳无音讯”。这段话说明，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时是不知道杨开慧是否还活着的。
毛泽东秋收起义后带领队伍上井冈山，起初与杨开慧还有书信来往，这应当没有疑问。但是，由于井冈山斗争的严酷性，以及大革命失败后湖南斗争形势艰难，他们之间的联系很快就被迫中断。
杨开慧1928年10月写了一首五言诗《偶感》，其中感叹：“天阴起溯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这里的“远行人”，无疑是指毛泽东。这里的“足疾”，当指他在领导秋收起义过程中脚部所受损伤。其实此时毛泽东的脚伤已经痊愈。
1930年1月，杨开慧在手稿中这样写道：“又许久没有信了，不眠症依然来到。只有五十天，幸喜天保佑我接到了那贵重的信。伤心的日子依然来了，一月，两月，半年，一年，至于三年……”这些文字描述，真切反映了他们已经久未联系的事实。
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仍想办法打听杨开慧的情况。打听的结果，是她已经牺牲的消息。对此，有不少当事人相关的回忆可以引证。
毛泽东当年居住在八角楼，房东叫谢池香，他的堂侄谢美华老人回忆说，毛泽东曾于1927年11月下旬，从宁冈龙市邮局致信杨开慧，但为了安全起见，没有留下复信地址。1928年1月下旬，他又委托当地的一位银匠、谢美华的姑父吴福寿，到长沙去打听杨开慧的下落。吴福寿回来之后向毛泽东的答复是：“看来你们很难相见了。”
毛泽民的夫人朱旦华也曾回忆说：“我听毛泽民说过，1927年9月至1928年长沙到井冈山的秘密交通被敌人切断，井冈山得到消息说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袁文才这才安排贺子珍照顾主席的起居，后来在一座庙里为他们办了简单的结婚酒水”。
毛泽东和贺子珍于1928年初夏结婚，当时井冈山上风传杨开慧已牺牲，长沙报纸也有登载。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长沙、武汉等地相继叛变革命后，宁可错杀一万，不能放掉一个。井冈山上几次派人下山联系杨开慧都找不到，杨开慧已死，当时在井冈山已成定论。
正是这样的“定论”，使毛泽东接受了贺子珍的感情，也接受了袁文才、王佐的好意，最终与贺子珍结为伴侣。
后来杨开慧被国民党杀害。毛泽东听到消息后，写下了“开慧之死，百身莫赎”的文字。解放后在给长沙一中语文教师李淑一所赠蝶恋花一词中，又写下“我失骄杨君失柳”的诗句。在这首词中，毛泽东称杨开慧为“骄杨”。毛泽东对杨开慧的深厚感情，这是无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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