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煮野史 · 出品
真相与快乐，
不可兼得！
01
兽爷《疫苗之王》的刷屏，
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打开这个略带黑色幽默调侃的公号，简介赫然在目：
爷是老兽医，
专治吹牛逼。
一样是略带轻松戏谑的网文风格，安抚着这个汹涌时代里，每颗对知识饥渴而又满足于碎片化阅读的灵魂。
这篇文章很快就被删除了。
即使我再次通篇细读，寻找可能被删的敏感词或反动言论，一无所获！
但这的确又是一篇很普通的文章啊。
他只不过把过去十年以前一起国企私有化的事件，加上几起处罚通报，几位防疫员在资本市场上成长之路简单的汇集在了一起。
并没有刻意攻击、污蔑。
生子当如防疫员，是嘲讽，也是仰望。
兽王就像《庄子·庖丁解牛》中的厨子，他把心肝脾肺肾，一一摆在你面前，轻弄慢捻，让你看见一只全牛的脉络。
而我们永远天真的以为，每一次独立公共事件爆发之后，也仅仅是一个偶然。
如三聚氰胺事件，红黄蓝幼儿园事件，16年山东疫苗事件，胡萝卜加大棒，对那些求生欲很强的底层人来说，似乎特别有效。
很少有人能把一件十几年前的股权改革事件来龙去脉讲的那么清，除非利益相关者的爆料，而相关对赌协议的传闻也风生水起。
但最终，这次疫苗事件还是因老员工实名举报，才引来了检查部门的“飞行”检查。
监管局心知肚明，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靠检验发现的概率非常低，既与行业的特殊性有关，亦与我国当前的管理标准尚不成熟，而在抽样检查中可以做手脚的地方又太多了，比如送检合格率较高的产品。
所以这次对长生生物的处罚罪名，也仅仅是“生产存在记录造假”。
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
02
吴晓波说，
这是一个锐不可当的时代，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
当然他有那种知识分子的敏锐性和商业嗅觉，看到了这个“水大鱼大”时代，那些金光闪闪表面，中流击柝，挥斥方遒。
与成功者对话，满足了这个时代“中产阶级”位阶上升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精神领袖。
但真相永远比那些文学影视作品更具魔幻现实的力量，那些看似永恒的伟大下面，何尝又不是掩盖着历史的激流与旋涡，多少人尸骨无存。
恒河远远不仅仅是去浊圣洁的神水，它的两岸更堆积着粪便、浮尸，芦蒿满地。
当时代的潮水冲坍历史的城堡，当新生的物种破土、成长、变异，每个人都想成为那个满载而归的赏金猎人，而忘了最初的使命和意义。
而《疫苗之王》的泛滥也标志着传统媒体正式的式微，新闻已死！
那些追求真相的新闻调查从业者在潮流的冲击、扼杀之下，或锒铛入狱，或归隐林泉，或改行换面。
全军覆没，无一幸免。
当10W+成为了衡量新物种新媒体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当邪恶之力失去了那些与之抗衡的为此甘愿沦陷深渊的“甘道夫”——新闻调查者，这才是比“疫苗造假”更可怕的，我们活在自欺欺人的“安全感”里，生存成了一场以命相博的游戏。
如今，我只能陷入那场永久的回忆里，那或许是曾经永久的荣光。
2003年，《南方周末》报道大学刚毕业的孙志刚，因无暂住证被收容所遣送，最后被活活打死，“孙志刚事件”推动了“收容制度的废除”，成为了纸媒帝国时代的神话，
当“天津大爆炸”发生前夜，他们行色匆匆的收视衣装，披星戴月赶赴现场，那是一种荣耀而圣神的使命感。
为了调查清楚东北最大的煤矿龙煤集团改制，他们卧底三月。
为了更真实的接近艾滋病群体的生存真相，他们亲自下乡。
以身饲虎，只为真相！
在中国有两个高危却值得尊重的从业群体，一是新闻调查者，一是律师。
他们监测着“索伦之眼”（人性之恶）所带来的星象移动，匹马流浪、奔逐在众神陷落的黄昏、黎明，是真正的无冕之王、大地之魂。
而这些，是如今以“快”和“流量”为王的新媒体所遗弃的。
03
2008年原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因首次点名“三鹿奶粉”导致多名高官下台，为此东方早报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2012年简光洲离职，临走前，他在微博中说，
这10年，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
所有的悲欢，所有的梦想，所有的忍受都是因为那份纯真的理想。
好吧，理想已死，我先撤了，兄弟们珍重！
而三聚氰胺最早的举报者蒋卫锁遇袭身亡，当年因此事而落马的官员后又步步高升，转任到药监局。
2003年，被中国新闻界称为“中国林肯·斯蒂芬斯”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王克勤，被央视选为风云记者，他让大多数人相信，
如果干净的肺是可能的，
那么，
干净的社会就是可能的。
他先后写出了《山西疫苗乱想调查》、《山西黑煤矿矿主打死记者的背后》、《河北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而《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一文引起了新闻界与卫生部、山西官场一场激烈的对抗。
多少次他们在编辑室为是否发布这些真相流泪、叹息，最终在“阉割”部分后还是发出了，最终负责发稿签审的总编辑包月阳在某些压力之下，被调到了新单位，逐渐边缘化。
其他种种，屈指难数！
成都商报记者李建军因揭露太原公安局之子殴打交警事件目前待业在家。
原南方都市报记者纪许光因曝光重庆雷政富事件，目前待业在家。
《南方周末》的南香红成名后仍住地下室，现退居二线成为了中山大学写作基础一名普通的教师。
而我的校友学长邓飞，在2011年后不再采访写稿，他将精力全部投入了公益事业，而西部公益计划“免费午餐”也因其报道而获誉无数。
他们转型或离开，固然与纸媒的衰落有关，也有成家后利益、风险的考量。
以“调查湘军”闻名的湖南籍调查记者的衰落最为明显，2017年红星新闻发布年薪20万招聘调查记者的广告也难招人的现状，无法掩饰一个群体的消失。
柴静的《穹底之下》被禁后又算是一个明显衰落标志！
04
而在最新确认的一份调查反馈中，注重深度真实报道的新闻记者，目前全国仅剩170多位，比6年前减少了一半。
而纸媒在断腕的过程中，深度部、调查部首当其冲，如《京华时报》的深度部，《华商报》深度部，《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等等，数不胜数，而剩下的，便是如今新媒体所面临的猜测、调侃以及基于流言和过往事实基础的经验式评论。
即使这样，少许中肯的言论或公号也面临着被封号删除的危险。
当我们再也看不到真相，流言便会充斥满道。
当所有的信任与安全感丧失殆尽，民众便陷入那种麻木不仁而不自知的自欺阶段。
而这，又是谁之过错呢。
借用《圣经》一句话，
我仿佛看见一个新天地，
先前的世界已经过去了，
连海，
也不再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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