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节公祠
1196年无疑是陈傅良人生中最为失意的一年:怀才不遇、罢官在家,年仅50岁的妻子患重病早逝,而就在去年5月,他还兴致勃勃地赴京准备辅助他的学生宋宁宗,如今却在“庆元党禁”中被参劾与朱熹的“伪学”集团有关而被迫回到瑞安。
此后,尽管宋宁宗征召,陈傅良仍然闭门静居,号称止斋先生,并专注于教书育人,著书立说,终于成为永嘉学派承前启后的大学者。
然而,陈傅良与朱熹同朝为官,秉持不同的学术理念,他们之间究竟有何渊源?陈傅良又是如何使永嘉学派发扬光大?
永嘉遗风传今古
在仙岩圣寿禅寺东侧有一座陈文节公祠,这是后人为纪念陈傅良修建的祠堂,附祀他的学生蔡幼学和曹叔远两人。9月1日,记者寻访到此,顿时被眼前的优美风景所吸引。
该祠堂背靠积翠峰,山上绿叶滴翠,圣寿禅寺悠扬的钟声响起,更显此地清幽宜人。祠堂整体布局非常规整,站在大门口,一眼可以望到尽头。大门口有一幅对联,上联:“山中檀越”,下联:“天下贤人”。跨入祠堂大门,迎面可见一个长方形的小院子,中间有一门通向祠堂,门口是南宋光宗皇帝赐予陈傅良的对联:“东瓯理学无双士,南宋文章第一家”。祠堂正屋前方有一个四方形天井,两边厢房为陈列室,介绍陈傅良生平事迹和所著书目。正堂屋前供有陈傅良的泥身塑像,像前摆有供桌和蒲团。
陈文节公祠的文保员陈福池告诉记者,陈傅良曾在仙岩创办仙岩书院,可惜如今具体位置和时间已无法考证。陈文节公祠原名止斋祠,占地704平方米,前后两进,面阔5间。它始建于明弘治年间,原在仙岩梅雨潭旁的“读书台”,明万历十二年(1584)重建时,迁至现在位置。清同治六年(1867)重修时方改名为陈文节公祠,现归属于瓯海区文博馆,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采访当天,瓯海区首届广场文化艺术节书画展仙岩专场恰好在该祠堂举行,众多的文人雅士济济一堂、其乐融融。有的人泼墨挥毫,挥洒灵感;有的人聚在一起切磋艺术,交流心得;另有不少画友拿着一根1米来长的水写笔在地上用清水书写,洒脱随意。清冷的祠堂遇到此等热闹景象,实在超乎记者料想,此情此景仿若当年陈傅良在此读书授课之时,宾朋满座、吟诗作对的盛况。
布衣之身“名动宇内”
“陈傅良家道贫穷,很早就在瑞安、永嘉一带教书,谋求衣食。其后几次待缺期间,他都醉心教育:一次是在乾道八年(1172),当时他进士及第授迪功郎、泰州州学教授,但他对当时政治非常失望,不愿赴任,在家执教,历时4年多时间;另一次是淳熙十一年(1184),陈傅良被任命为湖南桂阳军知军,直至淳熙十四年(1187)才得缺到职。”原温州师范学院离休教师、中国宋史研究会会员周梦江先生说,“陈傅良前半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家教书授课,是永嘉学派中培养学生人数仅次于叶适的大学者。”
陈傅良教学有方,30岁不到就在浙南一带非常有名,跟他读书的除了温州本地人,还有“台、越间从余者几百余人”。其学生中著名人士有曹叔远、周勉、王绰、蔡幼学等人,都是永嘉学派的佼佼者。叶适的《宝谟阁待制中书舍人陈公墓志铭》形容陈傅良讲课时情景:“初讲城南茶院时,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陈编宿说,披剥溃败,奇意芽甲,新语懋长。士苏醒起立,骇未曾有,皆相号召,雷动从之,虽糜他师,亦借名陈氏,由是其文擅于当世。”
曾担任《平阳县志》常务副主编、《苍南文献丛书》编委的温州文史研究专家陈镇波先生认为,陈傅良授课时有不少自编教材,在当时广为传播,几乎人手一本。许多人没见过陈傅良,但是他的书在经过书商之后,非常畅销,而他也声名大震。其中之一的《永嘉先生八面锋》就是陈傅良中进士后,在故乡授徒时所作的范文。
乾道六年(1170)秋, 34岁的陈傅良入太学学习。南宋太学分外舍、内舍、上舍三等,初入学为外舍生。作为年纪偏大的外舍生,陈傅良不仅没受到众人歧视,反而受到礼遇。据有关资料记载,陈傅良刚到达浙江亭,没来得及脱鞋子,“方外士及太学诸生迓而求见者如云”。贵公子吴琚是宋高宗皇后的侄儿,身份何等高贵,同样穿戴整齐,“冠带执剌”,大半夜就在陈傅良下榻的旅舍门口等候求见。而正式入学以后,国子监及太学总负责人芮晔,“即以公为学谕,俾为诸生讲说经义”,又令其两个儿子拜他为师。陈傅良辞不敢当,但是“士友纷然从之者数月”。他的《待遇集》出版时,人们还疯狂求购。
陈傅良学问通达,自编教材往往用简单思路总结出最深奥道理,学生们学习他所写的制举文字,大都能在贡举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而他也以布衣之身“名动宇内”。进士及第后,在与宋光宗廷对时,光宗特意提到他授课之事。
“闻卿在永嘉,从学者常数百人。”
“臣无所长,只与士子课习举止,过蒙清问,不胜悚惧。”
“知卿学问深醇,著书甚多,朕欲一见,可尽进来。”
于是,陈傅良以《周礼说》进献光宗。不过陈傅良对其本人的这些著作评价并不高,他的学生在整理其著作时,也一般提及较少,因而传世不多。
继承发扬永嘉学派
陈傅良潜心经史,师从当时永嘉著名学者薛季宣、郑伯熊,将永嘉学派的观点主张系统化,并培养大批学生,在永嘉学派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据瑞安文史研究学者陈正焕介绍,永嘉学派主张为学必须务实,注重事功,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这与当时兴盛的朱熹道学,陆九渊的心学大讲身心性命之学的唯心主义主张并不相同。因此,陈傅良虽与朱熹同朝为官,但反对其“空谈义理”,两人由于学术主张不同,关系也颇为微妙。
相传,陈傅良在仙岩办学时,朱熹曾到此拜访,为仙岩美景和办学盛况所心动,写下“东南邹鲁”、 “溪山第一”的题字,后人曾刻成匾额,但是后来都遗失了。记者在翻阅温州文献丛书《瓯海轶闻》时,看到其中摘录《朱子集》中的一段话或可说明当时陈傅良和朱熹的友好关系:“今陈丈君举郎中,精敏该洽,词笔高妙,皆熹所不能望其万一者。若举而属之,公论无不以为宜者。”
据周梦江分析,从淳熙十五年(1188)朱熹和林栗之争,到庆元初年伪学党之禁,永嘉学者的政治立场与朱熹道学集团是一致的。庆元党禁中列为伪学党名单的59人中,永嘉学者就有12人,这可见永嘉学派学者与朱熹道学集团关系密切。但是朱熹非常注重门户观念,由此导致两者之后的分道扬镳。
湖南岳麓书院本是朱熹道学的大本营之一,校长张栻精通道学,在其主持下,岳麓书院达到鼎盛时期。淳熙十五年(1188),岳麓书院重新翻修,次年,陈傅良带领学生到书院讲学,在湖南轰动一时。他对事功学说精辟独到的阐述,深深地动摇当地学子的道学观念。学子胡大时出身道学世家,又是张栻的得意高足,倾听陈傅良事功之学后,便对道学有所怀疑。张栻死后,他也成为陈傅良的学生。朱熹对岳麓书院这一情形非常不满,曾写信责怪胡大时,但也无可奈何:“君举到湘中一收,收尽南轩(张栻)门人。”
淳熙十一年至十三年(1184—1186),功利主义儒家陈亮与朱熹“王霸义利”的辩论长达3年,陈傅良虽然在学术上支持陈亮,认为朱熹说法不能令人信服,但生性宽厚的他,并不喜欢唇枪舌剑。1191年,朱熹闻知陈傅良有《诗说》,写信询问,陈傅良自认自己与朱熹对毛诗见解有分歧,但不愿与朱熹辩论,于是回信推辞说只是过去教学讲义,“未尝落笔”,同时对朱熹论学的态度提出规劝,“更相切磋,未见其益,学者转务夸毗,浸失本旨。盖刻划太精,颇精易简,矜持已甚,反涉吝骄”。朱熹得书大为不满,对自己学生说:“说什么互相争论,没有更深的好处,不知道到底怎么样才算是有好处?他说刻划太精,就是说我不应该说得太分晓,不像他这样糊涂。”
尽管朱熹心胸狭窄,但是永嘉学派渊源于洛学,他们对洛学的继承者朱熹都非常尊敬,不敢与之计较,在“庆元党禁”中,陈傅良受牵连也很大程度上因为替朱熹说话。韩侂胄得势后打算斥逐朱熹。陈傅良出于公心,对皇帝说:“朱熹是三朝故老、罢官内批下来,满朝大臣都会失色,臣不敢草诏书。”
元代文学家虞集(1272—1348)在《学古录》中说道:“昔朱子在时,永嘉之学方兴,意气之轩昂,言辞之雄伟,自非朱子孰足以当其锋哉!”确实,当陈傅良与朱熹的恩恩怨怨成为过眼烟云,两人思想却同时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灿烂的光辉。尤其是陈傅良的事功之学经过后人发展,更直接催生“温州模式”。(记者吴益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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