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即王夫之，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想必不用多介绍。逛旧书摊，也许是缘分，连续看到了几本与王船山有关的书。他的史学观点很有见地，于是买了几本，本书是其中一本。
王船山相关旧书三本
以下是自己读本书的一点收获和想法，因此也是选评，于是取了一个这么别扭的题目。
1、论秦始皇变封建为郡县
王船山对三代封建的认识还是传统的褒扬观点，认为三代之所以建立封建制度是出于人们的公心，“各推其德之长人，功之及人者而奉之，因而尤有所推以为天子。人非不欲自贵，而必有奉以为尊，人之公也。”而且认为在一个位置做的久了，即使能力一般，也比没有做过的人强。这可以说是为三代中出现的一些无能天子做辩解了。虽然人们都各安其位，但也会出现处于下一阶层的人强于上一阶层的人的情况，于是“势所必激也”，封建毁而选举行。虽然封建制与选举制（郡县制）都会出现残民之官员，但选举制下可通过“黜陟以苏其困”。于是即使后世出现很多纷争，民受其害也轻。秦朝虽然是出于私心，出于自己独掌天下之心废封建行郡县制，但这是“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
从历史来看，虽然秦朝开始施行郡县制，但封建的影响一直都在。从汉初的分封异姓、同姓诸侯王，一直到唐代，都有封建大族势力的影响，各朝一直存在各种形式的“封建”，直到宋初宋太祖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让封建完全成为历史。
2、论乡举里选
在此篇王船山借论乡举里选提出了如何对待所谓古制的问题，反映了他发展的历史观。儒家倾向于尊崇古制，但王船山提出，如果“闻古人之法而悦之，不察其精意，不揆其时会，姑欲试之而不合”，不管古人之法的本义，不顾当时的时代特征，强行在现代施行古代之法，一旦不符合要求，则又“为法以制之”，于是“法乱弊滋”，古道终绝于天下。三代的宾兴贡士（宾兴是周代举贤之法），首先是因为地域不大，其次目的也只是为了表示王对有知识的人的重视，“示王者之无弃才”。郡县制实行以后，国家的地域增大，推举人的官员和被推举者很多时候并没有长期的接触，仅凭一点点时间的了解就推举，后续因被推举者有贡献或失误就赏赐或刑罚推举人都不合适，赏赐就显得太随意了，刑罚又显得严苛。强行要求乡举里选，只会导致人们作伪，而且容易形成集团互相包庇。因此要“用今日之才，任今日之事”。董仲舒倡导的三代之事，看起来简单，要做到真是谈何容易。
3、论限田
限田，指的是均田，土地大家公有的理想制度。王船山讲，限也者，均也。均也者，公也。在三代和去三代不远的西汉初，提出限田还是符合当时的社会需求的。在三代，天子、诸侯、卿大夫能拥有的土地是有限的，但各有其地，贫富状态相差不是太多，“天子不独富，农民不独贫”。到了秦代，封建制被废，天下富贵集中于皇帝一人，于是大家都以个人的才智和能力去控制天下，有多大能力就控制多大的地域。为了防止土地兼并而提出限田，是强制平均化所有人的才智和能力，而皇帝一个人独自占有全国的利益。这种做法即使通过杀戮强制推行也只能带来怨恨。如今的天子没有大公之心，而独独要求一般的平民去均田，是把仁义道德作为了钳制平民的工具，“是仁义中正为帝王桎梏天下之具”。即使一般的平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又如何？还得去面对繁重的赋税、残酷的官府和蛮横的官员。给他们土地就像把一件很大的灾祸放到了他们身上。想要给平民谋福利，不如老老实实去改革赋税制度，惩治残害人民的政府机关，让官员的考察稍微放松一点。这样，农民不怕自己有田，豪强也没有什么好兼并的。这样下去兼并现象自然消失了。王船山可以说抓住了历代土地问题的关键所在，不是制度设计问题，也不是平民、豪强的问题，而是官府的问题。
4、论汉光武安定战后秩序
开篇王船山提出，“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者也”，这是一种历史视角和态度。他提出汉光武帝的例证。汉光武帝平定天下比汉高祖更难，为什么？因为汉高祖自己的军事力量不足，因此一直在致力于夺人军队；光武帝在战争过程中，麾下的军队越来越多，乃至“千万不逞之徒，听我羁络”。战后如何处理这些人是个大问题。这些人本来是农民，拿起武器成为兵卒，虽然开始是出于不得以，但习惯于“掠食而饱，掠妇而妻”的戎马生活后，他们早就忘了自己原来不得以的状况。此时，让他们继续当兵，国家养不起；让他们都回老家务农，田园已经荒芜，他们也不习惯当农民。这个问题光武帝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就处理完了，如何处理的？不清楚。因为“史不详其所以安辑而镇抚之者何若，则班固荀悦徒为藻帨之文，而无意于天下之略也。”这里是批评班固等史学家只会写一些华丽的美化的文字，而不关注影响天下的大政策。随后王船山根据一些“遗文”做了一点猜测。光武帝甚至在战争之初就开始注意军队的问题，并开始“潜移默易，相喻于不言”。最终有效地解决了这个大问题。王船山对历史的态度很值得我们注意。
5、论曹魏防制宦官外戚
每个朝代的覆灭都有其原因，而后代又会借鉴前代的得失，防止自己重蹈覆辙。然而“所戒在此，而所失在彼”，虽然没有走上前朝老路，但总有新的覆亡理由出现。王船山举了曹魏的例子。曹魏极大地借鉴了汉亡的教训，严格限制宦官和外戚的势力，然而没几代就被司马家夺取了江山，为什么呢？权臣。这是第三个因素，王船山倒是觉得原因在于曹魏“无深仁厚泽之基，而豫教不修”，还是传统的儒家看法，以仁义道德作为一个立国的基础。当然后续历史的发展很好地反驳了这一点。
但王船山指出，汉亡和曹魏之亡还是有区别的。汉代西汉灭亡，东汉建立以后，出了很多昏庸之主，重用宦官内侍，结果导致“毒流天下，贤士骈首以就死”，而曹魏灭亡的时候，“祸不加于士，毒不流于民”。为什么？还是因为曹魏政权在防制宦官内侍上做得好。有些昏庸的君主可能会说，这些宦官内侍都不与民接触，怎么可能是他们引起人民的怨恨呢？一定是直接与人民接触的当官的这帮士大夫导致的民怨。于是把这些士大夫诛杀了不少。实际上这些内侍宦官，除了阿谀奉承和行贿什么事都不会做，而他们行贿的钱都是搜刮百姓而来的。很多民怨正是这种搜刮引发的。结果是士大夫受处罚，结果众人钳口，即使到了国家危亡的时候也没人敢说话。王船山指出，汉唐宋都是因为这种原因而败亡的。但曹魏的败亡因为注意到了宦官的问题，所以对人民造成的危害并不是太大。宦官问题，是明朝走向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王船山作为明末清初的知识分子，对宦官的问题格外关注。
6、论诸葛亮不出子午谷
三国时期，诸葛亮北伐攻魏时，选择了出祁山而不听从魏延的建议从子午谷出兵直取长安。从地图上看，魏延的建议无疑是最高效的。
诸葛亮北伐图
对此，王船山也进行了分析。长安是蜀攻魏必须拿下的一个点。采用诸葛亮的路线，从祁山出兵迂回攻击长安，魏会有充分的准备时间，而且可以趁机攻击蜀国的疏漏之处。这样下去，魏军的士气会越高，而蜀国的消耗也很大。蜀国即使取得三秦地区，长安的守卫严密，而且援军也能很快汇集，不太可能短期内攻取。如果采用魏延的方法，从子午谷出击直取长安，在魏反应过来之前，很有可能把长安拿下。所以陈寿认为“应变将略”不是诸葛亮的特长。但但王船山并不是简单的批判了事，而是指出了诸葛亮如此做的全局观。他知道“魏之不可旦夕亡，而后主之不可起一隅以光复也。”就是说诸葛亮知道魏不是那么快就能灭亡的，而刘禅一定做不了光复之主。
魏灭蜀图
王船山认为，诸葛亮如此出祁山，只是以攻为守的策略。秦陇并非长安的要地，但对于蜀来说十分重要，是蜀的门户，如天水、南安、安定等，地险而民强。守住这些地域，对于蜀国的安全十分重要。从魏蜀战争的情形看，魏在后期的确采用了诸葛亮的进攻策略和路线。这证明了诸葛亮不是不知道什么是最高效的方法，而是知道什时候能用，如何用。
7、论蔡谟孙绰等阻止北伐
在本篇中王船山提到了东晋与南宋的对比。两个朝廷都偏安东南，但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东晋“民安、食足、兵精”，南宋完全不如。东晋的军事实力也很强，纪瞻、祖逖、温峤等人带领的都是精兵，而南宋虽然有韩世忠、岳飞，军队都是“收乌合之降贼，见利而动，见害而沮者”。东晋更有像王导这样“深沈静定，规恢远大”的大臣，而南宋只有汪博彦、黄潜善、秦桧、汤思退这样的“群小”。面对的外部压力也不同，东晋面对的外部势力并不是太强，而南宋一直面对强大的敌人。
但是有着大好机会和实力的东晋，北伐的呼声很弱，作为当代名流的蔡谟、孙绰、王羲之等人都不赞成北伐，史书对他们没有任何不好的评价。南宋则不然，虽然有这些“群小”，但公论无不以报仇为言，凡是进“畏懦之说”的人，都会被公论所不容。同样的情况，史书为什么大力抨击汪黄秦汤诸人，而放过了蔡谟等人呢？
王船山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在东晋时的两次大规模的北伐，庾亮领导的北伐，会影响到王导的权威，所以大臣为了维护王导纷纷攻击庾亮，而桓温的北伐，很可能存在篡位的意图。因此出于“为宰相保其勋名，为天子防其篡夺”的原因，偏安成为主流意见，因此蔡谟等人阻止北伐也没有收到恶评。王船山认为，即使桓温北伐成功后篡位了，也比让其他的“异类”成为中国的主人要好很多。王导与庾亮为了争夺权势，势同水火。所以东晋的所谓“贤”和南宋的所谓“奸”以古今统一的标准来起来都一样，蔡谟、孙绰等人与汪博彦等人一样都会受到名教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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