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的争论 在新文化运动中，文言文和白话文谁更应该被提倡的争论一直颇为激烈。特别是在北大校园之内，国学大师黄侃和提倡白话文的胡适之间就这个问题也进行过有趣的争论。一次，黄侃在课堂上赞扬文言文语言精炼，反对胡适提倡白话文。他举例说：比如胡适的太太死了，家人电报必言：“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十一字。而文言文只需“妻丧速归”四个字即可，电报费就能省下三分之二。 一段时间后，胡适上课又讲述白话文的优点，有同学就以“省电报费”为文言文辩护。胡适当场就提出双方就一个话题各拟一份电报，看看哪种文体更加简约，主题就定为胡适的朋友邀请他去行政院任职，胡适拒绝这一内容。结果学生拟写的电报稿是：“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足足有十二个字，而胡适则只有五个字——“干不了，谢谢”。虽然观点不同，但两位教授平易近人，幽默风趣的教学方式却同时传为美谈。
最傲气的教授 辜鸿铭精通七国语言。一次，辜在北大的教员休息室休息，一位新到北大的英国教授态度颇为傲慢。辜鸿铭就用一口纯正的英语询问其姓名、学历以及所教授的学科。当得知此人是教授西方文学的老师，辜又改用拉丁语与其交谈，结果这位英国教授磕磕巴巴，前言不搭后语。辜鸿铭看了他一眼，平淡地说了一句：“不懂拉丁文你也能教西方文学？”当场就让那位英国教授尴尬不已。此后北大的外国人对辜鸿铭反而更为恭敬。
特别的打扮 张爱玲年轻时候喜欢奇装异服，这也是她独立个性的表现。有一次，同为上海四大才女的潘柳黛和苏青去赫德路的公寓看望张爱玲，却看到张爱玲穿着一件袒胸露肩的晚礼服，浑身香气袭人，满头珠翠。潘、苏二人以为张爱玲要外出，或者要招待重要客人，认为自己的来访不太凑巧，就表示歉意，准备离开。张爱玲却慢条斯理地表示，自己并没有特意打扮，而之所以穿成这样，也只是为了潘、苏两位朋友。张爱玲对于衣着装扮的重视可见一斑。
薄幸人的最后下场 阮玲玉自杀后，狡猾的唐季珊伪造了一份遗书，将责任全部归到了张达民的身上，舆论纷纷攻击后者。阮玲玉去世后第三个年头，张达民因病死于香港。唐季珊的下场也没比张达民好多少，当时与他同居的一位女性因为同情阮玲玉的遭遇，将唐季珊藏匿起来的阮玲玉的真正遗书曝光于众，唐季珊也被舆论骂得体无完肤。唐季珊到了这个时候，干脆以真面目示人，他继续跟各种女人鬼混在一起。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唐季珊仓皇逃往台湾。到了台湾以后，唐季珊的生意一落千丈，但年过六旬的他仍然花边新闻不断。不久，他的茶叶公司因为经营不善宣告破产，唐季珊的别墅也被抵押出去，最后在街头凄惨死去，也算是一种报应。
牺牲前的遗言 郑苹如刺杀丁默邨未遂，被关进七十六号的囚室。丁默邨虽然凶残，但还是有些怜香惜玉，并没有杀死郑苹如的想法。但是，女人的嫉妒很要命，丁默邨的老婆赵慧敏平时不大干遇政事，独对此事很敏感。她悄悄找到亲信林之江，面授机宜。郑苹如自己也许都没有想到，1940年会是她人生的最后一个年头。二月的一天，林之江把郑苹如带出囚室，连发三枪，把她打死在荒野之中。郑苹如死前曾留下悲怆的遗言：“这样好的天气，这样好的地方！白日青天，红颜薄命，竟这样地撒手西归！我请你不要毁坏了我自己一向所十分珍惜的容颜，帮帮忙，打得准一点，别把我弄得一塌糊涂。” 这时的郑苹如只有23岁，可怜一代佳人，就这样香消玉殒。1947年，大汉奸丁默邨被国民政府执行枪决，而杀害郑苹如的直接凶手林之江案发后逃往香港，后来患精神分裂症，于1950年吐血而死。
妙改汪诗 1910年4月，27岁的汪精卫行刺清朝摄政王事败被捕。他在监狱里赋诗一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时传为佳话。然而到了1938年，汪精卫公然投靠日本侵略者，建立了汪伪政权，完全背离了他年轻时的理想。上海《大美晚报》的主编朱惺公在报纸上将汪精卫当年的绝命诗每句添加了两个字，改为一首唾弃汪精卫的新诗——“当时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作楚囚。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以讽刺汪精卫卖国求荣。1939年6月15日，朱惺公收到76号特务送来的恐吓信，声称如不改变抗日态度，即缺席判处死刑。朱惺公不为所动，反而在6月20日的副刊上发表《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之自供》，表示死而无憾，又写成挽联“懦夫畏死终须死；志士求仁几得仁？”不久，朱惺公在从家中前往报馆的路上遭到特务袭击，不幸身亡，他妙改汪诗的行为也成了值得后人怀念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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