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有个好对头

苏轼有个好对头

世人都知道苏轼反对王安石新政被贬。

当时宋英宗去世，长子赵顼继承皇位为神宗。

年轻的黄帝准备大展宏图，有所作为。他大胆起用锐意进取的王安石，并提拔他做江宁知府、翰林学士和参知政事。

在新皇大力支持下，王安石开始了自己变法新政。

他建立了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这是由皇帝特设的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机构。

紧接着，他又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新法条例，主要包括有利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市易法、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和方田均税法等，还包括有利于整顿军队、增强军队实力的将兵法、减兵并营法、保甲法和保马法等。

客观上说，这些新法条例如果能够落实，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助于改善北宋积贫积弱的现状。

新法条例推出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并在朝中迅速形成了以司马光为领袖的反变法派，也称保守派。

保守派中有些人抵制新法推行，是因为新法触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

而保守派中的一些老臣，如韩琦、文彦博、欧阳修等，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诚恳地向神宗皇帝指出了新法的一些弊端，很多意见都很有见地。两派各抒己见，互不相让。

但是追求进取、行事果决的年轻皇帝和王安石却都无视这些意见。于是很多元老重臣纷纷辞去官职，告老还乡，这其中也包括司马光。

苏轼再次回到京城后，正好遇上这场变法中变法派和保守派争斗的高潮。

我们知道，苏轼一直有一套成熟的政治方略，在他的很多文章和奏折中，也能看到这一点。面对北宋当时因循守旧的现状，他是希望变革的。

但是对于王安石激进的变法主张，他却抱着怀疑和否定的态度。

他直接针对变法派的批评态度必然遭到他们的嫉恨。

很多人便开始编造谎言，陷害苏轼。苏轼在这种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中，渐渐感到势单力孤，处境危险。

于是他上书朝廷，请求皇帝将自己调离京城，出任地方官职，最终得到了杭州通判的官衔。

自从任杭州通判开始，苏轼连任四州地方官，分别是杭州、密州、徐州和湖州，时间长达八年。

苏轼虽然反对王安石领导的新法改革，但是苏轼也承认，新法的很多内容是有利于巩固国家统治的。

就在苏轼由于“乌台诗案”被贬后，一度差点被杀。

一部分混进王安石新法阵营的人，对苏轼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也有一部分人为苏轼求情。

求情者中要提到两个特殊的人：一个是已经退隐的王安石；另一个是神宗的祖母曹氏。

王安石当时上书皇帝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由于以上二位和其他求情者，加之皇帝本来也因爱才不想真的把苏轼处以极刑，这才使得苏轼得以全身而活。

王安石和苏轼之间的矛盾只是集中在政见上，在才学和为人上，王安石是很佩服苏轼的。

所以野史才有苏东坡拜访王安石，不巧王安石外出，苏轼轻率改写王诗，王安石一怒之下把苏轼贬官到黄州任团练一职。

王安石诗题为《咏菊》，开头两句是：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

苏东坡见了，觉得不对，提笔改为：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

苏东坡贬为后的九月某日，在后花园赏菊时，看见满地都是飘落的菊瓣，才恍然大悟：原来王安石所咏，乃是黄州的落瓣秋菊。

这个故事所表现，既有王安石的睿智大度，也有苏轼的知错就改。

这两个伟大的文学家，用自己的胸襟和境界，一改世俗成见，谱写了“文人相亲”的新曲。

当然这也要得益于苏轼遇到了王安石这个“好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