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2年10月，探险家们的大船到达北美圣萨尔瓦多岛。
当地居民拿着燃烧的木棍，点燃卷起来的植物叶子，用鼻孔吸取它冒出来的烟雾。船员们发现吸取烟雾不仅可以抗饿解渴，还能解除疲惫恢复体能。像喝醉酒一样，浓郁的烟草味让他们大脑尽情放松，精神也由此得到轻松。
哥伦布把这些他们称为“黄金叶”的叶子和种子搬到船上，带回了欧洲。
随后，“纯天然”的香烟仅仅用了二百年的时间就征服了全世界。不管是作为养生药物还是解困去乏的神器，烟草迅猛席卷全球，成为各界人士的休闲良品。
欧洲人拿烟草治疗牙痛、口腔异味、破伤风等疾病，甚至有人相信它能治疗当时难治的黑死病。英国当时甚至有学校每天让学生吸烟防病。
酒吧、吸烟室、咖啡馆——这些密闭的房间里“云雾缭绕、闷热、令人昏昏沉沉”，带着假发，穿着长袜、花边领子的男人们在这里终日厮混，用烟斗或雪茄喷云吐雾，或从雕饰过的烟壶里嗅取鼻烟。大英帝国和它的殖民地的人们都在追逐这一时尚，并认为它是进步和健康的。
大西洋另一边的美洲是烟草的原产地，天意眷顾， 那里的气候最适合种植烟草。
1700年到1770年之间，英国每年的烟草进口量急剧上升，从3 800万英镑增长了3倍，超过1亿英镑。
但是，当所有人对吸烟上瘾的时候，香烟是否会引发疾病？这在当时的研究环境下就变得更加困难了。
每个吸烟的人，有人生病，有人却不生病，流行病学就更加困难从中间找到香烟的致病可能性。
就像每个人都要喝水，喝了水的人有的生病，有的不生病。
1947年初冬，英国政府的统计员发现：20年里，肺癌发病率几乎上升了15倍。而一位专家指出大城区（香烟消费最高）之所以比村庄（消费量最低）有更高的肺癌发病率，“唯一合适的解释”是“空气中的烟雾和污染”。
其他专家则指责肇事因素是流感、大雾、缺乏阳光、X射线、筑路焦油、普通感冒、煤火、工业污染、煤气厂、汽车尾气。简而言之，所有可吸入的有毒气体都可能引发肺癌，除了香烟。
1948年夏天，伦敦及其周围的20家医院选出了肺癌患者作为病例组和患其他疾病的患者作为对照组，每家医院都有一名社工对病人进行访谈。调查问题包括：煤气厂离病人家的远近，吃炸鱼的频率，以及他们晚餐是否更喜欢吃炸培根、香肠或火腿。
而156份结果显示，肺癌患者共同接触的就是——香烟。
随后，更大的调查数据发回，41024名医生的回信里记录了36例肺癌死亡患者全部为吸烟人群，而不吸烟的对照组并没有这一现象。两组的差别如此明显甚至都不需要用复杂的统计学度量来辨别。
然而这一结论很快就遭到了大西洋那边美国烟草商的强烈反击：“用来把吸烟与疾病联系在一起的统计数据，可等效地运用到现代生活的其他方面。事实上，很多科学家自身也在质疑统计数据的有效度。”
“把肺癌归咎于香烟，就像是谴责雨伞带来了雨。”烟草产业研究委员会和烟草游说集团热烈拥护这一理论。
“我们相信，我们制造的产品对健康没有害处，我们总是与那些维护公共健康的人密切合作，并将继续密切合作。”——1954年烟草业制作广告
国会原本就比较同情烟草制造商的利益。烟草是美国南部各州的经济命脉，而且多年来，这个产业广泛贿赂政客、资助竞选，因此不可能有任何否定它们的政治行动。烟草产业充分发挥了他们高超的政治手段，自愿接受国会的管理，从委员会满怀敌意的炮火下跳到国会更加温和的炒锅里。
1961年，美国癌症学会、美国心脏协会和国家防痨协会联名致信肯尼迪总统，请求指派国家委员会调查吸烟与健康之间的联系。数十座实验室，从约6000篇文章、1200份学术期刊，以及155名生物学家、化学家、内科医生、数学家和流行病学家中找出的数据、访谈、观点和证据。
总体算来，报告采用的测试资料共涵盖了112.3万名男女，其规模堪称是当时流行病学报告中最庞大的报告之一。
一个无可争辩的、高度一致的画面逐渐浮现出来。委员会发现，吸烟和肺癌之间的关系，是癌症流行病学历史上最强烈的关系之一，在不同人群中高度一致、禁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且可以在一个又一个实验中显著再现。
反烟广告在电视上发起了攻势。1968年，资深演员，前吸烟者威廉·塔尔曼（WilliamTalman）以倦乏无力、骨瘦如柴的形象出现在黄金时段的广告上，他宣布自己即将死于肺癌。因为止痛药的麻醉作用，塔尔曼言辞不清，尽管如此，他向公众传达了明确的信息：“如果你吸烟，戒掉吧，不要毁了自己！”
20世纪70年代末，烟草制造商每天面临着负面宣传的冲击，于是自愿撤回了在广播媒体上的香烟广告。
电视上的最后一条香烟广告于1971年1月1日晚间11点59分播出，这正是新年的第一个夜晚，维珍妮牌女士香烟的标语“宝贝，一路辛苦了！”在电视屏幕上一闪而过，然后永远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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