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的毛病我们容易犯,就是好评判他人,一评判,就把人家给否了。看得天下除了自己,没有一个好人,那就不能容众接物。柳下惠呢,一般说他和光同尘太过,就容易同流合污。我到觉得他没有同流合污的问题,他真是清者自清,一旦到了要合污的界限,他就自动切断了。但是他这样的态度,容易被人轻视,不能更加主动的有进有退,才能发挥出自己更大的作用。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měi)焉。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xī)裸裎(chénɡ)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以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
这里讲两位性格比较极端的圣人,一个是伯夷,圣之清者;一个是柳下惠,圣之和者。
伯夷,是把清高做到了极致,上挑君,下挑友。非可事之君不事,非可交之友不交。国君有不善的,他不肯立在他的朝堂上。国人有不善的,他都不肯跟人家讲话。如果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说话,他就像着了朝衣朝冠坐在泥沼或炭灰之上,浑身不自在。专注到这种厌恶恶人恶事的心,就放大了这心,推广开来,哪怕和一个乡下人站在一起,看人家帽子没戴正,他也受不了,觉得人家无礼,眼睛望望然就走开,若将浼焉,浼,污染,好像怕自己也沾染上肮脏似的。
伯夷有贤名,其他诸侯国家有希望请他去做官的,派了善为辞命的使臣来请他,他也不去。为什么不去呢?他不食周粟,连周武王、周公他都看不上,都觉得污,他怎么会接受其他诸侯国君呢?他心里,天下根本无可事之君,无可立之朝,不肯降志辱身,不肯和光同尘。
肯和光同尘的,就是鲁国的柳下惠了,他是另一个极端。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他觉得天下乌鸦一般黑,你污不污,我无所谓,只要给我机会,我就做事,多小的官也做,不觉得失了身份,为谁做事呢?为老百姓做事。他做官的原则,是“进不隐贤,必以其道。”
进不隐贤,是推贤让善,不隐他人之贤,不断的把好人能人往上推。必以其道,是以直道事人,一定要按原则办事。你可以不用我,但你只要用我,我就要按原则办事。即便被人遗弃,而身处困穷,他也不尤不怨。
对于他总是与恶人共事,他平时经常说:“他是他,我是我,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他就算赤身露体站在我身边,跟我又有什么关系,怎么能玷污我呢?”
这话,《列女传》里面有记载。柳下惠按原则办事,得罪权贵,三次被降职,他也不离开,忧民救乱,做多大官,就办多大事。他的妻子说:“还跟他们混在一起,不是亵渎了你吗?”柳下惠说:“油油之民,将陷于害,我怎么能放弃?他是他,我是我,他就算赤身露体站我旁边,又怎么沾污我?”
柳下惠有贤名,其他国家的国君也有派使臣来请他的,你在鲁国不得志,到我们这儿来吧,我们给你做大官,做大事。他一概拒绝。别人问他。他说:“以直道事人,按原则办事,到哪儿都会被排挤的。他们今天高接远迎请我,明天对我的态度也和在这儿没什么区别,我何必离开父母之邦?”
所以他不管跟什么人,都能很高兴地和他一起共处共事,一点也不失常态。几乎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挽留他,叫他留住,他就留住,就是不屑于离开。
孟子说,伯夷太狭隘了,柳下惠呢,又太不严肃,狭隘和不严肃,都是君子所不取的。
孟子另外评论过四大圣人,伊尹是圣之任者,伯夷是圣之清者,柳下惠是圣之和者,孔子是圣之时者,他愿意学孔子。这里是专门就伯夷和柳下惠做了详细评述。
伯夷的毛病我们容易犯,就是好评判他人,一评判,就把人家给否了。看得天下除了自己,没有一个好人,那就不能容众接物。柳下惠呢,一般说他和光同尘太过,就容易同流合污。我到觉得他没有同流合污的问题,他真是清者自清,一旦到了要合污的界限,他就自动切断了。但是他这样的态度,容易被人轻视,不能更加主动的有进有退,才能发挥出自己更大的作用。他的眼光看得太近、太细、太具体,只看着身边的群众,一个也不放弃,一刻也不放手,没去看全国,或者全天下的人民。所以孟子愿意学孔子说圣之时者,只有放弃管不了的,才能去管更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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